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诏录序稿》称：“逮次年(康熙五十二年)登清凉山回，宗门载籍，绝不流览。”又云，“登极以来，复十年于兹，除御园焚修文行禅师外，未见一僧，亦未曾齿及佛法一字。”雍正登极后，的确比较勤政，力图匡正康熙朝末年的颓靡之风，为此创设了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常常一天到晚接见军机大臣，批复密折，真可以说“朝乾夕惕”了，但如果说十年未曾言及佛法一字，则未免绝对了。雍正十一年春至夏，雍正在处理政务之暇，与内廷王公大臣多次探讨禅机、禅理。雍正共下一百则转语，让众人参对，此即《圆明百问》。交上“答卷
”的共六人，即张廷玉、鄂尔泰、福彭、允禄、圆寿、允礼。
从《御选语录》所选张廷玉等所作诗文看，他们皆对禅对教有一定造诣，这也表现在他们各自的禅机奏对中，如雍正问：“历代佛祖中有一人超佛越祖，且道是那一人？”张廷玉答：“是佛”；鄂尔泰答：“无名氏，”福彭答：“土块”，允禄：“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不远人。”雍正所问的那一人并非实指哪一位佛无情共有的佛性或法性。称其为法身佛，是为了与报身佛、化身佛相对应的形象化说法。法身虽超色体而又不离色体，所谓“恒沙诸佛同一性，物我原来无异同。”能于诸色体识得法身，方显出禅者的机锋。张廷玉答以“佛”，表明他识得佛与佛性一如，鄂尔泰如允禄、答以“无名氏”、“人”，表明他不仅识得佛与佛性一如，而且识得一切凡夫众生具足同一佛性。以上三人的回答都显示出各自的佛学及禅学修养，但三人所指示法身之所在，都不出有情有识的范围，总有执虚为实的倾向，未到悬崖撒手的境界。福彭答以“土块”则不同凡响，不仅佛视众生与法身不一不二，而且一切山河大地也无一不是法身！所谓盈天地间，惟一真佛，百千万亿泥佛、木佛总是一佛是也。福彭所作《真如铭》曰：“即心即物，即物即佛，心佛物合，何异何同？”表达了同样的旨趣。
经常与雍正帝探讨禅理者，除以上六大臣外，还有宝亲王长春居士(即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和亲王旭日居士弘画，以及左御史得无居士张照。在《御选语录》中，雍正对他们称许有加，谓古今禅侣，一生一世了无所得者大有人在，所谓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而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雍正将这些内廷王大臣的禅诗、禅论合为一集，名《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中。
(四)御选语录
禅宗本来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到后世，禅宗的著蜍并不比其它宗派为少。除一些专题著述如四祖《信心铭》、永明智觉《宗镜录》、永嘉玄觉《证道歌》等等之外，就是林林总总的灯录和语录。灯录主要记述嗣法传灯的禅师门的行履和事迹，如《景德传灯录》；语录则是禅师法语偈颂的汇集，语录既包括单个禅师的语录，如《坛经》、《临济义玄语录》、《赵州禅师语录》等。也包括众多禅师语录汇编，如《古尊宿语录》、《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五灯会元》等。要编辑大型的禅宗语录，不仅需要有相当的禅学造诣，而且需要编家的识见和慧眼。惟有别具只眼，总能从万千公案中辨分珠玑，披沙淘金，将真正有价值的公案存留下来。故此，禅宗史上那些著名编家如妙喜(《正法眼藏》编者)、幻寄(《指月录》编者)待，同样受到后的的敬重。时代推移到清代，从宫廷中走出一大编家，欲以自己所编语录传之久远， 以振禅宗于颓废，挽慧命于悬丝，这就是雍正皇帝和他的《御选语录》。
雍正皇帝对自己的禅学见地有着惊人的自信，从《御选语录》及其它文字资料看，除了他的证明师章嘉国师之外，和他同时代的禅师以及许多前代大禅师，似乎全不放在眼里。大有笑傲天下丛林，扫尽古今英雄的气概。雍正所居至高无上的地位，再加之他确曾于参学下过一番切实的工夫，使得他黜陡古今，无所忌讳。
当时，天下丛林最流行的语录就是《正法眼藏》和《指月录》。由于这两部语录的广泛流行，使最偏僻的山间小寺，也能见到释子研习拈唱古德公案。雍正在肯定这两部语录的优点的同时，又指出其所选非当，有严重纰瑕，这主要是因为编者见地未到，于古德语录，如对粉中之雪、煤中之墨，拣择不清。决定取舍，往往以语句是否尖断，机锋是否敏捷为标准，全不论其是否发明本心，有否真实见地。故而其所选就难免“掷黄金而取瓦砾，宝鱼目而弃摩尼。”雍正还分析了这些劣品公案得以流传的原因，在雍正看来，对这些不了言句，那些禅师并非不知其非常一义谛，只是为俗情所累，忘却续佛慧命的神圣职责。或以祖师所遗，视为家珍；或囿于门户之见，恐起争端，故明知其非，百般回避，其或附会拈提，曲作圣解，遮天下人眼目，如果不是生具慧命，见识独到，岂不为其所误。雍正自认非秉拂说法之人，自能超脱门户不见，以客观公允的立场，对古德公案或语录，加以抉择。
