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爲她們不覺得協會的領導本人值得敬仰，也因爲在她們看來，入會並無顯見之得，卻犧牲了個人的獨立性。這個觀點也許源自于泰國邊遠地區人們的常見態度:與中央官僚權力機構的接觸越少越好。
至于從下至上引入的沖突式改革，它們從未受到上座部傳統的認可，在上座部佛教史上也從未記載過成功之例。經典中僅有一次提到這類改革，那就是提婆達多分裂僧團事件，起因與加嚴某些戒律標准的改革要求有關。經典中對他這項嘗試的記載，采用了如此強烈的負面措辭，以至于該事件在上座部心態中記憶猶新，使得絕大多數佛教徒不願提倡沖突式改革，無論看上去何等合理。這也是有道理的: 任何需要以沖突方式迫使他人接受一己之見的人，不可避免地喪失了無欲、謙遜、不與人糾纏、淡泊知足、退隱等素質──這正是佛陀製定的、衡量某個動議與其倡導者是否如法的標准。
此外，在一些突出的事例中，人們爲政治動機作幌而推行宗教改革，當他們的野心受挫時，便抛棄其追隨者使之無所依持。即便某些事例中的對抗型改革者本質上似有利他之心，他/她總傾向于誇大該項改革的社會效益以贏得支持，因此就損傷了這項改革與實修的關系。此類事件的經驗使上座部佛教徒對沖突性的改革總體上持謹慎態度。
因此，既然體製改革的機會有限，對那些爲數不多、不惜脫離主流佛教決意修行的男女來說，唯一所剩的途徑，便是追隨佛陀本人的足迹，走上一條可稱爲個人或者說獨立的改革之路: 放棄社會流行的價值觀，獨自出走，忍受社會的非難與邊緣地帶的艱苦生活，尋找任何生活與行持于主流價值之外的可靠的禅定導師。若無這等導師，專意求道之士則必須單人匹馬地修練，盡己所能恪守經文之教──這是爲了防止被自身的雜染引上歧路──從根本上依止佛、法、僧。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頗有常識性智慧。但凡只肯在物質資糧、地位與贊譽──佛陀稱之爲世間誘餌──有保障的條件下修道者，多半是不能夠付出修證本身所要求的奉獻與自律的。
因此，從修證角度上講，主流佛教所起的功能是激勵真正專意求道者離開主流、走進叢林，那裏是佛教的發源之地。至于那些甯願居于社會者，主流佛教滿足了他們的社會與宗教需要，同時使他們對那些出世求道者，傾向于有某種敬畏與尊重之感，非單以迷失者視之。
這就意味著真正的佛教修證，曆來徘徊于社會與曆史的邊緣──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佛教史曆來徘徊于修證的邊緣。查看佛陀第一代弟子之後的曆史記載，我們發現只有少數幾則修行僧尼的轶聞。載入史冊的僧侶唯有學問僧、爭議事件的參與者、以及傳教僧。當前有人把尼衆[在佛教史上]的默默無聞視爲第一代弟子之後傑出的比丘尼師不複存在的證據。然而，印度山奇[Sanci,現存最早的佛寺遺址,其中最早的佛塔由阿育王建于公元前叁世紀，譯注]上座部佛塔上的銘文所羅列的主要捐資者當中有一些比丘尼的名字，這僅在該尼師擁有大批弟子信衆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因此可以公平地認爲，著名比丘尼導師固然存在，然而她們專意修行，不事學術，並且──亦如專意修行的比丘──由于禅定上的成就乃是史家無從評判之事，她們的名字與言教在曆史記載中被忽略了。
因此，從原典到現代的這段時間裏，對于某個特定年代中男女的修行機緣，我們只能作一番推測。盡管如此，根據對泰國狀況的考察──在它受西方顯著影響之前──可能存在著以下動態: 禅修傳統傾向于維持至多兩叁代，它們起始于甘願忍受開拓佛法修行道之艱辛的魅力型先驅。由于精進成果的正確性需要多年的檢驗──並非所有的開拓者皆已滅盡愚癡與不誠實──他們的角色要求具有偉大的獻身精神。實際上，大規模的護持若來之過早，可能使該運動流産。假如時間證明，先驅者們的確忠實體現了正道修行，那麼隨其教導與修持之名聲的傳播，會開始吸引弟子與護持者。有了護持，艱苦不再迫人;生活輕松起來，修持也隨之松懈，一兩代之內便衰退到不再激發護持的地步，最終該傳統，連同開創者言教之記憶，一並消失。
在某些情形下，這類傳統在消失前，其榜樣可能形成一股影響力，促進廣泛變革，主流宗教在慚愧與激勵之下，至少暫時對真修實證轉持正面態度。其它情形下，修行傳統只影響一個有限的圈子，之後無波而止。當然，對受益者來說，曆史影響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即便僅有一人得益，證得涅槃之法，該傳統便成功了。
當前在泰國，我們正目睹這個過程以數條線索展開，主要不同之處在于，現代媒體爲我們提供了各修行傳統中多位導師的說法與行持記錄。在僧伽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修行傳統乃是由兩位農家之子阿姜索-堪塔西羅與阿姜曼-布裏達陀于上世紀末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下確立的林居傳統，當時泰國的中央官僚集權正積極地壓製任何政治與宗教上的獨立運動。我們手中無阿姜索說法的直接記錄，僅有一兩本阿姜曼的開示小冊子，但卻有著兩人承傳弟子成卷成冊的教導。女衆當中主要有優婆夷清的修行傳統。盡管她本人已去世，該中心的女衆每夜聆聽她的錄音，繼續免費印發她的開示，使她的言教活躍于世。
這兩個傳統皆有其脆弱性: 林居傳統正因其盛名，示現出不久可能趨向消失之相，高選隆中心的女衆們則面臨著魅力型領導去世後禅修水准能維持多久的問題。此外，大衆媒體的出現──特別是電視的出現，傾向于使形象比內涵更具影響，使性格較品格更顯份量──必然改變佛教主流與佛教修道的動態，其趨勢不盡樂觀。雖如此，這兩個傳統至少都保存了一份記載──其中一部分以本書形式體現──既可激勵後代，也啓示我們，無論何樣的品牌佛教把握主流，不可避免地引向歧途，佛教修證之道仍可被任何男女行者重新開啓。
(譯者注: 本文爲英譯優婆夷清的開示集前言。)
《優婆夷清-那那容》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