..续本文上一页》。在南方，至肖梁时观音信仰也已形成，史载梁武帝曾修观音忏法，救后妃死为巨蟒。可见，观世音崇拜和信仰早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便已在中国流行起来，但这时的信仰尚无专门的道场。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观世音信仰也有了新的发展。唐人避唐太宗讳，把观世音简称观音。至晚唐。普陀山历史揭开了它的新篇章。据传，大中年间(847—895)，有梵僧至普陀山潮音洞前焚十指，得见观音大士现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有关普陀山佛教的最早传说。
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佛祖统纪》作“唐大中十年”)，日本僧人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菩萨像，拟带回国供养，道经四明出海放详，舟过普陀山，搁礁不能动，锷及同行人望潮音洞而祷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说完，舟即浮动，慧锷于是以观音像安置于洞侧张氏家，张氏最后舍宅为建观音院，俗称“不肯去观音院”。鄞人闻此，迎像还郡城置开元寺供养。未几，有无名僧以嘉木至开元寺仿此像而刻之，弥月而新像成，僧亦不知去向。后来，此新像被供奉于原不肯去观音院。古往今来，僧俗皆以日僧慧锷建观音院为普陀山观音信仰道场的肇始。不言而喻，不肯去观音院即此一道场的第一所寺院。
宋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奉诏使三韩(今朝鲜)，途遇风涛，舟搁浅。据说这时有金色光现满月相，珠缨粲然，自普陀山潮音洞升起，舟复安然行驶。事毕归国，奏此瑞应于朝廷，宋神宗于是赐寺额曰“宝陀”。宝陀应是“普陀”、“补陀”的谐音。按补陀洛伽山又称光明山、海岛山、小花树山、是佛经中所说的观音菩萨居住、说法处，位于印度南之海上，或说山在“东洋”，善财童子曾“于东洋紫竹林参观世音”。宋神宗所赐“宝陀”寺额无疑是采自补陀洛伽山的传说。后来，宝陀又演变成“普陀”，梅岑山之名终于被“普陀山”所取代。自此之后，海东诸国如朝鲜、日本、扶桑、阿黎、占城等数百国的雄商巨舶往往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便望山归命，而终于获安。于是，普陀山观音菩萨的“灵应”越传越广，越传越神，普陀山作为观音信仰的专门道场也便如此这般地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道场的形成不仅与中国僧俗有关，而且也与国际上的僧俗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普陀山观音道场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它的形成，是和唐、宋
海上交通的发达、国际贸易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三、沧海桑田话法事普陀山的佛教事业活动包括三个方面，即寺院的兴建沿革、高僧大德的弘法修持和宗派的演变。
在普陀山观音信仰道场形成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高僧纷纷慕名来投，寺院、庵、蓬也因此渐次增加。至元代，岛上至少已有宝陀寺、潮音洞、善财洞、盘陀石、三摩地、真歇庵等多处佛事活动场所。明清两代相继兴建寺院，至清末已有3大寺88处庵堂和128处茅蓬。其中的3大寺为普济禅寺、法雨寺和慧济寺。3大寺是全岛佛事活动的中心，因而也就成了普陀山佛教的主干和代表。
普济寺，亦名前寺，在白华顶南、灵鹫峰麓。为一山供奉观音大士的主刹。名称代有不同，后梁时为不肯去观音院。宋元丰三年(1080)神宗赐名为宝陀寺。绍兴元年(1131)，真歇清了禅师复在此结庵，名曰海岸孤绝禅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住持僧德韶请朝廷赐钱万缗建大殿，并为御书“圆通宝殿”额。元代颁赐尤隆。明洪武十九年(1386)，信国公汤和徙岛上居民、焚毁殿宇，迎观音像供于郡东栖心寺，并奏改栖心寺为补陀寺。正德十年(151 5)，僧淡斋募缘入岛兴复。嘉靖三十二年(1553)，再次内徙。隆庆六年(1572)，山西五台山僧真松入岛修殿宇。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发帑金千两造藏殿。三十三年，迁寺址至山麓(即今址)，又发帑金重建圆通等殿，改辰向为丙向，赐寺额曰“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敕准每年度僧一人。清康熙四年(1665)，葡萄牙侵略者至岛劫掠。至十年，第三次迁徙岛上居民，殿宇毁残一如洪武时。二十三年，弛海禁，设县治，佛法再次复兴，僧照机任住持，开始重建寺宇。后经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和雍正九年(1731)的三次赐帑金大修，终于奠定了后来的寺院规模。殿堂巍峨，佛像庄严，寺宇达二百余间。康熙帝于三十八年重修后赐二额，曰“普济群灵”，曰“普济禅寺”。在重修中，定海总兵广大来、蓝理、僧潮音也都出了大力。寺面纵深60丈，横宽80丈。寺有3门，即中山门，东山门和西山门。殿宇有天王殿、大圆通殿、藏殿、景命殿、伽蓝殿、祖师殿、绣佛殿、白衣殿、灵应殿、关帝殿。寺内还有堂17处、楼12处、轩4处、亭1处、寮1处。寺外原来又有下院5处，即本山下院、定海下院、宁波下院、松江下院、台州下院。
