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金华洞真」；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
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九叙「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感德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宝花步佛曲」、「观法会佛曲」、「帝释幢佛曲」、「妙花佛曲」、「无光意佛曲」、「阿弥陀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摩尼佛曲」、「苏密七俱陀佛曲」、「日光腾佛曲」、「邪勒佛曲」、「观音佛曲」、「永宁佛曲」、「丈德佛曲」、「娑罗树佛曲」、「迁星佛曲」，凡二十六曲。这些佛曲在当时寺院中举行宗教仪式时如何实际应用，现在已无资料可考。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这些赞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间用三、四三言句。每首赞后有和声，和声的词一般是三字。法照所用和声有五字的。首唱者为「赞头」，和声者为「赞众」。所用曲调，疑仍是梵呗的声调。唐代变文也多是七言句和五言句，间有三、三、四言句的，有的注有「平」、「侧」字样。「平」是平声调；「侧」是仄声调，但其曲韵当与善导、法照所撰赞文相同，也是梵呗的音韵，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调，内容多半是赞叹大乘教理、赞叹禅宗修行、赞叹南宗顿门等。但是，这些曲调的实际应用情形也还难以考定。
宋代流传下来的，如宗镜禅师撰《销释真空科仪》，普明禅师撰《香山宝卷》也都是七言句的歌辞，其中尚未有曲调。元中山人刘居士所撰《印山偈》、《观音偈》、《菩提偈》，其中有「侧吟」、「平吟」、「自来吟」，都是七言四句或八句偈，中间加有「临江仙」曲调。自从元代南北曲盛行以后，佛教的歌赞全采用了南北曲调。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至十八年(1417一1420)编《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就是采用南北曲的各种曲调填写的。其中前半部是散曲，后半部是套曲。散曲中有「普天乐」、「锦上花」、「凤鸾吟」、「尧民歌」、「庆原真」、「醉太平」、「喜江南」、「青玉乐」、「梅花酒」、「喜儿心」、「早香词」、「叨叨令」、［圣药王」、「寄生草」、「梧叶儿」、「画锦堂」、「梧桐」、「滴滴金」、「王娇枝」、「绛都春」、「画眉序」、「驻马听」、「步步娇」、「园林好」、「沈醉东风」、「彩凤吟」、「声声喜」、「桃红菊」、「锦衣书」等三十曲。但是这些歌曲并未通行。
现在一般佛教音乐中所用的南北曲调，近二百曲。通常用的是六句赞，它的曲调是「华严会」。此外书赞还有多种，如「挂金锁」(戒定真香)、「花里串豆」(心然五分)、「豆叶黄」(戒定慧解脱香)、「一绽金」(香供养)等。十供养赞有三种调：一「望江南」(香供养)、二「柳含烟」(虔诚献香花)、三「金学经」(戒香、定香与慧香)。三宝赞和十地赞的曲调是「柳含烟」，西方赞的曲调是「金砖落井」，开经偈的曲调是「破荷叶」。此外，「寄生草」、「浪淘沙」二调也是最常用的。
此外，在个别地区的佛寺中，如四川峨眉、山西五台、陕西西安、河北蔚县、福建福州等地，保存著自元明流传下来的曲调。这些佛曲都是采用唐宋的燕乐风格或元代曲调而编成的，其中包括词谱、曲谱、南曲、北曲、佛曲、俗曲，并且有不少民间失传的曲谱。因此，佛教界应当珍视这些佛教乐曲，不但要把这些曲谱保存下来，而且更应传习和整理，使之流传下去，以丰富我国的音乐。
(八)变文宝卷
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最有名。」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段文节《乐府杂录》说：「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里曾说：「唐文宗采文溆讲声为曲子，号『文溆子』。」可见俗讲是用说唱体的俗讲话本，叫做「变文」；其自己编写的说唱文字以演绎经中义理的，叫做「讲经文」。至于将经中故事绘成图画的，叫做「变相」。讲唱变文或讲经文，也叫作「转」。「转变」时也可展开「变相」，使听者易于了解，更受感动。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其后逐渐发展，俗讲中也采纳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更后则此等俗讲不限于俗讲法师，而民间艺人也可以唱变文了。《全唐诗》载唐未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这就说明当时已有妇女用变相、变文合起来清唱王昭君故事的事实了。
变文的唱词，一般是七言为主而间杂以三言，也有少数间杂五言或六言的。说词是散文白话，也有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来描述人情、形容物态的。如《降魔变》、《维摩经变》等，文采极为圆熟纯炼，流利生动。往往从数十字经文而渲染夸张成为千数百字，其体制的宏伟，描述的活泼，词藻的绚丽，想像的丰富，诚可为俗文学中的杰作。其中不少的作品包含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目莲变文》显出伟大的母子之爱，而描写地狱的恐怖，正是以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这些作品在当时达到了鼓舞人民同黑暗现实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讲唱变文或讲经文，既是说唱体制，唱时似乎有音乐伴唱。变文唱词中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唱时用平调、侧调或断调而言。变文也有只是散文体，有说无唱的，这大概不须音乐为伴了。
