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消费观念所带来的不同人生态度
东西方消费观念的差别主要还是哲学文化差别引致的。国人的传统观念“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自然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因此讲究节约和勤俭致富。
在蒸汽机车革命之后至今，世界经济在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也逐渐为今天的虚拟经济之统治地位所取代。受经济主体格局变化的影响，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超前消费渐渐流行起来。人们寄希望于可以预期但是并不确定的未来财富，比较我们的传统消费模式，即所谓“寅吃卯粮”。一旦明天的变化并非今天所预计的，那经济打击带来的精神心理挫折和艰辛在某些人就难以承受，同时人际关系也会因此发生消极微妙变化，更有甚者，面对情境不知所措而选择逃避者大有人在，在人力及资源完全不能应对突然打击的时候选择自杀则也不足言乖了，这大约是本次经济危机自杀者的共同精神心理症结所在。
“居安思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但由于经济全球的一体化，国人的这种传统意识正在逐渐被外来思想所取代。当我们看到外来文化所引致的消极结果后，回归传统文化似乎成为必须的选择。簇新时兴者未必能引领潮流，守中持正者才能砥柱中流。要做到守中持正就必须具备良好的精神修为，而佛法乃至宗教不失为良策。
同样面对压力，对于一些能够亲近佛教的人，如何运用教义中的资粮化解由于欲望导致的诸多心病。
“万般皆不去惟有业随身”，无论我们富有抑或贫困，在我们的生命终结后没有什么可以带进棺材。这种观点导致两种行为结果，要么不看重名誉金钱地位，要么追求及时享乐。在佛家四众中，面对由于欲望导致的烦恼，会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因为贪、嗔、痴三毒乃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要求得内心清净安谧，就学会舍得。正是我们不断追求的欲望使得我们日益利欲熏心，渐渐理智和道德良知便会沦丧，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去获得利欲的满足。有欲望就希望得到满足，一旦不能满足就会失落、挫折，失落挫折的情境下个体的精神状态可能良好吗？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可能和谐吗？答案显然是相悖的。古圣人有言“君子知天命”、百姓有言“君子不与命争”，看似消极其实蕴含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追求我们本不可能达到的目的，结果失败在所难免。
在佛家，我们的身、口、意无时不处会造业作罪，因此讲究守身、慎言、净意。守身实则君子大丈夫洁身自好，诚如夫子所教“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在修行人更注重落实到戒绝杀、盗、淫、妄、醉，因为行为的积极与否行为者都必须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积极与否的结果。慎言，凡言语出口事先经过大脑的思考，听到风便言雨是人云亦云缺乏主见，不明就里而自作聪明是愚昧无知，虚妄不实而言真有是蓄意欺瞒，恶意中伤则是魔心作怪，搬弄是非造谣生事是唯恐天下不乱，如此皆是小人行径。学佛了就该多读佛经不断汲取智慧，逐渐完善人格，逐渐过渡向大丈夫人格。净意，就是自净其意。我们的世界观乃由于我们自身如何衡量是非曲直，然这些更多以“我见”为标准，当我们放下自我，也就是放下了我见，我慢和偏见也就少了，自然智慧发生内心就日益平静。
唐密的每一个修法次第都是落实慈悲喜舍到生活实践中，都是大慈悲心的表现和运用，能使行者时刻“居安”于法界曼陀罗之圆融，“思危”此三界火宅之脆弱易坏。
佛乘佛法有助于消解个人压力及社会紧张度
普通大众都很容易将宗教看成一种精神寄托，就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似乎这种态度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就佛教则认为是宗教失之偏颇。佛教实质是宇宙真理、智慧体系，是两种基础哲学观唯物和唯识的完美结合，更是指导我们解决生活、人生烦恼，实践佛陀法教的智慧指导体系，必须以我们明理后之行动行事为基本活动。
无论佛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主张仁爱、和谐思想，这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有积极意义，人类要正常生存发展就必须互相协作，而协作就必须相互尊重、爱护。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行，扩展开来就是六度万行，即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智慧(般若)。当我们面临人际关系的矛盾困扰，当我们遭遇事业挫折、失败，当我们因为情感遭遇失恋、离婚痛苦，当我们面对亲人的死伤，这个时候如果具备些微的智慧，都会表现出比较良好的应对行为，反之则陷身深重苦恼之中。
