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荷泽神会

　　作为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佛教史的一个研究“热点”，荷法神会及其思想和作用一真是备受瞩目的“热门”话题。自１９３０年胡适发表《神会和尚遗集》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考辨可谓不遗余力，直至１９９６年７月中华书局还出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杨曾文研究员所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一书。是书取材宏富，整理精致，既全面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神会著述的校勘和研究成果，又收有著者深入精湛的研究考证，在大陆的该课题研究领域内颇具有代表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神会的研究就可以到此止步，相反，这一研究应当而且事实上也正在进入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境地。但是，正如同史料的过于粗疏容易妨碍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了解一样，对于史料的尽可能细致的梳篦辨析，固属必要，但未赏没有遮蔽历史真义真精神的危险。从这一意义而言，荷泽神会的独特价值是否会淹没在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之发现与阐释之中——就格外需要佛教学者警醒了。

　　事实上，在南宗“分灯”的壮丽行列中，作为擎灯者的祖师级人物，其生平经历与劳绩之中，最重要的未必就是体系完整的思想阐述、法度森然的宗风示范，恰恰相反，比起禅宗史上那些成熟从容、自成体系的后来大家，在早期禅宗史的分灯之祖师上，别无长物，往往只有两样最简单的武器：胆与识。作为“分灯”第一人的神会，就是胆识俱足的第一大家。

　　关于这一点，且让我们把视线跳出禅宗史以外——总是证之以禅宗本身的历史，未免会给人以自说自话的印象，转而从更宽阔的视野看去：

　　唐玄宗开元中期(约７２７年前后)，时任朝廷侍御史的中国文学史一等名人王维(字摩诘)，通过神会的门人刘相倩，请神会和尚及其同道到南阳郡临湍驿，专事谈论佛法，达数日之久。王维请问，怎样修道总能达到解脱？神会和尚回答：“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维对于这个问答，十分惊奇，直呼“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转头就向在场的太守、别驾和司马等众多官场同仁，动情赞叹道：“(你们)这个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这样不可思议！”

　　文学家的强烈的情绪化反应，可能比禅宗宗门内的对话，更为逼真地记录了六祖慧能之后第一支分出的慧炬所照耀之处，以及人们惊喜莫名的激动时刻，中国禅宗借助于僻处南天的相对封闭宁静的地理环境，通过慧能祖师巨手，完成了它的实际创立使命，而越山岭南，来至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一灯开处，照耀社会大舞台的中心——这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就是从神会开始的。

　　荷泽神会，据《宋高僧传》卷八载，从幼年起从师得授《五经》，自学《庄子》、《老子》，均能“通幽赜”。“灵府廓然”。后来从《后汉书》中知道佛教的线索，便留意佛教，渐无仕进之心，终于本府国昌寺出家，“讽诵群经”，至于“易如反掌”。据《圆觉经大疏钞》说，神会曾师北宗神秀三年，后来神秀奉诏入洛阳(时在７００年或７０１年间)，他又慕名南下曹溪，往依慧能，其间除曾到西京长安受具足戒之外，多从慧能学法，直到慧能入灭，仍在曹溪住了几年，至开元八年(７２０)，“敕配住南阳龙兴寺”，为其立足中原腹地开辟传灯事业之始，经过长期弘法经营，他在当地已获得一定声望，人称“南阳和尚”，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正月十五日，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与山东崇远法师展开辩论，提出要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定其旨见”，为此正式向北宗系发起挑战，然当时北宗基础深厚，影响为最，而南宗禅法在社会上层多闻所未闻，神会敢于明确标举南宗旗帜，挑战北宗，则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胆魄勇气，他自己对此有着充足的思想准备：“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令一切众生闻知，岂惜身命！”神会如此胆识，实为南宗第一灯所必须之“膏油”，其精神不死，则灯焰不灭。社会上层亦渐有理解接受南宗禅法者，至天宝四年(７４５)，兵部侍部宋鼎请神会入住东都洛阳荷泽寺。神会继续传播曹溪法义，并在荷泽寺中为慧能祖师开堂塑像，且将东上达摩以下诸祖，尽数绘影供奉，一时达官如房琯、宋鼎者，分别为其作序志碑。随着南宗禅法日渐行世，北宗必然大举反击，至天宝十二年(７５３)，神会“被谮聚众，”由此开始，两年之内，四度敕移住所。此时，神会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幸而历史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安史之乱中，政府军费匮乏，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多所置戒坛度僧，聚“香火钱”以助军需。天宝十四年(７５５)，神会时返洛阳，于草莽之中被公举出来主持开坛度僧。所得财帛，顿支军费。这对于政府军收复两京，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不久，受唐肃宗诏，入内受帝供养，并由朝廷动用官方力量为他在荷泽寺中大造禅宇，即便是大师之塔额号。直至近三十年后，唐德宗贞元二年(７８６)，有诏“敕皇太子集诸禅德，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这恰逢神会诞辰逾百年之际，是否有特为其百年纪念之意，现在当然不便遽定，但是即以世法眼光观之，人生百年，事业成功，壮志得酬，莫过于此。