自宋真宗时(998一1020)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其后这些变文的作品便逐渐失传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人写经，变文才发现出来。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在宋代讲唱变文既被禁止，同时禅宗又特别兴盛，由于群众对于这一文字的爱好，于是僧人讲唱便以另一形态出现于瓦子的讲说场中。这时有所谓「谈经」的，有所谓「说诨」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吴自敏《梦梁录》卷二十说：「谈经老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事，又有说诨经者。」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记：「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所谓「谈经」等，当然是讲唱变文的发展。可惜宋代这些作品今巳失传，难以详考了。
再后便由谈经、诨经发展成为「宝卷」。也可以说「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现在通行的宝卷中以《香山宝卷》为最古，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普明禅师作。但是宋时谈经是否即以宝卷为话本，还难以确定。此外有《销释真空宝卷》是讲说《金刚经》的；《目莲救母出地狱升天宝卷》，显然是《目莲变文》的发展。这两种现存有元明人抄本，可见作品是很早的。然而宝卷文学却远不如唐时变文文学的恢宏绚烂。特别是明末会道门利用宝卷作为宣传工具，于是宝卷的内容就更加低落。降至清代，一般宝卷都是宣传封建迷信，内容既极为庸俗，文字也无足观了。
第六章 漫谈佛画
一般对于一幅绘画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其题材的内容，然后方能辨别其画法的技巧，考定其年代和绘画的因由。如若题材不明，则对于画法的辨别，年代的考定便不能深刻细致。于佛画研究也是如此。为了明了佛画的题材，就必须从佛教经典或佛教传记中考证其渊源。因此，佛画的解题是研究佛教美术的首要工作。
(一)佛画的起源
只就现有的遗物很难对佛教画的起源得到正确的考证，因为最古的遗物现在已不存在了，但是可以肯定佛教绘画是早于佛教雕刻的。根据佛经和佛教传记中的记载，当佛在世时，在佛教寺院中已经有了佛教绘画。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第十七云：「给孤长老施园之后，作如是念：『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即往白佛。佛言：『随意当画。』闻佛听已，集诸彩色，并唤画工。报言：『此是彩色，可画寺中。』答曰：『从何处作，欲画何物？』报言：『我亦未知，当往问佛。』佛言：『长者！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作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芻，宣扬法要；于食堂处画持饼药叉；于库门傍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著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内应画白骨髑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南去，依教画饰。」
同上书卷三十八中叙佛涅槃后，迦叶尊者为恐阿阇世王闻佛入涅槃，必定忧恼，呕血而死，因命行雨大臣「于妙堂殿如法图画佛本因缘：菩萨昔在兜率天官，将欲下生，观其五事：欲界天子三净母身、作象子形托生母腹、既诞之后逾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刚座、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次至婆罗痆斯国为五比的，三转十二行四谛*轮；次于室罗伐城为人天众现大神通；次往三十三天为母摩耶广宣法要；宝阶三道下瞻部洲；于僧羯奢城人天渴仰；于诸方国在处化生，利益既周，将趣圆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罗双树，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来一代所有化迹既图画已。」在《付法藏因缘传》卷一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而且所叙更详。其文说：「图画如来本行之像。所谓菩萨从兜率天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白净，母曰摩那，处胎满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
《法苑谈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