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一只大缸。然後選了兩個仆人，授以密法，讓他們將秘獲之物放進甕中用木蓋蓋起並以六一泥封嚴，然後用朱丹題寫了幾十個梵字。次日朝內中使連忙來叩門急召一行禅師到便殿，玄宗見面劈頭就問，太史上奏，說昨夜北鬥星不見了，究竟是什麼征兆？國師有辦法禳除嗎？一行禅師對答說，後魏時失熒惑星至今帝車星看不見，以微塵之見如果能大赦天下可以禳災。玄宗聽後依從，因此王姥的兒子也幸免于殺頭之難。
《宋高僧傳》卷五記載：
開元年中遭遇幹旱，皇帝诏令一行禅師祈雨，一行禅師回應必須要有帶龍雕圖案的器皿才能請雨。皇帝下令遍搜宮中內庫，沒有找到。幾天後天師看到一個帶有龍浮雕的古鏡，高興地說，這是真龍。便帶著入壇修法，一天便下雨。
一行禅師對于曆法的貢獻尤爲突出，《釋氏稽古略》卷叁記載：
開元十一年十月。一行禅師製成前所未有的水運渾天儀。皇帝開懷而爲之製銘文，並下诏安放于武城殿讓百官參觀。銅鑄渾天儀模擬蒼穹製成渾圓的球體形狀，上面刻有天空中星宿、赤道和周天的度數。注入水流，就能推動齒輪自動運轉，一晝夜旋轉一周。又在天外另外安置兩個輪子，上面鑄有日月，也能轉動。渾天儀被置放于一只木櫃上，以木櫃爲地平，球體一半在櫃面上，模擬地平線以上的天象運轉；一半在櫃中，用來模擬地平線以下的天體運轉狀況。此外又做了兩個木人，木人前分別安置鍾鼓，每到一刻自動擊鼓，每至一辰自動撞鍾。
皇帝在大明宮咨詢一行禅師國家祚運如何，一行禅師回答，陛下將有“萬裏”之行，江山社稷終“吉”。安祿山造反，皇帝避禍成都，到了“萬裏橋”方才明白一行禅師預言之義。僖宗駕崩，皇弟吉王繼位，然唐王朝終于“吉王”手中。
惠果和尚
《大唐青龍寺叁朝供奉大德(惠果)行狀》記載：
貞元十四年五月大旱。五月上旬皇帝诏令惠果和尚祈雨。于是惠果阿奢黎在皇宮內道場專念七日，精勤修法，感得豐沛雨水。
盛唐密法的數位國師阿奢黎都爲國家昌盛百姓安樂做出了重要貢獻。
叁、唐密在當前對于佛法弘揚的意義
佛法是出離的舟楫，是解脫煩惱的智慧醍醐，她能使我們的生活、學習工作變得更充實更有意義。國家在物質文明積累後迅速提出“和諧”社會的倡議，不可謂不英明。
對于學佛的群體而言，佛教的因果報應和輪回學說可謂深入人心。相信因果報應，便能明白今生之苦難、疾病、貧困、挫折等皆非他人或者社會環境造成，而是自己宿世之罪孽報應，因此便不會怨天尤人。在如今貧富兩極分化的情況下，至少真正的佛教行者不會有“仇富心理”，也不會抱怨政策、製度。而對于經濟高速發展中的華夏而言，這種信念對于促進和諧、社會安定不可謂不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在盛唐密法的修行中特別強調菩提心，換言之大慈悲心、大喜心、大愛心，具體到生活就是落實六波羅蜜。
布施能使我們減少對身外之物的貪念，同時改變“布施”觀爲“供養”觀，不僅貪念減少，更是供養將來成佛，故用恭敬心“布施”則不會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體現充分平等，易得清淨自在；
持戒能使我們約束心猿意馬，同時開發自身本具各種智慧神通。再者戒律是維護法藏的根本，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法。嚴格持戒，才能使我們的行爲意念語言不離八正道；
忍辱能使我們熄滅嗔心，寵辱不驚，平和恬淡。于忍辱中生起感恩更能完善大丈夫人格，就現實生活而言，完善的人格是人際關系良好社會和諧的保障；
精進能使我們不放逸，持之以恒便能有聚沙成塔、繩鋸木斷、水滴石穿之功。同時勤修精進乃是我們身心不斷與宇宙精神信息能量建立有效交流溝通的必要途徑；
禅定能使我們淨心極慮，十緣生觀明了諸法無我，諸行無常，涅槃寂靜。禅定更使我們身心娴熟疏導、運用精神信息能量之方式；
般若能使我們趨向一切智智，智慧的人生優哉遊哉。
四、佛教對于未來人類生活得影響
在本次金融次貸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中，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穩定的中流砥柱作用，這種積極的影響將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日益強大。如果中國的發展更穩定、社會更和諧安甯，那麼其對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也就愈加突出。國泰民安離不開和諧，而佛法尤其是密法的弘揚對于和諧社會精神構建必然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佛乘佛法可以改變衆生的外向執著調節心理失衡
衆生的外向執著與心理失衡，其實從哲學角度言就是物質與精神的平衡關系被破壞，外向的追求基本是“色”，也就是純粹的物質追求，不外乎金錢、地位、榮譽等；所謂心理失衡就是精神狀態的消極化表現，也就是“心識”的消極化。我們知道物質和精神是一對矛盾統一體，具體到自身就是肉體與靈魂的矛盾統一。
一個系統要維持其正常有序地發展就必須時刻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一旦失衡必然在行爲和精神上出現偏頗，而當失衡的程度加劇的話，就會導致極端結果的産生，不言而喻這種極端結果會最終引致行爲者的毀滅。西方曆史上的幾大文明的斷傳和失落究其實質無非是物質追求極度以至于精神追求萎縮，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平衡狀態嚴重失和。
