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里面的思想相合，则为正知正见；如果与经典思想相背，便是我们知见错误，应即时依经训改正；这就是“修行”。此外，乐也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凡夫，既然是凡夫，就没有办法断除妄念；妄念就是烦恼，就是迷惑，音乐的功能乃在调和心情，如闻梵呗可以令人心诚敬，所以礼乐也是任何宗教都不能缺少的。高级的宗教皆有戒律、有乐章，这都是帮助他们修行证果的。宗教除了有仪式之外，特别讲求师承，自教主代代相传，师承非常重要，有师承才有伟大的宗教师。不但宗教，即使世间学术研究，也莫不讲求师承；必有好的老师，才有良好的学行表现，而将道业发扬光大。宗教有他承传的史迹，这些史迹有两种意义：第一、是纪念前贤功德。现在所谓观光，招徕外宾参观中国古典文化的成就。第二、是史迹的教化功能，令人见贤思齐，观前人的修行功业，以激发向往效法之心；他们是已获成就者，我们则尚无成就。古人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成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善断恶之修德而已。前贤能够成就修德，我们也能成就，这是必然的。古人遗迹，无非是给我们作典型，作见证。宗教徒的生活，非常注重和合，因为和合才能团结，才能做到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一个家庭的兴衰，可以从这家庭中父子、兄弟、亲戚、朋友，看他们相处得是否和睦？如果和睦，这个家庭一定兴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战争亦是如此；古人云：师克在和，唯有上下一心，才能克敌致胜。佛弟子的生活是戒同修，见同解，身同住，利同均，口无诤，意同悦，理同证，是为七和合的团体。宗教徒最终的目标是要证入圣贤；证到圣贤并不就算完事；依佛法来说，成佛以后，还需要教化一切众生，以救人救世为己任，如此才能成就其伟大，才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小乘就是止于已证境界，而不肯再出来；因为教化众生也相当苦，这不是佛法的究竟目的。小乘是过渡时期，实际上讲起来，小乘人经过相当时间后，还是要转入大乘，没有绝对的小乘；所以佛教是福慧双具，利益一切众生，救人救世，这是文化进展必然的趋势。

　　文化复兴与宗教复兴，可说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化是伦理、民主、科学；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伦理上，总统提倡中化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初，我曾听人说，甚至外国人也讲，中华文化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这些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总统的正知正见，不是这些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民主”和外国的“民主”不一样，中国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的“民主”是“伦理的民主”，外国只有民主，其中没有伦理，所以他们的民主依然是一盘散沙。以美国而论，多数美国人也是缺乏伦理观念。伦理的民主就是三民主义，国父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所以三民主义，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结晶的发扬光大。必须有伦理的民主，然后才能进化到大同世界。如果自己国家不能平等独立，而谈世界大同，那末免奢侈。所以我们宣扬三民主义，万万不可认为是教条，否则就会害国家、害民族，到最后也害了自己身家。

　　讲到“科学”，为什么说中国的科学是“伦理的科学”呢？中国历代不是没有科学家，因为中国人有伦理的观念，任何技术的发明，都必须对国家、对社会有利无弊，才愿去做；如果有害，就不愿做。譬如我们看到历史上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那是机械化的运输，为什么诸葛亮死后，不将其法流传于后世，这便是由于他的仁慈。中国人认为科学技术，如果为明君、为有道义的政权掌握，固然能够有利众生，造福人群；假如被暴虐无道的昏君或由有侵略野心的政权取得以后，那就不堪设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将深受其害。我们看到西方许多科学家，他们没有国家观念，甚至连家庭观念也没有，只有个人的功利主义，所以只要有相当的聘金报酬，他就可以为外国人做事，甚至于为敌人制造科学武器来毁灭自己的国家，试问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呢？中国的科学是以慈悲益世，造福人群为著眼，所以这是伦理的科学，与外国科学家所讲求的当然不同。