　　不过，以千载之下的后人来看，又与百年的眼不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在于神会的事业——其奠定南宗正统不朽的意义是永远无可怀疑的——而仅仅在于：神会个人的历史地位悄悄发生了位移，“七祖”之冠旁落当时僻居南国了无声名、但终以弟子而显的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二祖。南岳门下出马祖道一，青原门下出石头希迁，南宗之灯传此二大士而终于光耀天下，成大气候，由此而开“一花五叶”的后期禅宗全盛之世。相形之下，神会的弟子无一堪比马祖石头，勉强可从《宋高僧传》中寻觅者有：灵坦、进平、志满、无名、广敷、神英、行觉、皓玉、无行、慧空和法璘等一二十人。当然，缺乏名声显赫的传承者，仍然不是导致神会在“二世而亡”丧失七祖地位的深层原因。他何以缺乏强有力的传承者？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留待下文在展开述评神会的思想与实践中叙述。

　　神会的思想及生平资料大多保存于其弟子听法记录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以及神会自撰“五更转”两首及五言律诗一首。这些著述资料大都从宋以后逐渐佚失，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总开始从敦煌文献中陆续发现，每一种著述又经过多次发现、整理、有多种底本存世，故情形较为复杂。杨曾文教授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是至１９９６年大陆有关这一题材的最为完备的文献果集，可资借鉴，在对于神会禅法的梳理研究方面，近人远出古人之上。事实上，由于神会“七祖”地位的迅速旁落，更由于其思想资料的长久湮没，古人在真正接近和了解神会禅法方面，是乏善可陈的，除了自许神会第四世法嗣主圭峰宗密有过昙花一现的激情描述之外，世人对于神会禅法的真正了解，完全可以说，是到了晚近总开始的。其中，胡适先生对其文献的发现和整理，尤其是对其历史地位的阐发，无疑是始作俑者，但是，在逐渐认识了解荷泽神会那久已模糊的历史面貌的同时，近人也许又陷入一种渐行渐深的误区——这就是对于所谓禅宗史“南顿北渐”之争的过份执著乃至入为设置，并由此出发替争执双方构造各自的“思想体系”。平心而论，任何一个一流的佛教史人物都自有其理论和思想的光芒，何况像神会这样一个禅宗史上的“革命家”，无论其思想理论是否自成一体，成为“体系”，都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卷三所谓：““寂知指体，无念为宗”者……是南宗第七祖荷泽大师所传”，此语实乃神会禅法最为精炼的概括。近人依据文献材料所在的一切有关禅会禅法的解说，都是对于这一概括的具体疏证。何谓“寂知指体？”宗密在下文中指出：“万法既空，心体本寂，寂即法身，即寂而知，知即真智。”何谓“无念为宗？”宗密续曰：“既悟此法本寂本知，理须称本用心，不可遂起妄念，但无妄念，即是修行。”

　　除了上述宗密的概括之语，在有关荷泽神会本人言行的前引著述之中，更是充满了对此一宗旨的应接阐发之语，问题是：神会的这一禅法理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中？也就是说，其源流何在？这又用得着宗密的一句斩钉截铁之断语了。他在其著名的《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特意强调说明：“荷泽宗者，全是曹溪之法，无别教旨，”既如此，那么，人们不禁又要问：既然别无教旨，又有什么必要称宗立派呢？宗密的解释是：“为对洪州傍出故，复称其宗号。”原来如此！

　　博闻圆融如圭峰宗密者，于禅宗之中既能独钟，并私淑荷泽(其时神会身后萧条，早已无复“天宝当年”盛名盛况)——必有其特别会心之处，上述断语，可谓得荷泽之髓！

　　今人之所以大有必要重温宗密的上述评语，是因为他的这些话可能会成为警醒我们的一剂最好良药；对于神会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最需要的并不是思想理论的何种创新发展——在这一方面，“无别教旨”式的忠实继承，甚至比发明突破要现实与合理得多，最重要的是舍身忘死的胆略，是举世独醉我独醒的见识！

　　对于这一点历史真精神的最好记录，仍见之于宗密(这位神会百年孤独当口上的私淑者)的记录，他所作的那篇《神会七祖传》，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似乎都不曾引起人们格外的垂青，然而，举神会精神映照而观，这篇简短的传记却不啻是一篇激情澎湃的美文，其文繁简布局分明：在描述神会一生行迹时，对于后人絮絮不休的“开坛度僧”历史戏剧一无置评，甚至像最富戏剧性的所谓“滑台大会”也一笔带过；他对有关神会的任何演义不感兴趣，甚至对神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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