布施可以克服和对治我们的悭吝贪婪，其实按照大乘佛教的观点一切有情皆可成佛，那么布施其实就是对将来佛的供养，持这种心态，我们就不会因为布施别人而产生优越感，同时和他人相处可能会变得更融洽；持戒就是遵守各种行为守则，至少是遵纪守法。因为我们的言行思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如果我们的行为模式以利益他人和自己双利态度，那么就不会使他人受到损害，实则守戒就是智慧的表现。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大约就是要求我们的行为模式符合社会大众利益；忍辱才能负重，当我们将毁辱看成是完善我们人格的鞭策，那么毁辱就成了成就我们的力量，由此我们才能生起感恩之念，比如佛陀尚且感恩无明，佛家信众之忍辱精神实则是完善自身为人间大丈夫的必经过程。能因此而生起感恩心，我们还有瞋心吗？没有嗔恨人际关系是否会更容易？如此毁辱就是增加我们智慧的源泉；精进则是踏实努力丝毫不懈怠，一个勤奋的人最终必然收获多多，所谓“天道酬勤”；禅定，禅是智慧，定是消除杂念心无旁骛，也就是消除散乱，如此我们的身心就会更具精气神，面对生活大约就是“日日是好日”的心境了；智慧的逐渐增加必然渐少我们凡夫俗子的愚痴己见，具备智慧的人生就是乐哉乐哉的人生，邪见以及怪力乱神的东西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学佛就是不仅要明理更要落实慈悲喜舍到行为上，至少我以为真正能落实慈悲喜舍到生活的时时事事处处，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如此夫复何来社会紧张、压力？
人生最大的财富并非金钱，虽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毕竟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智慧可以说是万能的。而一切宇宙真理智慧的最高象征乃是佛教，如此佛家四众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就不仅要自己读经汲取智慧还要传达如来智慧给社会。
唐密的修行实践无一例外布施智慧的积累和六度万行的精进，如此所谓的“紧张”和“压力”都能有效转化为智慧灼见。
佛乘佛法帮助人们建立道德禁忌和心灵敬畏
人类的道德体系相对来说是个严格的行为准则范畴，然则人类丧失对于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时，道德禁忌就会被严重触犯，道德价值体系也就出现很大弹性伸缩甚至严重贬值。比如“大跃进”时代的所谓“人定胜天”就是丧失对于天地神明敬畏和对于物质偶像绝对敬畏的愚昧表现。古人云“举头三尺有神明”，然在我们从小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中则“神明”被完全否决了，这样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鬼神，也就不能兴起对于佛法或者宗教的信仰，即便信仰很多也是所谓精神寄托。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似乎从理论上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姑且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至少两种哲学基本都承认物质与精神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物质与精神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也可以互相转化。但是研究物质我们可以遵循现代科学的研究途径比如过程可操作、结果可观察、实验可重复，然精神是心灵活动，能否用研究物质的实证主义方式研究？至少从哲学角度是不可能的。比如梦是精神活动表现，如果操作一下、观察一下能否同样的梦再现？常识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尽管我们会有可能重复做一个内容相同的梦。如此一来，显然绝对的唯物主义是有瑕疵的，绝对的唯心主义也是不完满的。假设物质与精神可以转化，那么物质守恒、能量守恒等定律都会受到质疑。同时既然转化，从理论上就必然存在“物质”和“精神”的转化点，这样一切所谓“超自然现象”就不难解释了。当我们接受了“万物皆有含识”的观点，似乎“神明”存在与否就不值得推敲了。难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紫外线？我们的耳朵能听到超声波、低声波？道理相同，对于精神研究，请别动辄用诸如“请给我实证”之类的幼稚地违反哲学基本观点的论调来质疑。
没有敬畏就没有约束，没有约束就必然出现极端，极端往往是导致毁灭的。
佛法是人类应对各种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最佳良药，其它宗教也有相似功效，但毕竟境界不如佛教广博。比如某些宗教对于犯罪者根本不予忏悔就酷刑待之，某些宗教则给忏悔机会，代表万能的牧师等接受信众的忏悔，信众又干净了，而佛教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唐密中的“道德禁忌”和“心灵敬畏”即三昧耶戒，实质是一种平等尊重、平等供养、平等互助的双益规范。戒律尤其是三昧耶戒正是维护“虚实”法界秩序的必要方式，也保证我们的行为准则符合社会一般性行为准则。
学佛乃是学习佛陀的大丈夫品格，如果“小人故我”，大约连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都不能遵守，更遑论成就“大丈夫”品格。
盛唐密法的历史经验有着非常鲜明的护国利民功用，在今天这种“护国利民”作用将随着唐密佛教文化的再次弘传，为华夏新盛唐的到来发挥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
《唐密的护国利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