　　伦理必须从教育上著手；教育的根本是五伦八德，三纲五常，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宗旨。孔子教学，第一就是德行，首先教人应当如何做人？若是一个人连人伦都不懂，纵然学成技艺，也必然危害众生。所以教育首重道德，有了道德，于是再教以言语应对，作事技能，乃至文学艺术，这是中国立国的教育精神。礼记学记开端就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现代的教育可以说是科学技术的教育，伦理道德已经不为众人所重视了。所以我们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复兴伦理道德的教育，实践伦理的民主，伦理的科学，才能够救国家救民族乃至于救世界。再看近代西方国家，假使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就没有办法统治他们的国家，近代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惟独我们中国自秦、汉大一统后，以道德、以孝治天下，也就是以文化的力量致太平，而不是以武力作统治的工具。实际上中国在三皇、五帝时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所以黄帝、夏禹、商汤都是以德治天下。经史谓唐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故中华文化是以伦理为基础，于个人则以致位圣贤为目标；于社会则以齐家、治国、而止于世界大同的理想。所以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贤人政治，中华文化是世界至善的文化；它与佛教非常接近。佛法传入中国，中国有大乘佛法，没有小乘佛法；但佛法是必然由小乘而进入大乘，和我们念书一样，一定由小学、中学才能进入大学；可是佛法到中国只有大学，没有小学，因为中华文化精神和小乘佛教很接近，因此小乘在中国已无必要，故传入的多是大乘佛法，且在中国能特别发扬光大。现在唯有中国的佛法还保存一点样子，在外国都已经逐渐变质，成为“佛学”，只当作一种学术研究，谈不上修证工夫，当然观现代人类的利益也已不能与往昔并论；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及目标。

　　我们是讲究信仰自由的国家，任何宗教只要符合道德水准的，我们都加以尊重。宗教的目的不外乎二种：一为入世，一为出世，也就是现前的目的与死后的目的。现在，我们将这两种目的分开来讨论：所谓入世，是指现在我们的身体生命，还生存在世间，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土，宗教家处于此时此地，其教育宗旨当是劝善利生，任何宗教徒也不应违背这一原则；劝一切人进德行善，便是令一切众生得到目前的真实利益。至于出世的理想、归宿，诸教所说不同，各有各的愿望，不必勉强，愿升天堂者入天堂，愿修净土者生净土，彼此并无妨碍，一切妨碍皆是出于陋执偏见，都是感情用事；我相信如果释迦牟尼和上帝同在一起，一定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绝不会有互不相容的敌对看法，因为他们皆是具有大智大德的圣者。我们要学的是学圣人，修圣德、启心智、作圣之徒；唯有学圣人，我们入世的目标才能一致；对社会、对国家才有利益。我过去在南京读书时，有一位陈同学，他的祖母念佛，母亲是基督教徒，父亲则是回教徒，因为信仰不同，常有不愉快发生，老太太心理总是觉得儿女不孝，没善根。媳妇眼里却以为婆婆是魔鬼信徒。再加饮食之间这个不吃猪肉，那个吃净素，本是美满的家庭，为了信教不同而完全破坏。如我所见到的这样不幸的家庭，我相信在我们国内不只是他一家，如是说来，岂非不信宗教还好，尚可维持一家和睦，一旦信仰宗教以后，家道反而衰落！一个家庭迷于宗教信仰而遭遇到如此的不幸，一个国家若迷于宗教又岂能例外！国家既有多种宗教并存，若因所信引起诋毁异教，有形或无形的分化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国家团结，视同胞为仇敌，严重的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其结果必然是不必外人入侵，国力便已消失殆尽，这是我们应该特别警觉的！所以信教必须建立宗教道德观念，即是任何宗教徒不能忘记有养育你深恩的父母，及曾经依赖生长的家园，更不能忘记你的国家、民族，如果一旦信教，便以为父母家人不信，或所信不同，而置父母家国于不顾，我深深地相信佛菩萨及上帝不肯收容。你想到上帝那边去，上帝会说你做人不孝，为国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如何能进入天国？同样的，你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佛陀也不会来接引你。须知忠孝之德，天人尊钦，敌国敬畏。若不忠不孝，已失人格，何得更求天堂净土！这是任何宗教徒必须要深切认识的，也是国内大宗教家们必须努力提倡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以理智爱护宗教，信仰宗教，另一方面要尊重异教，互助合作，以求自他幸褔，国族复兴，世界和平。因为人类的文化毕竟是多采多姿的，不是清一色的，只要是福利国族人群的思想行为，皆当尊重，不必强人必须同我。清一色的想法是绝对错误，事实上也永远办不到。所以任何宗教都必须有理性、爱护众生，为众生造福、包容他教、互敬互助，绝不可因迷惑，固执偏见，偏爱的误会，造成惨害众生的宗教战争，其后果自然是同归于灭亡。

　　当然，各个宗教入世与出世的方法是不同的，然其精神归纳起来，不外乎我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三达德，凡是伟大的宗教家都是有大智、大仁、大勇的；以佛法来说，大智便是具足定慧，有定力，因此才能临事不乱，才能运用理智处理问题，小定办小事，大定办大事，即使战争胜负，也是决定于主帅的定力，唯有具大定之深智，才能辨别是非、利害、得失，而为人天眼目。所谓大仁，就是布施持戒；布施是利生助人的具体表现。受戒更是仁德的行持；戒律都是善的，高级宗教决没有教人为非作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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