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叁、走出壤塘

　　 心裏惦念著色達，想要離開這裏了，便留意著，可有什麼順路的車子能搭往縣城的。手扶拖拉機不想再乘了，路上時間太長，而且顛得太厲害。等了兩叁天，這天下午，發現了一輛漆成藍色的兩噸卡車，上面沒幾個人，不知從哪開來的。問司機，去縣裏麽？藏族司機懂漢語，點點頭。

　　 就開車麽？搭個車吧。

　　 司機一口答應。象我在這兒遇到的其他藏人一樣，司機直爽熱情，很容易打交道。

　　 我請司機稍等我一下，趕緊回供銷社，把早已整理好的行李背上，連奔帶跑地朝卡車跑去。把東西都扔進了車廂，我徹底放下心來。過了會兒，又來了幾個搭車的藏胞，爬上車後，司機便開了。

　　 上坡，下坡……下坡，上坡……將至一座山頂時，司機把車停下，坐駕駛室裏的幾個人下了車，拎著幾瓶可樂和一袋鍋魁(一種圓形的面餅)，走到一塊較平緩的草地上，坐下，開始野餐。原來，這是縣藏文中學的幾位教師，學生從今天起放暑假了，他們學校借了輛卡車，把住得遠的學生一個個送回家去。山坡上綠草茵茵，山花點點；四周山巒起伏，郁郁蒼蒼；頭頂上萬裏藍天，白雲朵朵，幾只雄鷹在天空中自由翺翔。到底是縣城裏的教書匠，有文化有情趣，把午飯拿到這風景如畫的山上來吃，別有一番風味。

　　 他們指著鍋魁，叫我自己拿，甭客氣，我已吃過午飯，謝絕了這幾位中學教師的邀請。在這海拔幾千米的高原上，每每親身領受藏民對萍水相逢的外來人的熱情好客，我心裏總很感動。我想起在我剛離開的那個鄉裏，有個開小店的女主人，五十多歲，我去她那兒買東西時，她問我酸奶是不是吃得慣？我說讓我嘗嘗吧，她就給我舀了滿滿一杯。我問她要付多少錢，她說酸奶是自己做的，不收錢。後來她見我能吃酸奶，十分高興，見到我就叫我別忘了拿個杯子去舀一杯，還請我去她屋裏吃奶茶和油炸面果。她是開店的，一手收錢，一手交貨，當然不會沒有商品經濟觀念。可當她把你當一個朋友看待時，哪怕是個偶爾遇上今後未必再能見面的陌路人，她也不會用商品交換的原則來考慮她給你點什麼可以換回點什麼……

　　 是的，這兒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比漢地落後得多，可這兒藏胞待人的真誠爽直遠遠超過漢地。前幾年曾聽到這麼一種理論，說精神文明是以物質文明爲基礎的，只有物質極大豐富了，精神文明才能上去雲雲。此說未必沒有道理。可無情的現實偏偏是，近年來漢地尤其是沿海開放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都爲之矚目，而全民族包括人際關系在內的道德水准的急劇下降也同樣是有目共睹。如果商品經濟的發展要以一個民族軀體的腐蝕病變爲代價，這樣的代價不是太沈重了嗎？當然，經濟文化落後並不值得誇耀。藏地民風淳樸，社會秩序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也許跟全民信教更有關系。前年，色達縣一位退休的縣委書記就這樣對我說過，他認爲佛教中有很多合理的因素，象佛教的不殺生、不說假話、不偷盜、不奸***婦女、不喝酒等戒律，推而廣之，對保持良好的社會風氣很有好處。他說，別的不說，這兒的犯罪率就比漢地低得多。

　　 又回到了壤塘縣城。

　　 剛從成都坐長途汽車來到這裏時，一下車，我很感歎這座縣城的貧困狹陋，作爲一個正規的行政區劃，簡直徒有“縣”名，其規模氣派比江浙等地的一個鄉鎮都差很遠。可是，在中壤塘鄉呆了一段時候後，再來這裏，感覺大不一樣，到底是個縣城，再窮，畢竟還有百貨商店、郵局、農業銀行、新華書店、電影院(現已改爲錄像放映廳)、醫院和好多家小吃店。

　　 依然住宿縣委招待所。用房間裏的電爐煮上一壺水，就可用熱水擦擦身洗洗腳了。桌上還擺著一臺黑白電視機，插上電源，可以收到好幾套節目。一只巨蚊在屋子裏嗡嗡飛，大小如一只蜻蜓，直徑有五六厘米。在吊頂燈的玻璃罩上，一只花蠅正沿著玻璃罩的邊沿慢慢爬動，玻璃燈罩的影子投在四周牆上，那只花蠅的投影也映得清清楚楚，狀如一只黑色的怪鳥，在牆上踽踽而行。

　　 第二天上午，我等郵局開門後，請裏面的職工給我接個長途，我想給上海家裏挂個電話，報一聲平安。郵局樓高五層，赭色釉面貼磚，是整條縣城大街上最有氣派的建築物。女職員很有禮貌地告訴我，通往成都的長途電話線中斷好幾天了，請你過兩天再來看看吧。我問她，可有零售的報紙嗎？不管什麼報都行。她說這兒的不多幾份報紙都是單位訂閱的，沒有零售。問她報紙送到這兒要多長時間？她說《四川日報》送到這兒，通常要叁四天。成都到壤塘的距離是六百公裏。我記得有報道說，上海出的《新民晚報》，通過電子傳遞，在美國印海外版，當天就能跟美國的華文讀者見面。中美兩國，分處地球東西，相隔至少一萬公裏吧！

