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六年实际工作
一、前言
大藏经，诚如论坛大会所言，是佛教的圣典，是古代亚洲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今天研究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大藏经的整理、保护、重印、流通，与发 展，是古今中外所有佛门弟子共同的责任与愿望，也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佛门大德毕生心血之所寄。
我万分有幸，自2002 年秋天以来，有缘参与对全世界各地联络赠送 乾隆大藏经及其它多种大藏经之法宝流通工作。六年多来，从赠藏之实际工作中，累积了一些经验与心得，今日藉论坛盛会作一简单报告，提请各方大德指正、参考，亦是殊胜因缘。
二、我国历代对大藏经的整理、重印、与保护
据传我国大藏经的整理、汇集，始于南北朝时代。梁武帝天鉴年间，曾收集历代翻译的经典多部，据传是佛经有藏的开始。依隋书经籍志等史书记载，梁朝释僧佑 撰 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不过，自汉至隋唐，佛经都靠手写本流传(目前尚有若干古代写本佛经幸存)；这些早期传说的藏经全是手写本，目前均已失传。
除了石刻经典及手写经本之外，佛经开始有木刻本始于晚唐(大约西元九世纪时)。现存最早的木刻佛经，是在敦煌发现的唐碱通九年(西元868年)王玠出资雕刻的金刚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有刻印日期可考的雕版印刷书。
依目前可考之记录，我国大藏经之刻印始于北宋开宝年间于四川所刻的 开宝藏(或称蜀藏)，所以修藏史一般从宋朝开始起叙；宋代之前，佛经刻本多属单行本。
历代整理、汇集大藏经，国内可考的，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明四次、清一次；国外可考的，高丽三次，日本七次，其大要者略述如下：
唐代时，智升作 开元释教录，这是一部精详的佛教典籍之目录学著作。到了宋代，宋太祖敕令于益卅(现在的四川省)雕刻 开宝藏，这是我国第一部木版刻印的大藏经。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之目录为依据，而后来历代的大藏经，则又都以宋代之开宝藏为基础。开宝藏于宋初传入高丽，为高丽藏之所本。
从宋朝、元朝到明朝，大藏经代有编集；到明朝万历年间，大藏经已有四种版本，其中包括明太祖洪武年间的南藏(在南京刻)，及永乐年间的北藏(在北京刻)等。到了清朝，世宗皇帝于雍正十一年(西元1733年)命王公大臣及汉、藏僧侣等一百三十多人，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以明初的北藏为基础，校勘修订，开始编集重刻大藏经，是为清藏。这部大藏经于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竣工，也称乾隆大藏经，俗称龙藏。这是中国官刻大藏经的最后一部，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部大藏经版，也是目前最为完整的一部汉文大藏经。
大藏经，是将一切佛教经典作有组织、有系统地整理、汇集。佛入灭后，佛教经典是如来正法之所系、众生慧命之所寄，影响深远、关系重大。而历代朝野对大藏经的编集，不但整理、校对、保存了历代汉译之佛经，同时，各朝代之藏经编集者亦不断收集并增补当时新发现之各种佛教文献及相关资料。这样的努力，正是对法宝的保护，使法典得以不断流传，也使当时及后世之大众于学佛时有所依凭。
以目前我国现存的唯一一部大藏经版，龙藏经版为例，即可知古人刻印大藏经时，对保护经藏所用之苦心。目前龙藏经版有一部份保存于北京云居寺，我于 2003年至云居寺参访时，曾有幸亲见龙藏之部份经版，包括龙藏中惟一的一块整版雕画－－全佛图。
龙藏木经版全由上等梨木制作雕版，而且，每块经版都是用一整块梨木雕刻而成。梨木材质坚硬不易变形，且木纹平直，纹理密集整齐，是用来制作雕版的上好材料。虽然我国早在宋代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法，但清朝刻印龙藏，反而使用老式的整版雕版印刷法。这是因为雕版印刷虽然比活字印刷效率低，但其版本较容易完整保存。也正因如此，龙藏经版多数至今尚能完好保存，也才能使我国保存下来最完整的汉文大藏经。
当然，讨论对经藏法宝的保护，不能不推崇房山石经。汉朝司马迁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房山石经将保护经藏、藏之名山，传诸万世的苦心发挥到了极致。
佛法东来之后，在我国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曾遭遇两次法难，经书被焚烧破坏。同时，南北朝时，战乱不止，手写经本也难以保全。为了将经藏妥善保护，不被世间灾难及战乱毁坏，以令正法长存，北齐慧思大师即有意将重要佛典刻于石上，藏于山洞中，以作将来重行拓印流通之底本。
房山石经即是由静琬大师秉承其师慧思大师之遗愿，于隋朝大业十二年(西元605年)开始创刻。刻经事业自隋至明(西元1644年)，经历六个朝代，上下绵延1039年。师徒相承，代代接替，共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规模之宏大，用心之良苦，令人叹为观止。
2003年我至云居寺参访时，先在地宫见到了在恒温、恒湿下妥善保存之石经板，再有殊胜因缘，得以到对面石经山上原刻经洞参访。面对万千手刻石经板，对古代大德沤心沥血、弘护正法之弘愿，实深觉震撼，感戴无已。
三、参与赠藏因缘及工作成果报告
我能参与对全世界各地联络赠送 乾隆大藏经及其它多种大藏经之法宝流通工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在2002 年中时，我即听说净空老法师及其所代表之十方善信大德提倡恭印 乾隆大藏经，计画赠送给世界各国之国家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以保存、典藏，并供大众参阅。
