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与菩提长老的会晤
攀登佛法的高山
释见勛译
菩提长老 194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 1967年完成哲学博士学位后，即赴斯里兰卡出家， 1967年受沙马内拉戒， 1973年受比库具足戒。自 1984年，菩提长老奉任斯里兰卡佛教出版社( Buddhist Publictaion Society)总编辑， 1988年又出任该社社长，其在着作、翻译、编辑上声誉卓着，出版过多部重要作品，包括《中部尼柯耶英译》、《相应部尼柯耶英译》等。法师以现代英文语法翻译并注释巴利经论，对于南传巴利藏的弘传，其贡献可谓兼具重要性与历史性。法师目前担任美国同净兰若僧团会议主席，及美国印顺导师基金会董事长。
一位西方哲学博士是如何走进东方宗教？在东方宗教的薰陶下，再次回到西方，他是怎幺看待西方现况与东方宗教？佛教在西方传扬的危险与瓶颈又会在哪里？且让我们跟着菩提长老，一起攀登佛法的高山。
问：法师，您在斯里兰卡已居住多年，什幺因缘让你回到美国？
答：我原本是来美国拜访父亲和姐妹。 25年来，我一直为头痛所苦，试过了各种治疗，都为这顽劣的头痛所抗拒，于是父亲建议我去「纽约头痛中心」就医，所以我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
问：您真的决定重回美国定居吗？
答：我最初只打算留在美国治疗头痛，然后就回斯里兰卡。然而，过去几个月，我不得不注意脑海中，两个愈来愈强烈的想法︰首先，我的父亲年老了，我应该更亲近他；其次，与斯里兰卡相比，我留在美国能对佛法更有贡献；而且在 2002年初，我正式从斯里兰卡佛教出版社的编辑退休，也就不再有义务留在斯里兰卡了。
我偶然遇见一位华人老法师和他的翻译，邀请我去参访他们在新泽西的寺院。我以为那会是个在少数民族区里忙碌的传统寺庙，但结果相当令人惊喜。它是座认真修学的寺院，位于新泽西安静宽广的郊区，树木繁茂的丘陵环绕，觅食的鹿群在草坪悠游。我和仁俊长老一见如故，他邀我留下来，住多久都没关系。
问：所以，您一个上座部( Theravada)佛教的比库，就住进汉传大乘佛教( Mahayana)的寺院？
答：在古印度，不同佛教学派的僧人和平居住在同一寺院，并不稀罕。我发现仁俊长老是相当值得钦佩的︰他既博学，又深入理解佛法奥旨，却十分简单、谦逊和无私；他持戒精严，却又总是充满笑声与慈悲；同时他也是阿含的权威(在汉传藏经里，阿含经相当于巴利尼柯耶)，因此我和他的修学方法极为相近。我们希望使这寺院，成为任何正统戒律传承下，训练良好的僧人都能和谐共住的地方。
问：一开始您如何从布鲁克林到斯里兰卡？
答：约1965年，我在布鲁克林学院时，接触到铃木大拙和艾伦瓦兹关于禅的书籍，开始对佛教感到兴趣。 1966年我去南加州克莱蒙研究所研究西方哲学，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名为释觉戒( Thich Giac Duc)的越南比库，我们住在同一栋学生宿舍。我请他指导禅修，他教我练习安般念以及佛教概要，这是在铃木和瓦兹的作品里找不到的﹗几个月后我决定要出家，便问他是否能为我授戒，他同意了。因此，1967年5月，我在越南大乘佛教传承下受戒成为沙马内拉。
问：出家对您来说是迈出一大步吗？
答：从外观看，当然是很大一步，但我从来没有为决定出家而挣扎。仅仅是一个早上醒来，有了这样的想法：「为何不请求觉戒法师度我出家？」就这样而已。之后我们一起住在克莱蒙三年，着手进行各自的博士学位。(我的长篇论文是有关约翰洛克( JohnLocke)的哲学。)当他返回越南后，我与另一位越南比库 —释善恩，同住在洛杉几一个禅修中心。那时我已决定要去亚洲受具足戒和研究佛教，终身践行和弘扬佛法。这段期间，我也遇见几位旅经美国的斯里兰卡比库，最值得一提的是喜见长老( Ven. PiyadassiThera)，他建议阿难陀慈氏长老( Ven. AnandaMaitreya)—一位杰出、有学问的斯里兰卡比库 —当作我的教师。
1972年8月以前，我在美国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后，写信给阿难陀慈氏长老，请他答应我到他的寺院受戒和修学，他回信说欢迎。结束了越南简短拜访我第一位老师后，我就去斯里兰卡从阿难陀慈氏长老受戒，在长老座下修学佛法和巴利语 3年。过后，着名的德国比库向智长老( Nyanaponika Thera)邀请我到康提( Kandy)的林隐寺，最后我在那里住了许多年，照顾年老的向智长老，并协助佛教出版社的工作。
问：您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学者？