　　 我又滿街打聽，可有什麼車子去色達方向的？問來問去，我終于弄明白，壤塘縣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條公路，被大雨沖塌了一段，任何車輛都進不來出不去，至于成都至這兒的長途班車，因爲路上好幾處塌方，已有半個月不通車了。

　　 也好，那就在招待所裏住上幾天，隨便走走吧。

　　 在一所挂著“縣農業機電局”招牌的院子裏，我找到了壤塘縣地方志辦公室。縣志辦負責人名叫羅爾洛，四十七歲，他爲我倒了一杯茶，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問題。這也是我近年找到的一個小竅門，你若想比較全面地了解一個地方的曆史和風土人情，不妨找找當地的地方志辦公室，總會有所收獲。

　　 壤塘曆史上爲羌人的生息之地，公元七至八世紀鹿藩戰爭時期，尚爲中央王朝實力未達的徼外。明洪武十一年(1378)，嘉絨撲龍人宗然拉西日喇嘛在中壤塘建錯爾基寺，明永樂十六年(1418)該寺活佛晉谒明朝，歸順朝廷。

　　 一九五八年十月，國務院八十一次會議通過，將色爾壩、上寨、杜柯、南木達四地區合置爲壤塘縣。一九六0年，國務院又將色爾壩劃歸甘孜州色達縣。一九九0年底，壤塘縣設一鎮十一鄉。全縣總面積6606平方公裏，南北長134公裏，東西寬90公裏，地形以丘狀高原爲主，海拔3500米以上。全縣人口6178戶，29733人，人口密度4.5人／平方公裏。若拿壤塘和上海來比的話，兩地面積相差不多，但人口密度相差很大，前者大約只及後者的五十分之一。

　　 全縣工農業總産值3130萬元，其中工業687萬元，農業2443萬元。

　　 全縣畜牧業總存欄數22.9萬頭(只)。

　　 全縣糧食總産416萬公斤。

　　 全縣財政收入1080萬元。

　　 …………

　　 以上統計數字，截至一九九0年。

　　 地方志，主要是跟曆史打交道。統計到一九九0年，在地方志裏算得上是最新的曆史了。

　　 我又去縣政府，想獲得一點近兩年的信息。老的縣政府辦公樓已被推倒，在原地基上挖了一個巨大的方坑，堆著石子、黃沙、鋼筋、木材等建築材料，這兒即將建造一幢新的縣政府辦公大樓。縣府首腦的臨時辦公地點設在一長條牌樓式的二層走廊上，一間間辦公室的門框上方挂著寫有“耿西姆辦公室”、“李世川辦公室”等縣太爺大名的小木牌。所有父母官的辦公室大門都上了鎖，透過玻璃窗可看見辦公室裏的大寫字桌，桌上放著的臺曆、筆筒、文具盒等辦公用品，以及，每張辦公桌上都必不可少的一面小小的五星國旗。我在壤塘縣城滯留期間，每天往這兒跑上一兩趟，想拜見一下這兒的父母官，可是，最終沒能如願。也許，縣太爺們都下基層了？

　　 有一天，我忽看見在一間挂著“政府辦公室”小木牌的辦公室裏坐著個胖胖的漢人，正在敲打一只式樣新穎內置光驅的筆記本電腦。他的年紀在四十歲左右，穿一件深藍色風衣，臉上氣色不凡。一種直覺告訴我，這人肯定不是當地人，而且有點來頭。辦公室的門開著，我就走了進去。聽他一開口，就是一口道地的北京話。果然，此公是國家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司的官員，從北京來這兒調查高原病的，該項目且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定的資助。他已在這兒呆了幾個月，還給他挂了個副縣長的虛銜呢。跟他從電腦談到佛教，發現倆人居然有不少共同語言，真是一件快事。

　　 這時，縣府辦公室有個人來向他請示：任副縣長，路已塌了好幾天了，怎麼辦？

　　 他說，弄個車，去現場看看吧。

　　 我問他，你在這兒真的也管行政上的事？

　　 他說，有啥辦法呢，縣府的頭一個都不在，別人來問你，你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搖了搖頭又說，其實，這地方平時有啥個屁事。

　　 來了部北京吉普。我說，我跟著去看看，行不行？

　　 行。他一擺手說。上車吧。

　　 塌方處離縣城叁四公裏，吉普車開上五六分鍾就到了。一面是山，一面是河，在公路的拐彎處，有一段路面整個塌到河裏去了，要打通公路，就必須緊貼山坡重新刨一段路出來。工程浩大，若沒專用施工機械，光靠手挖肩挑，不知要幹到哪一年呢。他告訴我，有一年，也是在這拐彎口，整個山坡塌下一大塊，把河道都堵住了，人簡直無能爲力，後來是靠著水流的力量，慢慢把堵住的泥塊沖走了。那次大塌方，兩個月沒通車。

　　 我問，這次要多久才能打通？

　　 “這次塌得不厲害，把施工機械調來，幾天就行了。”他說等路修通了，他有事要去成都呢。

　　 我問，通訊恢複啦？

　　 “縣裏可用無線電跟州裏聯絡。”他說。

　　 隔開水流遄急的杜柯河，對面公路上停了一長溜大卡車、小卡車、拖拉機、面包車、大客車……車子進沒法進，退沒法退，夠嗆。乘客幹脆下了車扛著包從山坡上繞過塌方的那段路，步行進縣城。有的摩托車手，膽子大得很，請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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