雍正编辑《御选语录》的时间，在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春至夏。在编辑过程中，雍正见到了当时迦陵性音禅师所编《宗统一丝》，翻阅之下，龙颜大怒。在雍正看来，此书所选“纷纷杂出，撩乱错出，”全不见编家的识见与禅德的慧眼。他甚至骂性音“昏愦卑鄙”，丝毫不留情面。他举例说，涌泉欣、天衣怀和韶国师等所出言句，皆从本分心地流出，如摩尼宝珠，如赤刀大贝，但此书弃之不顾，相反对德山宣鉴的诃佛骂祖之句，和南泉普愿水牯牛公案，却一概采用，简直如“鸱鼠嗜粪”般醜恶不堪。更难让人容忍的是，性音将当时开堂说法的禅师的法语，不管是否有见地，人人各编一则。雍正认为，如此取媚同参、自抬身价之举，与世间浇薄士子，彼此标榜选刻文字，无异同一伎俩。
雍正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以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治天下，原本与方外之事无甚干系。但在雍正看来，自己既以特殊的因缘深入藏海，与本分处“少得相应”，则有责任为宗门整顿一番，以不负佛祖之深恩。
《御选语录》包括《正集》、《前集》和《后集》，最后还有《御选当今法会》，带有附录性质。
雍正在序言中提出了自己对禅师的确良选录原则，那就是不重虚名浪誉，惟看其是否达真实理地。如果其人有参实悟，则收录无遗；如其不然，则其人虽千百年来人人所共推崇，也置之不论，从《御选语录》的内容上，可明显看出与其它语录的不同，《正集》部分共收十五人，即僧肇、永嘉玄觉、寒山、拾得、沩山灵祐、仰山慧寂、赵州从谂、云门文偃、永明延寿、紫阳真人、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玉琳通琇、筇溪行森及雍正自己。
《正集》收录的第一人不是历代推崇的大禅师，而是僧肇，确实出人意表。僧肇(３９４－４１４)，东晋僧人，鸠摩罗什弟子，曾参加鸠摩罗什译场，评定经论。并著《般若无知论》等，在鸠摩罗什门下，被称为“解空第一”。但一般认为中土禅行始于达摩，达摩之前，中土未闻教外别传之旨，故僧肇虽道行超绝，见地逸偷，亦难列祖席。而雍正阅《肇论》诸篇，赞叹不已，认为非深明宗旨，了彻本源者，不能到此境界，遂追封僧肇“大智圆正圣僧”之号，并将《肇论》、《宝藏论》选入《御选语录》。僧肇所著《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句句深达佛心，言言备通众教，虽无宗乘之名，而有直控心源之宝，达摩未来之时，中土无禅宗之名，但却不能说无禅，僧肇诸论即是明证。后世禅师常举“达摩见梁武帝时无所从来，遇宋云时亦无所去，”以明禅之无时不在。雍正则直接把僧肇编入大禅师之列，这确实是超人的识见和胆略。
更引人注目的是，禅宗史上许多著名禅师未被选入《正集》，而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紫阳真人却赫然在列。紫阳真人(９８７－１０８２)即张伯端，又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北宋天台人。曾长期研习丹书，其所著《悟真篇》，与《道德经》、《阴符经》齐名。紫阳真人还同时结交禅僧，涉猎内典。其《读雪窦禅师〈祖英集〉》称当时禅宗云门宗巨擘雪窦重显(９８０－１０５２)为老师，赞曰：“吾师道高言顺畅。”似曾亲炙雪窦者。《悟真篇》外集为紫阳真人专论禅宗的诗文，称《禅宗诗偈》，被雍正选入《正集》。在雍正看来，紫阳真人是不世出的大禅师，虽以仙俊名世，但其言句真证了彻，直指妙圆，虽古今禅门大德，能如此深探究竟者亦不多见，从《禅宗诗偈》看，紫阳真人确有很高的禅学造诣，其高妙处在以道通禅。如以“道”释真如佛性，所谓“无体之体即真体，无相之相即实相。”以道家的自在消遥释禅悟解脱，所谓明心体道之士“物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乱其真”“随机应物，和而不唱”；以体道证真释明心见性，所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乎本心。故心者道之体，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所有这些，非真通道通禅者不能道出。紫阳真人也颇自信，《〈悟真篇〉后序》谓若“见闻此篇，则知伯端得达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
紫阳真人谈禅虽然借用道家的一些思想概念，但他并不是销道入禅，或以禅凌驾于道之上，春拳拳服膺的仍然是道家的思想体系和修行实践，故将《禅宗诗偈》列为《悟真篇》外集，以示大道一贯。以使观者睹此而明彼。但雍正则不这样看，他认为紫阳真人非以道教为内，禅宗为外，则是以此标明禅悟境界为超乎三界、真亦不立的无上境界。言外之意，紫阳真人是将禅作为自己精神归宿的。此虽不失为一种精致的解说，但却未必符合紫阳真人的原意。因为紫阳真人虽出入儒释，但毕竟以道为根本，其修学业要旨是性命双修，即从修命(精气)入手，先炼精化无，进而炼无化神、炼神还虚，虽然在紫阳真人看不起来，在最高境界上，禅道是相通的，明心见性即体道归真。但他以…
《第十三章 临济法门(四)——临济宗再次分流 八、雍正与禅宗》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