答：我从未打算成为一个佛教学者，或是巴利文献的翻译者；事实上即使到现在，严格说来，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佛教学者。我一开始由禅修而受佛教吸引，但我第一个老师 —觉戒法师，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为了禅修和在西方教授佛法能有良好的基础，需有系统地研究佛法。所以我去斯里兰卡受戒时，原先是想用几年研究巴利经典后，就去禅修。
那时，我已了解要正确研究经典，必须学习经典语言，即研究巴利语是必要的。我在阅读原典时，常为自己翻译一整段经文和注释，因此就逐渐将心力投注于翻译。为打下修行的基础，我有系统地研读经藏，运用阅读的材料作思惟的主题，以转换个人的理解。我渴望的理解，并非学者所要求的客观理解，而是个人、主观的对佛法要义的领会。我希望能从佛陀教授的佛法，了解自己如何做人和当一个佛弟子。结果，我原有的西方世界观需要大幅修改，才能与佛法相符。
问：您会建议所有禅修者都要研读佛法吗？
答：我不会说在开始禅修之前，就要具备完整的经典知识。我就像现今大部分的佛教徒，是透过禅修进入佛教。但我相信，为达到佛陀赋予禅修的目的，禅修必须有其他助缘的强大支持，来增益并导引至正确的目标。这些因素包括「信」 —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与信赖；「正见」 —清楚理解教法的基本原理；「戒」 —持守佛教戒律，不仅当作教条规章来死守，而是专心致意，以彻底转换个人性格与行为的努力。
关于解、行这两个互补的因素，每个人很自然会作不同比重的分配。有些人强烈地想理解经典所传达的教义，而渴望广泛扩充经典的知识，对这样的人来说，禅修在这阶段的心灵发展只是次要的；相反地，他们会将重点放在深入研究与清楚地理解佛法。另一些人，可能对研究经典或了解哲理兴趣不大，因而倾向禅修实践。我自己则认为解行平衡发展，是最健康的学佛方式。
至于我的修学情况，由于受到早期引领入门的老师影响，想从横面的广度与垂直的深度，这两方面详细地理解佛教。尽管原先企图直接投入禅修，但因缘似乎使我遇到的老师，都不专门强调禅修，而是重视研读、禅修和品格发展的整合。他们一再引导我，缓慢渐次而有耐心地，运用广泛多元的方式来培养心灵，这正好十分契合我的个性。
问：在西方的佛教向来相当反智( anti-intellectual)，好像直到最近，禅修者才转向要多学习了解这个传统？
答：美国佛教的反智偏见，我视为是对典型西方教育 —过度强调概念学习 —的自然反应，亦即为了学习本身或职业上的目的而提倡学习，毫不顾及生活的价值。扬弃理智主义，同时根源于两个反叛
「自由理性」(disengaged rationality)—假设的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事实上，所谓失落的一代和嬉皮，实质上是浪漫排拒「自由理性」的继承人，而在某方面也是美国佛教运动的先驱。
不过，主流佛教传统的修学，与西方学术界所运用的大不相同，是将概念上的理解，作为指点个人经验的跳板。传统佛教的修学次第开始于「闻法」 —去听闻那些「初善、中善、后善」的教法；之后「忆持」 —将所听到的教法保留在记忆中(请记得，在书写经典不可得之前都要靠背诵，所以「忆持」是指将引导个人修行的教法记在心中。)；然后「诵持」教法 —为了能将之更深地铭记在心；下一步是「思惟」 —透过理智思考、仔细审虑，以领悟文字所要传达的法义，并省思如何将佛法应用于个人经验，而不只满足于对法义观念的理解；最后还须「直观」 —以禅修为基础的智慧，直接通达法义。
问：您曾受过哪种禅修训练？
答：我在斯里兰卡的早期极少密集禅修，因为这不是我的教授师的修行模式；他是将规律的禅修，融入每天的日常生活。后来我自己密集禅修时，是以安般念当作唯一的禅修所缘。练习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心变得枯燥且坚硬，觉得需要其他类型的禅修来软化和丰富心。因此，在不同时间和情况，我学习到「四护卫禅」：佛随念、慈心观、不净观和死随念。至今，我仍广为运用于自己所有的出家生活中。偶尔我也尽量在斯里兰卡或其他地方隐居禅修。但很遗憾，因缺乏福德和不堪其扰的头痛，我并没有达到任何堪为真正禅修者的成就。
问：除了慈心观，其他您所提到的禅修方法在美国并不十分普遍。
答：这里我也很纳闷，内观禅修( vipassana)在美国，变成从更为宽广的佛法背景切割出来，自成一家的法门。然而，我所受的教育训练，认为内观禅修是佛法王冠上的宝石，就像其他王冠宝石一样，必须镶嵌在适合的皇冠上。传统上禅修基础的架构由以下所组成：一、对三宝的信心；二、对佛法有正知见；还有三、志求体证佛陀开示教法的目标。在这基础上禅修，以直接洞察教理，符合佛陀本义的正确智慧便会自然生起，导向目标的实现。
问：您如何看待佛教现今在美国如此受欢迎的现象？
答：理解佛教为何在这特别的历史时刻会吸引美国人并不困难。有神论宗教已无法掌握许多美国知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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