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她们不觉得协会的领导本人值得敬仰，也因为在她们看来，入会并无显见之得，却牺牲了个人的独立性。这个观点也许源自于泰国边远地区人们的常见态度:与中央官僚权力机构的接触越少越好。
至于从下至上引入的冲突式改革，它们从未受到上座部传统的认可，在上座部佛教史上也从未记载过成功之例。经典中仅有一次提到这类改革，那就是提婆达多分裂僧团事件，起因与加严某些戒律标准的改革要求有关。经典中对他这项尝试的记载，采用了如此强烈的负面措辞，以至于该事件在上座部心态中记忆犹新，使得绝大多数佛教徒不愿提倡冲突式改革，无论看上去何等合理。这也是有道理的: 任何需要以冲突方式迫使他人接受一己之见的人，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无欲、谦逊、不与人纠缠、淡泊知足、退隐等素质──这正是佛陀制定的、衡量某个动议与其倡导者是否如法的标准。
此外，在一些突出的事例中，人们为政治动机作幌而推行宗教改革，当他们的野心受挫时，便抛弃其追随者使之无所依持。即便某些事例中的对抗型改革者本质上似有利他之心，他/她总倾向于夸大该项改革的社会效益以赢得支持，因此就损伤了这项改革与实修的关系。此类事件的经验使上座部佛教徒对冲突性的改革总体上持谨慎态度。
因此，既然体制改革的机会有限，对那些为数不多、不惜脱离主流佛教决意修行的男女来说，唯一所剩的途径，便是追随佛陀本人的足迹，走上一条可称为个人或者说独立的改革之路: 放弃社会流行的价值观，独自出走，忍受社会的非难与边缘地带的艰苦生活，寻找任何生活与行持于主流价值之外的可靠的禅定导师。若无这等导师，专意求道之士则必须单人匹马地修练，尽己所能恪守经文之教──这是为了防止被自身的杂染引上歧路──从根本上依止佛、法、僧。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颇有常识性智慧。但凡只肯在物质资粮、地位与赞誉──佛陀称之为世间诱饵──有保障的条件下修道者，多半是不能够付出修证本身所要求的奉献与自律的。
因此，从修证角度上讲，主流佛教所起的功能是激励真正专意求道者离开主流、走进丛林，那里是佛教的发源之地。至于那些宁愿居于社会者，主流佛教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与宗教需要，同时使他们对那些出世求道者，倾向于有某种敬畏与尊重之感，非单以迷失者视之。
这就意味着真正的佛教修证，历来徘徊于社会与历史的边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佛教史历来徘徊于修证的边缘。查看佛陀第一代弟子之后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只有少数几则修行僧尼的轶闻。载入史册的僧侣唯有学问僧、争议事件的参与者、以及传教僧。当前有人把尼众[在佛教史上]的默默无闻视为第一代弟子之后杰出的比丘尼师不复存在的证据。然而，印度山奇[Sanci,现存最早的佛寺遗址,其中最早的佛塔由阿育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译注]上座部佛塔上的铭文所罗列的主要捐资者当中有一些比丘尼的名字，这仅在该尼师拥有大批弟子信众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因此可以公平地认为，著名比丘尼导师固然存在，然而她们专意修行，不事学术，并且──亦如专意修行的比丘──由于禅定上的成就乃是史家无从评判之事，她们的名字与言教在历史记载中被忽略了。
因此，从原典到现代的这段时间里，对于某个特定年代中男女的修行机缘，我们只能作一番推测。尽管如此，根据对泰国状况的考察──在它受西方显著影响之前──可能存在着以下动态: 禅修传统倾向于维持至多两三代，它们起始于甘愿忍受开拓佛法修行道之艰辛的魅力型先驱。由于精进成果的正确性需要多年的检验──并非所有的开拓者皆已灭尽愚痴与不诚实──他们的角色要求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实际上，大规模的护持若来之过早，可能使该运动流产。假如时间证明，先驱者们的确忠实体现了正道修行，那么随其教导与修持之名声的传播，会开始吸引弟子与护持者。有了护持，艰苦不再迫人;生活轻松起来，修持也随之松懈，一两代之内便衰退到不再激发护持的地步，最终该传统，连同开创者言教之记忆，一并消失。
在某些情形下，这类传统在消失前，其榜样可能形成一股影响力，促进广泛变革，主流宗教在惭愧与激励之下，至少暂时对真修实证转持正面态度。其它情形下，修行传统只影响一个有限的圈子，之后无波而止。当然，对受益者来说，历史影响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即便仅有一人得益，证得涅槃之法，该传统便成功了。
当前在泰国，我们正目睹这个过程以数条线索展开，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各修行传统中多位导师的说法与行持记录。在僧伽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修行传统乃是由两位农家之子阿姜索-堪塔西罗与阿姜曼-布里达陀于上世纪末在极不可能的情形下确立的林居传统，当时泰国的中央官僚集权正积极地压制任何政治与宗教上的独立运动。我们手中无阿姜索说法的直接记录，仅有一两本阿姜曼的开示小册子，但却有着两人承传弟子成卷成册的教导。女众当中主要有优婆夷清的修行传统。尽管她本人已去世，该中心的女众每夜聆听她的录音，继续免费印发她的开示，使她的言教活跃于世。
这两个传统皆有其脆弱性: 林居传统正因其盛名，示现出不久可能趋向消失之相，高选隆中心的女众们则面临着魅力型领导去世后禅修水准能维持多久的问题。此外，大众媒体的出现──特别是电视的出现，倾向于使形象比内涵更具影响，使性格较品格更显份量──必然改变佛教主流与佛教修道的动态，其趋势不尽乐观。虽如此，这两个传统至少都保存了一份记载──其中一部分以本书形式体现──既可激励后代，也启示我们，无论何样的品牌佛教把握主流，不可避免地引向歧途，佛教修证之道仍可被任何男女行者重新开启。
(译者注: 本文为英译优婆夷清的开示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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