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回憶 文珠法師講述
爲敏智老和尚上生周年紀念而作
一、正心創辦的因緣
二、內憂外患的主因
叁、導師敬業的精神
四、令人景仰的德行
一、正心創辦的因緣
那是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中日戰爭，抗戰勝利後，年少無知的我，被送上英國輪船，隨同海仁老法師到香港，寄居大嶼山研習經教。後因時局影響，家師接濟中斷，道糧不繼，被迫下山，正當惶恐無依之際，喜聞敏公導師，在九龍覺蔭園講經，遂與同學數人，奔投座下，親承教誨；但當我們學興正濃之時，講經法會，卻宣布圓滿結束。當時幾位長老，不忍坐視我們各散東西，前程茫茫，因乘鹿野苑明常老和尚來探望老當家妙通師公之便，請他辦佛學院栽培我們。幸得明老慈悲，允于郊區攝提精舍辦學，命名“正心佛學院”，自任院長，教務則由敏公導師擔任。另請二位老師，教授國文及英文，學生人數，暫定十名，學習時間叁年，教師是義務授課，不受薪金，學生零用錢，則用獎勵方式，每月舉行作文及演講比賽，第一名獎金港幣二十元，第二名獎金十五元，第叁名至第十名，各得十元。爲了學生專心學習，學院不做法會，也不應酬佛事，一切開支，由院長個人負責。原則擬定，立即擇日開課。開學那天，到賀的嘉賓還不少呢！
正心佛學院，設在郊區，環境幽美，空氣清新，前有花園，後有青山，左有溪澗，右有田野，舟車不到，出入取道于田園小徑，寄迹其間，真有世外桃源之感，正是潛心研習的好地方。由于原住戶尚未遷出，我們八個年輕的比丘尼，被安置在一間安放著四張上、下床的小房中，日以繼夜，勤苦修學。
開學不久，英文老師移民美國，國文老師，亦因交通不便辭職，便由敏公導師身兼數職。幸而導師國學淵博，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無不精通；使我們既能暢遊佛法大海，飽餐法味，又能飽讀詩書，盡享古人豐富的文化遺産。
敏公導師，不但希望我們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還希望我們寡欲知足，發奮圖強，要求我們既做到“貧窮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又要做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每以“彼大丈夫也，我大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不義而富貴，于我如浮雲”等至理名言，鼓勵同學，敦品勵行，力爭上遊，切莫“依世起倒，隨俗浮沈。”我們也能遵師重道，勵志向學。正如永常同學所說：“我們天天聽到的都是“道德經”。特別是：“做人不可有傲氣，但一定要有骨氣。”這兩句話說得多了，同學們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一身骨氣，壯志淩雲。自強不息的我，一向不肯應酬，不肯攀緣，不肯向權勢或金錢低頭，正是一身骨氣使然。
導師見我們心無旁骛，專志向學，認爲孺子可教，雖身兼數職，(佛學、國學、教導、訓導)不以爲苦，反而樂在其中；每對人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
所以畢業特刊中，文玉同學在她寫“任重致遠的正心”一文中說：“正心是窮，不但學生窮，老師也窮；不過我們不會因窮苦而辍學，老師也不會因窮苦而辭職，我們在這清苦的環境中，益加發奮努力。他有一種作之君的涵養，有一副作之親的慈祥面孔，更有一種作之師的教學技巧及敬業精神。他爲了佛教，爲了培育後學，負起百年樹人的神聖使命，不避艱苦，在極貧窮困苦中，以無限的熱忱教導我們…。正因爲正心佛學院，有誨人不倦的老師，有學而不厭的同學。一方面老師循循善誘，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的精神，教導我們；一方面同學也能抱著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大志，勇猛向前。在兩者互相策勵積極進取中，竟使正心佛學院，成爲一個精神豐富的堡壘…。”
慶嚴同學也在“來正心求學記”一文中說：“我們的法師是位道高德重，超然拔俗，胸羅萬象，精通叁藏的典型導師，也是華南僧伽教育的先鋒，他爲教爲人，負起作育僧材的艱巨任務。“他常說：中國佛教已到日薄西山的時候，欲想振興佛教，非提倡僧伽教育不爲功。所以我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上不負佛陀，下不負自己…。”法師別具慧眼，爲教精神，超群拔倫。我們同學，也能刻苦學習，環境愈惡劣，進取心愈堅強，爲了充實自己，爲了負起弘法利生的責任，終日埋頭苦學、實修…。”讀此，可知我們同學心目中的導師，是何等的崇高而偉大？而同學們又是何等的勵志向學、力爭上遊？可說：“正心佛學院”的導師－－敏公，其爲教作育英材的敬業精神，極不平凡！而學生們自勵自強的學習精神，也不平凡啊！
二、內憂外患的主因
