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走出壤塘
心里惦念着色达，想要离开这里了，便留意着，可有什么顺路的车子能搭往县城的。手扶拖拉机不想再乘了，路上时间太长，而且颠得太厉害。等了两三天，这天下午，发现了一辆漆成蓝色的两吨卡车，上面没几个人，不知从哪开来的。问司机，去县里麽？藏族司机懂汉语，点点头。
就开车麽？搭个车吧。
司机一口答应。象我在这儿遇到的其他藏人一样，司机直爽热情，很容易打交道。
我请司机稍等我一下，赶紧回供销社，把早已整理好的行李背上，连奔带跑地朝卡车跑去。把东西都扔进了车厢，我彻底放下心来。过了会儿，又来了几个搭车的藏胞，爬上车后，司机便开了。
上坡，下坡……下坡，上坡……将至一座山顶时，司机把车停下，坐驾驶室里的几个人下了车，拎着几瓶可乐和一袋锅魁(一种圆形的面饼)，走到一块较平缓的草地上，坐下，开始野餐。原来，这是县藏文中学的几位教师，学生从今天起放暑假了，他们学校借了辆卡车，把住得远的学生一个个送回家去。山坡上绿草茵茵，山花点点；四周山峦起伏，郁郁苍苍；头顶上万里蓝天，白云朵朵，几只雄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到底是县城里的教书匠，有文化有情趣，把午饭拿到这风景如画的山上来吃，别有一番风味。
他们指着锅魁，叫我自己拿，甭客气，我已吃过午饭，谢绝了这几位中学教师的邀请。在这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每每亲身领受藏民对萍水相逢的外来人的热情好客，我心里总很感动。我想起在我刚离开的那个乡里，有个开小店的女主人，五十多岁，我去她那儿买东西时，她问我酸奶是不是吃得惯？我说让我尝尝吧，她就给我舀了满满一杯。我问她要付多少钱，她说酸奶是自己做的，不收钱。后来她见我能吃酸奶，十分高兴，见到我就叫我别忘了拿个杯子去舀一杯，还请我去她屋里吃奶茶和油炸面果。她是开店的，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当然不会没有商品经济观念。可当她把你当一个朋友看待时，哪怕是个偶尔遇上今后未必再能见面的陌路人，她也不会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考虑她给你点什么可以换回点什么……
是的，这儿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比汉地落后得多，可这儿藏胞待人的真诚爽直远远超过汉地。前几年曾听到这么一种理论，说精神文明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只有物质极大丰富了，精神文明才能上去云云。此说未必没有道理。可无情的现实偏偏是，近年来汉地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都为之瞩目，而全民族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道德水准的急剧下降也同样是有目共睹。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要以一个民族躯体的腐蚀病变为代价，这样的代价不是太沉重了吗？当然，经济文化落后并不值得夸耀。藏地民风淳朴，社会秩序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跟全民信教更有关系。前年，色达县一位退休的县委书记就这样对我说过，他认为佛教中有很多合理的因素，象佛教的不杀生、不说假话、不偷盗、不奸***妇女、不喝酒等戒律，推而广之，对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很有好处。他说，别的不说，这儿的犯罪率就比汉地低得多。
又回到了壤塘县城。
刚从成都坐长途汽车来到这里时，一下车，我很感叹这座县城的贫困狭陋，作为一个正规的行政区划，简直徒有“县”名，其规模气派比江浙等地的一个乡镇都差很远。可是，在中壤塘乡呆了一段时候后，再来这里，感觉大不一样，到底是个县城，再穷，毕竟还有百货商店、邮局、农业银行、新华书店、电影院(现已改为录像放映厅)、医院和好多家小吃店。
依然住宿县委招待所。用房间里的电炉煮上一壶水，就可用热水擦擦身洗洗脚了。桌上还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插上电源，可以收到好几套节目。一只巨蚊在屋子里嗡嗡飞，大小如一只蜻蜓，直径有五六厘米。在吊顶灯的玻璃罩上，一只花蝇正沿着玻璃罩的边沿慢慢爬动，玻璃灯罩的影子投在四周墙上，那只花蝇的投影也映得清清楚楚，状如一只黑色的怪鸟，在墙上踽踽而行。
第二天上午，我等邮局开门后，请里面的职工给我接个长途，我想给上海家里挂个电话，报一声平安。邮局楼高五层，赭色釉面贴砖，是整条县城大街上最有气派的建筑物。女职员很有礼貌地告诉我，通往成都的长途电话线中断好几天了，请你过两天再来看看吧。我问她，可有零售的报纸吗？不管什么报都行。她说这儿的不多几份报纸都是单位订阅的，没有零售。问她报纸送到这儿要多长时间？她说《四川日报》送到这儿，通常要三四天。成都到壤塘的距离是六百公里。我记得有报道说，上海出的《新民晚报》，通过电子传递，在美国印海外版，当天就能跟美国的华文读者见面。中美两国，分处地球东西，相隔至少一万公里吧！