作为佛弟子，我对此举深为赞叹。一方面，将 乾隆大藏经分布世界各地，广为保存，能助经藏长存，维护正法久住；另一方面，经藏所在之处即如同有佛，一如景印《乾隆大藏经》缘起所言，我也盼望藉由流通 乾隆大藏经之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消灾解劫，祈求世界和平。不过，在当时，我没想过会与此一事业有所关联。
到了2002 年秋天，美国东部的同修告知，赠送 龙藏给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之计画进行不太顺利，似乎赠送无门，希望我能帮忙试试看。当时我不觉得我有能力帮多少忙，不过，流通经藏、维护正法久住，是每个佛弟子的天职，我愿意尽力一试。在当时我刚联络赠送了一部禅藏给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有一点点联络基础，因此，找了几位义工同修，组织了一个 “赠藏小组”，从芝加哥附近之伊利诺大学 及芝加哥大学 两所名校开始，尝试写信联络。
结果，“赠藏小组”出师大捷。两所著名大学都很快回信表示愿意接受龙藏赠送，我们很快建立了一点信心。接着，我选定美国东部的长春藤盟校为下一目标，先以校友身份成功地将龙藏送入宾卅大学，再逐一联络，将龙藏送入了 哈佛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
至此，我的信心增多，开始试着联络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选定先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试起。当时伊利诺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陈馆长提供给我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王博士的联络资料，我锲而不舍，给王博士写了几次英文长信，说明赠藏目的与用心；在一再努力下，经过安检等程式，终于将龙藏送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为赠藏工作迈出了一大步！
接下来，持续密集之赠藏联络虽令我常须日以继夜工作，写信、回信、安排寄送、解决通关、编目、储存种种问题等等，但进展尚称顺利。几年间，接受我们此项联络捐赠服务之机构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国及全美国、加拿大所有的著名大学及图书馆。
受赠 龙藏之国家图书馆除上述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外，尚包括丹麦皇家图书馆、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印度国家图书馆、新加坡、爱沙尼亚、及捷克共和国等国之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些国家图书馆，例如叙利亚国家图书馆、波兰国家图书馆等，无法使用汉文龙藏，但要求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英文佛书。
著名大学方面，则分布范围更广，美国、加拿大之外，亦包括中南美洲圣保罗大学，及澳洲国家大学；欧洲方面，包括了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及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约十个 国家之多所著名大学。亚洲方面，包括了台湾大学、尼泊尔及印度亚洲方面，包括了台湾大学、尼泊尔及印度、新加坡等国之多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大陆方面，则包括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及 四川大学 等多所著名大学之图书馆及研究所。
我们开始之联络赠送以龙藏为主，但配合受赠机构之需求，赠送之佛典范围逐渐扩大，渐渐也包括赠送大正藏、缅甸巴利藏、印度巴利藏、大部套装祖师大德著作及佛学丛书，以及大量之英文及其它语文佛书。六年多来，不敢说成就辉煌，不过，赠送出之佛典、大藏经(龙藏、大正藏、巴利藏)数量十分可观，受赠之国家、机构相当广泛，相信对传扬佛典、协助保存古籍，并促进与世界各地正统学术机构之文化交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影响。
四、由赠藏经验累积之心得及对大藏经弘扬的展望
我的赠藏联络工作不是从头到尾一帆风顺，不过，感谢三宝加持、龙天护念，及许多义工同修与协助寄送单位同仁之大力配合，所有难题都终能解决。
由几年的赠藏经验中，我也累积了一点点心得，谨略述于此，敬供参考：
1。推广、流通大藏经及佛典，是一个需要群策群力的集体工作，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资源。
此项工作，不但主要负责人员要有广大人脉、良好之沟通及随机应变能力，也需要有同心同志、高度配合、能随时待命、一起解决问题的后援小组。广大人脉对推展任何工作都是一大助力，对于跨国对不同宗教、文化、语文之朋友推广、流通大藏经及各种佛典，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以赠藏实务经验而言，找到每一个合适的受赠单位中的正确联络人去开始联络，是整个赠藏过程中最艰难的工作。而良好、广大的人脉基础，则为此项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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