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回忆 文珠法师讲述
为敏智老和尚上生周年纪念而作
一、正心创办的因缘
二、内忧外患的主因
三、导师敬业的精神
四、令人景仰的德行
一、正心创办的因缘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中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年少无知的我，被送上英国轮船，随同海仁老法师到香港，寄居大屿山研习经教。后因时局影响，家师接济中断，道粮不继，被迫下山，正当惶恐无依之际，喜闻敏公导师，在九龙觉荫园讲经，遂与同学数人，奔投座下，亲承教诲；但当我们学兴正浓之时，讲经法会，却宣布圆满结束。当时几位长老，不忍坐视我们各散东西，前程茫茫，因乘鹿野苑明常老和尚来探望老当家妙通师公之便，请他办佛学院栽培我们。幸得明老慈悲，允于郊区摄提精舍办学，命名“正心佛学院”，自任院长，教务则由敏公导师担任。另请二位老师，教授国文及英文，学生人数，暂定十名，学习时间三年，教师是义务授课，不受薪金，学生零用钱，则用奖励方式，每月举行作文及演讲比赛，第一名奖金港币二十元，第二名奖金十五元，第三名至第十名，各得十元。为了学生专心学习，学院不做法会，也不应酬佛事，一切开支，由院长个人负责。原则拟定，立即择日开课。开学那天，到贺的嘉宾还不少呢！
正心佛学院，设在郊区，环境幽美，空气清新，前有花园，后有青山，左有溪涧，右有田野，舟车不到，出入取道于田园小径，寄迹其间，真有世外桃源之感，正是潜心研习的好地方。由于原住户尚未迁出，我们八个年轻的比丘尼，被安置在一间安放著四张上、下床的小房中，日以继夜，勤苦修学。
开学不久，英文老师移民美国，国文老师，亦因交通不便辞职，便由敏公导师身兼数职。幸而导师国学渊博，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无不精通；使我们既能畅游佛法大海，饱餐法味，又能饱读诗书，尽享古人丰富的文化遗产。
敏公导师，不但希望我们能“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还希望我们寡欲知足，发奋图强，要求我们既做到“贫穷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又要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每以“彼大丈夫也，我大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等至理名言，鼓励同学，敦品励行，力争上游，切莫“依世起倒，随俗浮沉。”我们也能遵师重道，励志向学。正如永常同学所说：“我们天天听到的都是“道德经”。特别是：“做人不可有傲气，但一定要有骨气。”这两句话说得多了，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身骨气，壮志凌云。自强不息的我，一向不肯应酬，不肯攀缘，不肯向权势或金钱低头，正是一身骨气使然。
导师见我们心无旁骛，专志向学，认为孺子可教，虽身兼数职，(佛学、国学、教导、训导)不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每对人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所以毕业特刊中，文玉同学在她写“任重致远的正心”一文中说：“正心是穷，不但学生穷，老师也穷；不过我们不会因穷苦而辍学，老师也不会因穷苦而辞职，我们在这清苦的环境中，益加发奋努力。他有一种作之君的涵养，有一副作之亲的慈祥面孔，更有一种作之师的教学技巧及敬业精神。他为了佛教，为了培育后学，负起百年树人的神圣使命，不避艰苦，在极贫穷困苦中，以无限的热忱教导我们…。正因为正心佛学院，有诲人不倦的老师，有学而不厌的同学。一方面老师循循善诱，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精神，教导我们；一方面同学也能抱著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志，勇猛向前。在两者互相策励积极进取中，竟使正心佛学院，成为一个精神丰富的堡垒…。”
庆严同学也在“来正心求学记”一文中说：“我们的法师是位道高德重，超然拔俗，胸罗万象，精通三藏的典型导师，也是华南僧伽教育的先锋，他为教为人，负起作育僧材的艰巨任务。“他常说：中国佛教已到日薄西山的时候，欲想振兴佛教，非提倡僧伽教育不为功。所以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上不负佛陀，下不负自己…。”法师别具慧眼，为教精神，超群拔伦。我们同学，也能刻苦学习，环境愈恶劣，进取心愈坚强，为了充实自己，为了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终日埋头苦学、实修…。”读此，可知我们同学心目中的导师，是何等的崇高而伟大？而同学们又是何等的励志向学、力争上游？可说：“正心佛学院”的导师－－敏公，其为教作育英材的敬业精神，极不平凡！而学生们自励自强的学习精神，也不平凡啊！
二、内忧外患的主因