法雨寺，亦名后寺，在白华顶左、光熙峰下。明万历八年(1580)由僧大智真融结茅创庵，名海潮庵。二十二年由郡守吴安江改名海潮寺。二十六年毁于火。二十七年钦赐龙藏。三十三年增建殿宇，次年赐额“护国镇海寺”，再赐龙藏。四十年尽毁于火，旋复建。崇祯十六年(1643)，大殿又毁。清顺治三年(1646)，复于旧殿址建小殿5间。供奉观音大士。小殿前建伽蓝小殿5间，康熙八年(1669)，海寇毁寺。十年，水师提督张杰建殿5间。是年迁徙岛上居民，殿宇残毁如普济寺。弛海禁后，寺院随之复兴。二十六年，住持别庵先后建藏经阁、东禅堂、三圣堂、三生堂、官厅、印寮。二十八年，朝廷赐帑金增建，三十二年建成圆通殿，供奉观音菩萨；继又建成大雄殿，供诸佛。三十八年和雍正九年(1731)复两次获赐帑金，继续修建。此前，康熙帝还于赐帑同时御题“天花法雨”、“法雨禅寺”等额赐之。由是殿堂楼阁整齐完美，与普济寺同耀海山。同治(1862—1874)和光绪(1875—1908)间曾进行大规模的修葺。整个寺院几成正方形，纵深62.5丈，面宽69丈，左右有山门，寺宇计有7殿(天王殿、大圆通殿、珠宝观音殿、大雄殿、伏魔殿、准提殿、伽蓝殿)、13堂、4阁、10楼等，总数达数百间，今尚存245间。过去曾有6座下院，名道头下院、定海下院、宁波下院、杭州下院、温州下院、上海下院。
慧济寺，又名佛顶山寺，在白华顶右。旧有亭，内供石佛。明初，僧圆慧在此结茅。创慧济庵，额曰“宝月含空”。康熙八年(1669)僧普明重修。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临济宗僧能积立志复兴，建圆通、玉皇二殿和大悲楼、斋楼，扩庵为寺。嘉庆三年(1798)挂单安众，咸丰元年(1851)，始行传戒，光绪三十三年(1907)，住持文质大兴土木进行扩建，遂成巨刹，一切规制与普济、雨法两寺相同，是普陀山的第三大寺院。全寺有4殿(大雄殿、天王殿、地藏殿、雷祖殿)、7堂、6楼、2阁等。过去曾有一座下院，名道头下院。
除三大寺之外，山上的主要庵堂尚有18处，诸如妙峰庵、朝阳洞、悦岑庵、鹤呜庵，长生庵、大乘庵、常乐庵、双泉庵、逸云庵、药师庵、息来庵、伴云庵、澄心庵、常明庵、三圣庵、锡麟堂、洪筏堂、文昌阁等等。三大寺和诸多的庵堂、茅蓬散布于普陀山各处，“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遇僧。”普陀山的确成了名符其实的佛国净土了。
《普陀洛迦新志》云：“非有大德之住持，奚副高山之仰止
”事实正是如此，普陀山所以能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与众多名僧大德在此兴衰起蔽，不惮劬劳，虔诚弘法，甘自清苦的努力和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但凡称得上是名僧大德的僧人，又往往是三大寺的住持。截止于《普陀洛迦新志》撰成，普济寺与法雨寺的住持分别为55任和19任。
普济寺的55任住持是：日僧慧锷(五代僧)、真歇清了、自得慧晕、闻云德韶、大川普济、梦窗嗣清(以上宋代僧)、王介禅师、东岩净日、如智、东洲永、一山宁、如律、孚中怀信、古鼎祖铭、大千慧照(以上元代僧)、大基行丕、祖芳道联、淡斋、普贤道诚、本空圆献、无瑕明通、真松、一乘真表、云峰真宰、寂庵如迥、普光真遇、奇峰真才、逊吾如让、三藏真经、万容如钦、昱光如曜、朗彻性珠、文玉寂美(以上明代僧)、贯介照中、道衡普周、公门音通亮、通元照机、潮音通旭、古心明志、自修明果、绎堂心明、震六源法、中赞源正、钅监堂德镜、梦兰源善、云中、承德维贤、融通能圆、月中桂、鸿昆能仑、定智果、慧源嗣诜、方方土宝悟圆、广学宽量、了余广导(以上清代僧)。
法雨寺19任住持是：大智真融、天然如寿、宝莲如光、寂住、文元秀(以上明代僧)，明如德、明益普容、别庵性统、玉峰空怀、洞彻空明、见火工空焱、乐道空经、法泽明智、远辉慧、超尘续恩、海南性、立山满圆、化闻福悟、开如德月(以上清代僧)。
除二大寺住持之外，又有众多的本山出家、十方寄住的名僧大德。他们或弘法，或兴建，都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努力，为建设这座佛教名山奉献一颗虔诚之心。
仅就两大寺的众多住持而言，其中主要的又有以下数名：普济寺有宋之真歇清了禅师、元之孚中怀信、清之潮音通旭。真歇俗性雍，蜀人，年十一依圣果寺俊僧受业，17岁试《华严经》得度，具戒听讲，玄解经论，但以为“言说终未究竟”，所以离蜀经三峡到达沔汉，投丹霞淳和尚门下习禅。后又北游五台，继至汴京，最后南抵仪徽(今江苏扬州附近)，谒长卢祖照禅师。绍兴元年(1131)浮海至普陀山结庵于山椒，自此禅林英秀多依之。就在这时，朝廷应其之请，寺院“易律为禅”。后来，真歇复先后主持过国清寺、雪峰寺、育王寺、龙翔寺、兴庆寺、双径寺。“五承紫泥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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