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一只大缸。然后选了两个仆人，授以密法，让他们将秘获之物放进瓮中用木盖盖起并以六一泥封严，然后用朱丹题写了几十个梵字。次日朝内中使连忙来叩门急召一行禅师到便殿，玄宗见面劈头就问，太史上奏，说昨夜北斗星不见了，究竟是什么征兆？国师有办法禳除吗？一行禅师对答说，后魏时失荧惑星至今帝车星看不见，以微尘之见如果能大赦天下可以禳灾。玄宗听后依从，因此王姥的儿子也幸免于杀头之难。
《宋高僧传》卷五记载：
开元年中遭遇干旱，皇帝诏令一行禅师祈雨，一行禅师回应必须要有带龙雕图案的器皿才能请雨。皇帝下令遍搜宫中内库，没有找到。几天后天师看到一个带有龙浮雕的古镜，高兴地说，这是真龙。便带着入坛修法，一天便下雨。
一行禅师对于历法的贡献尤为突出，《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
开元十一年十月。一行禅师制成前所未有的水运浑天仪。皇帝开怀而为之制铭文，并下诏安放于武城殿让百官参观。铜铸浑天仪模拟苍穹制成浑圆的球体形状，上面刻有天空中星宿、赤道和周天的度数。注入水流，就能推动齿轮自动运转，一昼夜旋转一周。又在天外另外安置两个轮子，上面铸有日月，也能转动。浑天仪被置放于一只木柜上，以木柜为地平，球体一半在柜面上，模拟地平线以上的天象运转；一半在柜中，用来模拟地平线以下的天体运转状况。此外又做了两个木人，木人前分别安置钟鼓，每到一刻自动击鼓，每至一辰自动撞钟。
皇帝在大明宫咨询一行禅师国家祚运如何，一行禅师回答，陛下将有“万里”之行，江山社稷终“吉”。安禄山造反，皇帝避祸成都，到了“万里桥”方才明白一行禅师预言之义。僖宗驾崩，皇弟吉王继位，然唐王朝终于“吉王”手中。
惠果和尚
《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惠果)行状》记载：
贞元十四年五月大旱。五月上旬皇帝诏令惠果和尚祈雨。于是惠果阿奢黎在皇宫内道场专念七日，精勤修法，感得丰沛雨水。
盛唐密法的数位国师阿奢黎都为国家昌盛百姓安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唐密在当前对于佛法弘扬的意义
佛法是出离的舟楫，是解脱烦恼的智慧醍醐，她能使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变得更充实更有意义。国家在物质文明积累后迅速提出“和谐”社会的倡议，不可谓不英明。
对于学佛的群体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学说可谓深入人心。相信因果报应，便能明白今生之苦难、疾病、贫困、挫折等皆非他人或者社会环境造成，而是自己宿世之罪孽报应，因此便不会怨天尤人。在如今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至少真正的佛教行者不会有“仇富心理”，也不会抱怨政策、制度。而对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华夏而言，这种信念对于促进和谐、社会安定不可谓不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在盛唐密法的修行中特别强调菩提心，换言之大慈悲心、大喜心、大爱心，具体到生活就是落实六波罗蜜。
布施能使我们减少对身外之物的贪念，同时改变“布施”观为“供养”观，不仅贪念减少，更是供养将来成佛，故用恭敬心“布施”则不会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体现充分平等，易得清净自在；
持戒能使我们约束心猿意马，同时开发自身本具各种智慧神通。再者戒律是维护法藏的根本，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严格持戒，才能使我们的行为意念语言不离八正道；
忍辱能使我们熄灭嗔心，宠辱不惊，平和恬淡。于忍辱中生起感恩更能完善大丈夫人格，就现实生活而言，完善的人格是人际关系良好社会和谐的保障；
精进能使我们不放逸，持之以恒便能有聚沙成塔、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之功。同时勤修精进乃是我们身心不断与宇宙精神信息能量建立有效交流沟通的必要途径；
禅定能使我们净心极虑，十缘生观明了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禅定更使我们身心娴熟疏导、运用精神信息能量之方式；
般若能使我们趋向一切智智，智慧的人生优哉游哉。
四、佛教对于未来人类生活得影响
在本次金融次贷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这种积极的影响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强大。如果中国的发展更稳定、社会更和谐安宁，那么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也就愈加突出。国泰民安离不开和谐，而佛法尤其是密法的弘扬对于和谐社会精神构建必然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佛乘佛法可以改变众生的外向执着调节心理失衡
众生的外向执着与心理失衡，其实从哲学角度言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关系被破坏，外向的追求基本是“色”，也就是纯粹的物质追求，不外乎金钱、地位、荣誉等；所谓心理失衡就是精神状态的消极化表现，也就是“心识”的消极化。我们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具体到自身就是肉体与灵魂的矛盾统一。
一个系统要维持其正常有序地发展就必须时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一旦失衡必然在行为和精神上出现偏颇，而当失衡的程度加剧的话，就会导致极端结果的产生，不言而喻这种极端结果会最终引致行为者的毁灭。西方历史上的几大文明的断传和失落究其实质无非是物质追求极度以至于精神追求萎缩，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平衡状态严重失和。