我又满街打听，可有什么车子去色达方向的？问来问去，我终于弄明白，壤塘县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被大雨冲塌了一段，任何车辆都进不来出不去，至于成都至这儿的长途班车，因为路上好几处塌方，已有半个月不通车了。
也好，那就在招待所里住上几天，随便走走吧。
在一所挂着“县农业机电局”招牌的院子里，我找到了壤塘县地方志办公室。县志办负责人名叫罗尔洛，四十七岁，他为我倒了一杯茶，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近年找到的一个小窍门，你若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不妨找找当地的地方志办公室，总会有所收获。
壤塘历史上为羌人的生息之地，公元七至八世纪鹿藩战争时期，尚为中央王朝实力未达的徼外。明洪武十一年(1378)，嘉绒扑龙人宗然拉西日喇嘛在中壤塘建错尔基寺，明永乐十六年(1418)该寺活佛晋谒明朝，归顺朝廷。
一九五八年十月，国务院八十一次会议通过，将色尔坝、上寨、杜柯、南木达四地区合置为壤塘县。一九六0年，国务院又将色尔坝划归甘孜州色达县。一九九0年底，壤塘县设一镇十一乡。全县总面积6606平方公里，南北长134公里，东西宽90公里，地形以丘状高原为主，海拔3500米以上。全县人口6178户，29733人，人口密度4.5人／平方公里。若拿壤塘和上海来比的话，两地面积相差不多，但人口密度相差很大，前者大约只及后者的五十分之一。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130万元，其中工业687万元，农业2443万元。
全县畜牧业总存栏数22.9万头(只)。
全县粮食总产416万公斤。
全县财政收入1080万元。
…………
以上统计数字，截至一九九0年。
地方志，主要是跟历史打交道。统计到一九九0年，在地方志里算得上是最新的历史了。
我又去县政府，想获得一点近两年的信息。老的县政府办公楼已被推倒，在原地基上挖了一个巨大的方坑，堆着石子、黄沙、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这儿即将建造一幢新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县府首脑的临时办公地点设在一长条牌楼式的二层走廊上，一间间办公室的门框上方挂着写有“耿西姆办公室”、“李世川办公室”等县太爷大名的小木牌。所有父母官的办公室大门都上了锁，透过玻璃窗可看见办公室里的大写字桌，桌上放着的台历、笔筒、文具盒等办公用品，以及，每张办公桌上都必不可少的一面小小的五星国旗。我在壤塘县城滞留期间，每天往这儿跑上一两趟，想拜见一下这儿的父母官，可是，最终没能如愿。也许，县太爷们都下基层了？
有一天，我忽看见在一间挂着“政府办公室”小木牌的办公室里坐着个胖胖的汉人，正在敲打一只式样新颖内置光驱的笔记本电脑。他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穿一件深蓝色风衣，脸上气色不凡。一种直觉告诉我，这人肯定不是当地人，而且有点来头。办公室的门开着，我就走了进去。听他一开口，就是一口道地的北京话。果然，此公是国家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的官员，从北京来这儿调查高原病的，该项目且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定的资助。他已在这儿呆了几个月，还给他挂了个副县长的虚衔呢。跟他从电脑谈到佛教，发现俩人居然有不少共同语言，真是一件快事。
这时，县府办公室有个人来向他请示：任副县长，路已塌了好几天了，怎么办？
他说，弄个车，去现场看看吧。
我问他，你在这儿真的也管行政上的事？
他说，有啥办法呢，县府的头一个都不在，别人来问你，你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摇了摇头又说，其实，这地方平时有啥个屁事。
来了部北京吉普。我说，我跟着去看看，行不行？
行。他一摆手说。上车吧。
塌方处离县城三四公里，吉普车开上五六分钟就到了。一面是山，一面是河，在公路的拐弯处，有一段路面整个塌到河里去了，要打通公路，就必须紧贴山坡重新刨一段路出来。工程浩大，若没专用施工机械，光靠手挖肩挑，不知要干到哪一年呢。他告诉我，有一年，也是在这拐弯口，整个山坡塌下一大块，把河道都堵住了，人简直无能为力，后来是靠着水流的力量，慢慢把堵住的泥块冲走了。那次大塌方，两个月没通车。
我问，这次要多久才能打通？
“这次塌得不厉害，把施工机械调来，几天就行了。”他说等路修通了，他有事要去成都呢。
我问，通讯恢复啦？
“县里可用无线电跟州里联络。”他说。
隔开水流遄急的杜柯河，对面公路上停了一长溜大卡车、小卡车、拖拉机、面包车、大客车……车子进没法进，退没法退，够呛。乘客干脆下了车扛着包从山坡上绕过塌方的那段路，步行进县城。有的摩托车手，胆子大得很，请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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