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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金刚经》的研究(沈家桢)▪P4

  ..续本文上一页陀每天著衣持钵,入城乞食,这是佛陀的戒律。去乞食要穿上整齐有礼貌的衣服,要有威仪。六七十岁的人了,身边有这么多的弟子,他还是每天亲自拿著笨重的大饭碗去乞食,而且他入舍卫大城乞食,是依家而乞,并没有挑选,到皇宫乞食如此,到贫穷人家乞食也是如此。此种的以身作则,不但示范持戒,也示范修福。像这种表率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各位,乞食是为了让人有布施的机会。因为供养有道德有智慧的人,是种福田,是可以得福报善因的。让人有得福报的机会,这个举动,本身即是修福。所以佛制乞食,是使出家人有持戒修福的机会,意义极为深远。

  不分贫富,依家乞食,是培养平等心,没有分别心,所以遵守这个戒律,不但是持戒,并能摄慧。再看经文「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都是有条不乱,多么安详庄严。吃完饭,收了衣钵,洗了足,马上就敷座而坐。想想我们自己,吃饭时,常常是这个菜好,那个菜不好;不但吃完饭后很少能静得下来,连在吃饭的时候,也是一边吃,一边看电视,看报纸,转念头,谈生意,或者生气发火,何尝有一刻是真正静下来的,更不必谈入定了。

  所以这一段佛陀日常生活的叙述,实在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如果能常常拿佛陀以身作则的生活作榜样,可以说不辜负佛陀的一片苦心,此之谓报佛恩。

  般若妙慧在日常生活中

  经首这段描述,除上述含义之外,也给我们另一个更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你所读的这部般若妙慧,是脱离不了日常生活,是不应该和日常生活分开的,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体会和实践般若的道理,这才可以说是真正向佛学习的佛弟子。所以说这段经文非常重要。

  可是上述浅显的解释,虽然对我们这些博地凡夫,可以起模仿学习的作用,但似乎用来说明结经的大德,是因为了解须菩提是在佛陀的日常生活行动中,突然有了新的发现,所以起而赞叹:「希有!世尊!」,则显得不够。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这位伟大的老师──佛陀,三十多年来,在他的行住坐卧中,时时以身作则,应该须菩提早就熟悉。持戒修福也早已是这批大比丘的日常功课,应该不会引起须菩提「希有!世尊!」的赞叹。因此我们得用较深的看法来研究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不仅记录所以有这一次金刚般若说法的直接因缘,也显示了金刚般若的基本教义。所以各位如果发心读或研究《金刚经》,我劝各位要好好地把握这段经文,不要认为它不重要而忽略过去。

  若要用较深的道理来说明这段经文的涵义,并不容易。现在我就直接了当的解说一下:须菩提那天是忽然领悟佛陀的著衣持钵,入城乞食,乃至敷座而坐,原来是在示范般若的最深道理。他并不用语言,可是却教导了他的弟子们不取相、不取法相、不取非法相的般若妙理。正因须菩提领悟了这点,所以他急急乎地站起来,赞叹佛陀说:「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

  我的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可以说已经解答了,但也可能给若干朋友带来新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不取相,不取法相,不取非法相?」这三句话好像太专门了一些,如果要详细解释,就应该从什么叫做「相」讲起,但这样讲就等于研究《金刚经》的正文,因此这个「相」留待将来研究《金刚经》正文时再讨论,现在先针对这个问题,做一简单的说明。

  须菩提所领悟到的是佛在日常生活中,竟完全没有取佛相;也没有取法相,因为佛在乞食的行动中,并没有用文字来演说教义;也没有取非法相,虽然是一言不说,可是处处都在教导弟子。各位想想看,佛若取了佛相,他就不会和弟子一样,每天著衣持钵,进城乞食。不要说取佛相,他只要稍稍取一些师父或上师的相,以他这么大的年纪,早就可以坐在精舍里,由给孤独长者供养他,或者由弟子乞食来侍候他,他又何必每天托著笨重的钵,赤著脚来回走这么远的路,乞食回来,再和弟子一同吃饭呢!再进一步讲,佛若取了佛相,以佛的神通,根本就用不著和凡夫一样每天吃饭,他本身是佛而不取佛相,这就叫「不著相」。不著相是《金刚经》讲的重要道理。

  再看,佛陀在日常生活中,如此自然的过著出家生活,并没有说一个字,讲一句话,而且是自然流露,并非故意这么做,这就叫不著法相。他的弟子及后来的世人以他为榜样,都是被他的身教所感,得益于他不取法相,而将法传授给众生,这就叫做不著非法相。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佛陀实在已彻底的表显了般若离相的妙慧。不著相、不著法相、不著非法相,是何等的亲切动人,无怪乎须菩提一旦领悟,立即赞叹:「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了。