东方哲学体系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这种体系的哲学观乃宏观全息思考。比如我们祖宗四大发明的岁月，西方如今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可以说还在茹毛饮血。我们祖先如果发展当时的技术，那今天的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格局。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发展所谓科技？主要原因乃“天人合一”的哲学指导观。因为发展科技意味着不断改变环境，环境被改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反作用于人类，对人类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
现代科技的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严重的负面效应，如诺贝尔发明了*，*成为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工具，现代化学工业对于河流的污染、生态的失衡、臭氧层的破坏等，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此后发展起来的原子武器、核武器如今世界的全部储存量可以消灭地球上全部生命四、五十次绰绰有余。
“天人合一”是一种全息观，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物质与精神的同步发展。这其实也是中华文明可以延续五千年以上而未中断的根本原因。物质追求是外向的，精神追求则是内向的，内外协调平衡就非常重要。因此在面对这样的内外失和的情况时，唯一可以矫正的积极措施就是“精神信仰”的形成和追求，否则就会出现分裂的结果。而从哲学观的真理性角度言，精神信仰依次就应该是儒、道和释教。
通俗地讲，唐密的三密相应修行仪轨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最佳途径。
佛乘佛法使我们时刻居安思危
拥有物质财富照理不应该发生生存危机，毕竟在本来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物质财富的追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当文明不断进化，人类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就当前而言还应该包括精神需求和社会适应良好等方面。既然拥有财富还有生存危机，那么危机大约是精神危机或者社会适应不良导致的，换言之人们在物质财富多余的同时却未能调整好自身心理、社会认知、人际关系等。
俗话说“乍富不知新受用，忒贫还是旧家风”，前半句大约就是物质财富突然拥有者(暴发户)的恰当说明。老百姓有还有句口头名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物质财富可以说是我们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在某些场合可能缺一分钱事情也不能解决。而古圣人亦有言“饱暖思淫欲”，当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正好可以满足衣食住行需求的时候，尚不会有所谓“精神追求”，而一旦手中财富聚多，积极的、消极的精神追求都会表现出来。由于众生本来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而同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由此产生了社会不平等感的人群开始居多，同时社会人群中一部分又流入了数千年来已经被新中国抛弃的古老行业。如此社会的较大部分群体还在为温饱而奋斗的同时，少数的“先富起来”的人群消费带动了积极、消极的各种放松精神的所谓消费，同时被传统中华文化视为下九流的行业日益成为时兴行业，传统的精神体系如释、道、儒精神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可以说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坏，或者说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还没有一个社会精神凝聚体系的前提下，消极的精神追求便会产生不良心理影响，从个体到家庭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社会。同时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撞击冲突都会引致人们精神追求的改变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改变。
如此现象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首先必须重建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就中国国情而言，应该是重塑、辉煌释、道、儒文化。社会价值体系首先应该体现出平等性，体现人类的相互关心、支持和相互尊重。
比较东西方哲学，或许东方哲学比之西方哲学更能满足平等性要求。毕竟西方的文明，究其本质是建立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础上，不可谓其实质不是血淋淋的。尽管他们提倡人人平等，但是平等只能是抽象的平等，因为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相比可以说是狭隘的、微观的，因此衍生发展起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也未必符合宇宙规律和法则。而东方哲学的核心思想则是契合宇宙规律和法则的，比如佛家的“一合相”、《周易》的全息观等。依照东方哲学，阴阳必然有别、长幼必须有序、男女应该有别。如此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和谐精神就变得至为重要，释、道、儒文化的世界性弘扬也就益发显得必要了。
只有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才不会有财富的拥有和生存危机之矛盾。精神的积极升华会使人们将富余的财富用于社会其它人群的赈济，于富者而言获得了帮助他人的满足喜悦，于受助者言，渐少了生存困难的挣扎烦恼。佛家认为一切有情皆可成佛，那么赈济就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再分配，这样可以理解为对将成佛者的供养。
西方的超前消费观念与东方的“家有余粮”式的…
《唐密的护国利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