東方哲學體系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這種體系的哲學觀乃宏觀全息思考。比如我們祖宗四大發明的歲月，西方如今的許多國家和民族可以說還在茹毛飲血。我們祖先如果發展當時的技術，那今天的世界將是另外一種格局。爲什麼我們的祖先沒有發展所謂科技？主要原因乃“天人合一”的哲學指導觀。因爲發展科技意味著不斷改變環境，環境被改變到一定程度就會反作用于人類，對人類的生存産生消極影響。
現代科技的確極大地推動了生産力，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其嚴重的負面效應，如諾貝爾發明了*，*成爲了人類自相殘殺的工具，現代化學工業對于河流的汙染、生態的失衡、臭氧層的破壞等，愛因斯坦提出了相對論，此後發展起來的原子武器、核武器如今世界的全部儲存量可以消滅地球上全部生命四、五十次綽綽有余。
“天人合一”是一種全息觀，實際上也就是要求物質與精神的同步發展。這其實也是中華文明可以延續五千年以上而未中斷的根本原因。物質追求是外向的，精神追求則是內向的，內外協調平衡就非常重要。因此在面對這樣的內外失和的情況時，唯一可以矯正的積極措施就是“精神信仰”的形成和追求，否則就會出現分裂的結果。而從哲學觀的真理性角度言，精神信仰依次就應該是儒、道和釋教。
通俗地講，唐密的叁密相應修行儀軌就是達到“天人合一”的最佳途徑。
佛乘佛法使我們時刻居安思危
擁有物質財富照理不應該發生生存危機，畢竟在本來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上，由于人口數量的急劇增長，物質財富的追求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當文明不斷進化，人類的需求不僅僅局限于物質，就當前而言還應該包括精神需求和社會適應良好等方面。既然擁有財富還有生存危機，那麼危機大約是精神危機或者社會適應不良導致的，換言之人們在物質財富多余的同時卻未能調整好自身心理、社會認知、人際關系等。
俗話說“乍富不知新受用，忒貧還是舊家風”，前半句大約就是物質財富突然擁有者(暴發戶)的恰當說明。老百姓有還有句口頭名言“有什麼別有病，沒什麼別沒錢”，物質財富可以說是我們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在某些場合可能缺一分錢事情也不能解決。而古聖人亦有言“飽暖思淫欲”，當人們擁有的物質財富正好可以滿足衣食住行需求的時候，尚不會有所謂“精神追求”，而一旦手中財富聚多，積極的、消極的精神追求都會表現出來。由于衆生本來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而同時出現了明顯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由此産生了社會不平等感的人群開始居多，同時社會人群中一部分又流入了數千年來已經被新中國抛棄的古老行業。如此社會的較大部分群體還在爲溫飽而奮鬥的同時，少數的“先富起來”的人群消費帶動了積極、消極的各種放松精神的所謂消費，同時被傳統中華文化視爲下九流的行業日益成爲時興行業，傳統的精神體系如釋、道、儒精神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可以說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壞，或者說不亞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在還沒有一個社會精神凝聚體系的前提下，消極的精神追求便會産生不良心理影響，從個體到家庭以至于影響到整個社會。同時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撞擊沖突都會引致人們精神追求的改變和社會適應等方面的改變。
如此現象如果要從根本上改變，首先必須重建社會的精神價值體系，就中國國情而言，應該是重塑、輝煌釋、道、儒文化。社會價值體系首先應該體現出平等性，體現人類的相互關心、支持和相互尊重。
比較東西方哲學，或許東方哲學比之西方哲學更能滿足平等性要求。畢竟西方的文明，究其本質是建立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基礎上，不可謂其實質不是血淋淋的。盡管他們提倡人人平等，但是平等只能是抽象的平等，因爲西方哲學與東方哲學相比可以說是狹隘的、微觀的，因此衍生發展起來的所謂民主自由平等，也未必符合宇宙規律和法則。而東方哲學的核心思想則是契合宇宙規律和法則的，比如佛家的“一合相”、《周易》的全息觀等。依照東方哲學，陰陽必然有別、長幼必須有序、男女應該有別。如此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和諧精神就變得至爲重要，釋、道、儒文化的世界性弘揚也就益發顯得必要了。
只有物質和精神平衡發展，才不會有財富的擁有和生存危機之矛盾。精神的積極升華會使人們將富余的財富用于社會其它人群的赈濟，于富者而言獲得了幫助他人的滿足喜悅，于受助者言，漸少了生存困難的掙紮煩惱。佛家認爲一切有情皆可成佛，那麼赈濟就是社會財富的平均再分配，這樣可以理解爲對將成佛者的供養。
西方的超前消費觀念與東方的“家有余糧”式的…
《唐密的護國利民思想及其現實意義》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