  (八)「云何应住」和「应云何住」

  须菩提在赞叹佛陀之后,提出了问题,依照《金刚经》的流通本,这个问题是「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如果您念过《金刚经》的,一定知道,在这部经大约一半的地方,须菩提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我要和各位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佛讲了很多道理之后,须菩提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经文经过了一千多年来的抄写和印刷,在抄写、印刷过程中,是不是有错误的可能?这是我多年来的疑问。有些注经大德,认为须菩提第二次重提这个问题,是他的慈悲,是要让第一次问题还没有听懂的人,还有机会再听到佛的开示;也有的大德认为这两次的问题,文字虽然相同,但其意义有深浅的不同。这些解释都不能消除我的疑问。

  后来我读玄奘大师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百七十七卷「能断金刚分」,佛说般若经的第九会,相当于鸠摩罗什大师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我们现在读的《金刚经》。玄奘大师对这一个问题的译文是「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这里他用了「应云何住?」就比「云何应住?」容易解释得多,涵义也比较丰富。可是「能断金刚分」大约在一半的地方,也有同样问题的记录,而玄奘大师的译文也同样是「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因此,虽然我发现了新的译文「应云何住」,可是还没有完全解答我的疑问。一直到十几年前,看到一本唐朝咸通年间,鸠摩罗什大师译的手抄《金刚经》影印本,其中在经初的第一次问题时,用的是「应云何住」,而第二次问时用的是「云何应住」。换句话说,须菩提第一次的问题是「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第二次的问题则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可是那时,我还不敢确定那一种版本是对的。虽然觉得第一次发问时用「应云何住」,第二次发问时用「云何应住」,远比两次都用「云何应住」要合理且容易解释得多。

  去年,我细读了江味农居士著的《金刚经讲义》,发现他对这个问题曾做了深刻的研究。他不但考据了古代的大德注解《金刚经》时所引用的经文,且根据敦煌石室唐人写经,譬如石室秘宝中柳公权所写的《金刚经》等,提出他的结论。

  他的结论是第一次问的时候是「应云何住」,第二次问的时候是「云何应住」;他并且说,不仅唐朝的抄本是这样,明朝的刻本、宋初的《金刚经》版本也都是「应云何住」。一直到清朝初期的刻版(就是现在所谓的流通本),才改成「云何应住」。因此,他的结论是第一次问题中「云何应住」是错误的,应该是「应云何住」。我认为江居士的见解很正确,他这一番校订工作很有价值。各位所读的《金刚经》,大都是所谓的流通本。如果第一次的问题是「云何应住」的话,不妨在边上加注「应云何住」,将来自己慢慢体会,再决定那一种译文对你最能相契。讲到这里,好像我对流通本中是否有错误的问题,已经有了解答,可是须菩提这两次的问题究竟应该怎么解释呢?前后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要将这个搞清楚了,才明白这一个「应」字,若搬动了位置后,会使经文的意义有相当大的改变。

  现在,我先将须菩提问题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解释一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因为中国成语里,没有适当的字句,可以完全表达这句梵文的意义,所以没有直接译成中文。「阿耨多罗」,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比它再高再上的意思,简称为「无上」;「三」是正,正知正见的「正」;「藐」是平等,「菩提」是觉。一般译成无上正等正觉。而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了成佛的心。而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为了普度众生。这个发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就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者说发了无上菩提心。单单发了菩提心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发无上菩提心。

  须菩提在第一次问的时候,尚未深解义趣,这里所谓的尚未深解义趣,就是说对应无所住的道理,还没有彻底的明白,心中还执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还执著有一个心可以发,这个心既然能够发起,也会退失,因此他的问题是善男子、善女人,既发了无上菩提心的,应云何住?就是应该如何保住这个已发起的无上菩提心,使之不退失。

  也有的大德,认为须菩提那时的境界已经不仅如此,他对空性的体验已相当深了,在声闻弟子中,解空第一。而且在这千二百五十大比丘中,也有对空性已经有相当体验的,并且为未来有深厚根基的众生著想,所以须菩提的问题,可以说是为了两种不同程度的人而发:第一种可以说是为初发心的善男人、善女人,即是刚刚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而请示世尊,这已发起的无上菩提心,应云何住?就是应如何保持,使之不退。另一种是为程度比较高的人而请示的,对那些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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