正心佛学院，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界，是史无前例的，像是黑夜中的火炬，格外明亮。有人欢欣鼓舞，也有人怀疑妒忌。“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自古已然，于今尤甚。特别是那些“已不修而恶人之修”的人，加以头脑中充满“重男轻女”的毒素，竟然不择手段，蜚短流长，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正心佛学院备受攻击，究其主因，在于“尼众”二字。在思想偏差的人看来，比丘尼怎么值得栽培呢？最后竟致院长的法眷属出面，要求院长立即解散正心佛学院，改在鹿野苑另办男众佛学院。正如印顺老法师在《佛法概论》中所说：“二千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众手里，不能发扬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多少倾向于重男轻女，甚至鄙弃女众，厌恶女众，以为女众不可教，这实是对佛法的歪曲。”我们这一群年轻好学的比丘尼，就在这种歪曲佛法的偏激思想攻击下，险些成为牺牲品。幸而院长深明大义，坚守诺言，虽然另请竺摩法师，在鹿野苑办栖霞男众佛学院，但仍然继续负责正心佛学院的经费，直至我们毕业为止。
同学们在院长那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坚忍宽恕的精神感召下，在导师殷殷企盼，亲切鼓励中，重整旗鼓，以不屈不挠的斗志，继续向波涛汹涌的学海航行。虽然，有人妒火末熄，仍然谗言中伤，但我们都能处之泰然，坚守学习岗位，不为所动。
岂料外患刚息，内忧又来，有位同学，来自中国东北，年纪大、学识差，每次考试，稳坐末席。又因语言不通，怀疑同学们讥讽她，初因误会而争执，继因妒忌而挑拨离间，最后，竟敢在导师之前谗言谗语；不幸谗言中伤的对象，竟然是我。因为当时的我，已有六年佛学基础，且善于速记，每听课完毕，即誊写笔记，借给同学们阅读，应付覆讲。又因体弱多病，为争取最高奖金，支付药费，不得不忘餐废寝，找资料、写文章、背讲词，日以继夜，不敢稍懈。是以每次比赛结果，必得首奖，相形之下，益令她妒火中烧。至此，同学间失去亲善和睦，师生间不时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造成困扰。幸而后来她知难而退，而我们也一本初衷，在平息内忧外患中完成学业。
三年后，我们毕业了，正心佛学院也就宣布结束。佛教史上，可以说是在僧伽教育史中，由尼众奋斗所激起的火花，随即消逝。
同学们各奔前程，敏公回到山上，又展开他不平凡的工作。我为了一纸文凭，不得不以出家人身份，考入中大前身的“联合书院”，攻读社会教育；那些少见多怪的人，又起风波，视我为叛教罪人。我一气之下，便与圈中人士谢绝往来，不免疏离了院长、导师。我寄居友人土库，除了考取孟氏奖金缴交学费，就靠投稿报章，维持生活，饱受精神压力及物质困乏的苦恼。有位读者，几经波折才找到我说：“读你的文章，以为是一位高僧，原来你是个尼青年，毕业了，有何打算？”我说：“希望去日本深造”。于是在这位热心的读者资助下，前往日本东京大正佛学研究院深造。回港后，又接受政府师资训练，然后展开弘法工作，组织佛教青年会，创办义务教育。公余课后，从事写作，又在香港政府大会堂公开布教，主持佛学讲座。可是又有人骂我，公开布教，志在招摇，用黑板讲解佛经，点点笃笃，太不尊敬。岂料不久，骂我的人，竟与我争租大会堂讲经，给我无限的欣慰与鼓励，因为长老们终于觉悟了，而肯步著我的后尘啊！
三、导师敬业的精神
导师自从主管天宁佛学院开始，就以弘扬佛法为职责 培育僧才为己任，其间，几经战乱，流离失所，然其志不移。回忆五十年代，从中国内陆涌到香港的僧众，实在不少。由于生活所逼，有人办道场、做法会，也有人改变立场，投入社会谋生。但导师初到香港，虽然居无定处，食不温饱，却能坚守弘法利生，作育僧材的初衷，出则讲经说法，入则闭门修身，尊德性，做学问，与世无争。我们的院长，正是被他的操守及敬业精神所感，才请他主持正心佛学院。
当年，战后的香港，经济凋零，民生艰苦。院长限于财力，不敢多招学生，我们也为了节省伙食开支，往往在课余饭后，跑去后出捡野菜，或到农人田园拔菜头。导师照样与我们共尝菜根香，一粥一饭，皆与同学们共过堂。从未独享一顿丰富的供养，有的，只是同学偶在菜地检来一个蕃茄，供师作饭后水果。此外，一切糕饼、油
条，点心，水果，甚至一块面包，一杯奶茶，都是属于奢侈品，可知当时我们生活的清苦，可是导师，竟然与同学们同甘苦，共患难，为的是尽其教育后学，作育僧材的职责，使我们完成三年的学业，这种“贫穷不移，威武不屈”的敬业精神，怎不教人五体投地，敬佩不已？
我们毕业后，他回到山上，困居斗室，既无足够的房舍，亦无学生追随，更无经济支持，实在欠缺办学的条件，但导师却凭其敬业的精神，又竖起“内明佛学院”的旗帜，天天讲经；住在附近静室的比丘尼们，也就天天来听经，当学生；又是老师穷，学生也穷。
我从日本回来，执教于道慈学校时，曾听说：某居士每到茶楼，收购过时廉价面包，晒干了，送上山给导师作粮食，我就联络同学们，每月每人供养拾元，虽然杯水车薪，但亦聊胜于无。
后来，导师与洗公合作，改内明佛学院为书院，扩大招生，学生不限出家人，结业后，洗公又将内明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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