正心佛學院，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界，是史無前例的，像是黑夜中的火炬，格外明亮。有人歡欣鼓舞，也有人懷疑妒忌。“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自古已然，于今尤甚。特別是那些“已不修而惡人之修”的人，加以頭腦中充滿“重男輕女”的毒素，竟然不擇手段，蜚短流長，內憂外患，接踵而來。
正心佛學院備受攻擊，究其主因，在于“尼衆”二字。在思想偏差的人看來，比丘尼怎麼值得栽培呢？最後竟致院長的法眷屬出面，要求院長立即解散正心佛學院，改在鹿野苑另辦男衆佛學院。正如印順老法師在《佛法概論》中所說：“二千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衆手裏，不能發揚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衆，提高女衆，反而多少傾向于重男輕女，甚至鄙棄女衆，厭惡女衆，以爲女衆不可教，這實是對佛法的歪曲。”我們這一群年輕好學的比丘尼，就在這種歪曲佛法的偏激思想攻擊下，險些成爲犧牲品。幸而院長深明大義，堅守諾言，雖然另請竺摩法師，在鹿野苑辦棲霞男衆佛學院，但仍然繼續負責正心佛學院的經費，直至我們畢業爲止。
同學們在院長那種：“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堅忍寬恕的精神感召下，在導師殷殷企盼，親切鼓勵中，重整旗鼓，以不屈不撓的鬥志，繼續向波濤洶湧的學海航行。雖然，有人妒火末熄，仍然讒言中傷，但我們都能處之泰然，堅守學習崗位，不爲所動。
豈料外患剛息，內憂又來，有位同學，來自中國東北，年紀大、學識差，每次考試，穩坐末席。又因語言不通，懷疑同學們譏諷她，初因誤會而爭執，繼因妒忌而挑撥離間，最後，竟敢在導師之前讒言讒語；不幸讒言中傷的對象，竟然是我。因爲當時的我，已有六年佛學基礎，且善于速記，每聽課完畢，即謄寫筆記，借給同學們閱讀，應付覆講。又因體弱多病，爲爭取最高獎金，支付藥費，不得不忘餐廢寢，找資料、寫文章、背講詞，日以繼夜，不敢稍懈。是以每次比賽結果，必得首獎，相形之下，益令她妒火中燒。至此，同學間失去親善和睦，師生間不時引起不必要的誤會，造成困擾。幸而後來她知難而退，而我們也一本初衷，在平息內憂外患中完成學業。
叁年後，我們畢業了，正心佛學院也就宣布結束。佛教史上，可以說是在僧伽教育史中，由尼衆奮鬥所激起的火花，隨即消逝。
同學們各奔前程，敏公回到山上，又展開他不平凡的工作。我爲了一紙文憑，不得不以出家人身份，考入中大前身的“聯合書院”，攻讀社會教育；那些少見多怪的人，又起風波，視我爲叛教罪人。我一氣之下，便與圈中人士謝絕往來，不免疏離了院長、導師。我寄居友人土庫，除了考取孟氏獎金繳交學費，就靠投稿報章，維持生活，飽受精神壓力及物質困乏的苦惱。有位讀者，幾經波折才找到我說：“讀你的文章，以爲是一位高僧，原來你是個尼青年，畢業了，有何打算？”我說：“希望去日本深造”。于是在這位熱心的讀者資助下，前往日本東京大正佛學研究院深造。回港後，又接受政府師資訓練，然後展開弘法工作，組織佛教青年會，創辦義務教育。公余課後，從事寫作，又在香港政府大會堂公開布教，主持佛學講座。可是又有人罵我，公開布教，志在招搖，用黑板講解佛經，點點笃笃，太不尊敬。豈料不久，罵我的人，竟與我爭租大會堂講經，給我無限的欣慰與鼓勵，因爲長老們終于覺悟了，而肯步著我的後塵啊！
叁、導師敬業的精神
導師自從主管天甯佛學院開始，就以弘揚佛法爲職責 培育僧才爲己任，其間，幾經戰亂，流離失所，然其志不移。回憶五十年代，從中國內陸湧到香港的僧衆，實在不少。由于生活所逼，有人辦道場、做法會，也有人改變立場，投入社會謀生。但導師初到香港，雖然居無定處，食不溫飽，卻能堅守弘法利生，作育僧材的初衷，出則講經說法，入則閉門修身，尊德性，做學問，與世無爭。我們的院長，正是被他的操守及敬業精神所感，才請他主持正心佛學院。
當年，戰後的香港，經濟凋零，民生艱苦。院長限于財力，不敢多招學生，我們也爲了節省夥食開支，往往在課余飯後，跑去後出撿野菜，或到農人田園拔菜頭。導師照樣與我們共嘗菜根香，一粥一飯，皆與同學們共過堂。從未獨享一頓豐富的供養，有的，只是同學偶在菜地檢來一個蕃茄，供師作飯後水果。此外，一切糕餅、油
條，點心，水果，甚至一塊面包，一杯奶茶，都是屬于奢侈品，可知當時我們生活的清苦，可是導師，竟然與同學們同甘苦，共患難，爲的是盡其教育後學，作育僧材的職責，使我們完成叁年的學業，這種“貧窮不移，威武不屈”的敬業精神，怎不教人五體投地，敬佩不已？
我們畢業後，他回到山上，困居鬥室，既無足夠的房舍，亦無學生追隨，更無經濟支持，實在欠缺辦學的條件，但導師卻憑其敬業的精神，又豎起“內明佛學院”的旗幟，天天講經；住在附近靜室的比丘尼們，也就天天來聽經，當學生；又是老師窮，學生也窮。
我從日本回來，執教于道慈學校時，曾聽說：某居士每到茶樓，收購過時廉價面包，曬幹了，送上山給導師作糧食，我就聯絡同學們，每月每人供養拾元，雖然杯水車薪，但亦聊勝于無。
後來，導師與洗公合作，改內明佛學院爲書院，擴大招生，學生不限出家人，結業後，洗公又將內明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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