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谢灵运追随道生，著《辩宗论》加以补充。对于道生顿悟说，宋教武帝十分欣赏，道生弟子道猷、法瑗、宝林等亦持此观点。而与谢灵运共同整理南本《涅槃经》的慧观则认为定慧需要阶级相乘，主渐悟，反对顿悟。慧琳、法助等亦持慧观渐悟说。南岳慧思“顿悟以源开宝藏”之偈以人人具足的本心与佛相印契，心佛不二，得一切处安乐。这不但体现在上述戒禅一致、《楞伽》与《般若》、念佛与成佛合一三个方面，在道信传法给他的弟子(包括道融、弘忍等)时也有精彩的论述。《景德传灯录》卷四载：“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法门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这三个“一切”，即是《楞伽经》“惟心证了知”与《般若经》“一行三昧”(即视法界皆一相，无有差别，惟有一心念佛，结合实相念佛)的体现，弘忍则在《最上乘论》中说：“但于行住坐卧中，常瞭然守本真心，令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万法不出自心。”把“四仪”与“守心”相融通出来。因此，道信、弘忍把当时渐修、顿悟的思维成果加以继承、光大，完全是顺应了历史的必然的。
至于道信与弘忍关于顿悟问题的讨论，虽然资料不多，但我们透过一些零碎的论述，还是可以理出一些头绪来的。道信在对斗头法融传法时说：“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明确指示：东山法门即承继僧璨的“顿教法门”。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把学者分为四种：有行有解有证，上上人；无行有解有证，中上人；有行有解无证，中下人；有行无解无证，下下人。又引《维摩经》说：“豁然得本心”，信其言也。可见，道信与弘忍“每以顿渐之旨日省月试之，”已是探讨如何以渐修、顿悟来接引不同根机的学禅人。法融承继道信的，亦是此“顿教法门”。法融《心铭》说：“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忘守。……不用证空，自然明彻。……诸缘顿息，一切不忆，”传翕《心王铭》与此亦异音同调。忽滑谷快天说：“知“顿悟心源”，乃一般大乘行者所主”，“至梁时，高才卓识之间，主见性成佛，顿悟心源、即心是佛之谈者，自然之势也。”可见，关于顿、渐之争，由来已久。这既是对佛经关于修证成佛的关论述的不同理解，也是禅僧接引不同根机的人学佛中的亲身体会。“东山法门”的融通顿渐，既是对前贤，尤其是道生、僧璨“顿教法门”的继承，也是他们在创立禅宗过种中的创新。
“东山法门”广开法门，弘扬禅宗，不但表现在道信门下，“缁门后秀，归者如云”，弘忍门下“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俞千计”，崇拜者众多，而且龙象辈出。其中“堪为人师”、影响一方的著名弟子有：神秀、智诜、刘主簿、惠藏、玄约、老安(即慧安)、法如、惠能、智德(高丽僧)、义方及玄赜。神秀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势焰熏天。惠能则弘扬南宗顿教，独树一帜。嵩山老安，深有道行，宜身安乐，反经合权，出于山门，偏于天下。法如在弘忍处咨受三昧，经十六载，从于少林精舍，大开禅法，再振玄纲，成为少林法主。玄赜则与神秀受弘忍之嘱，于东都大开禅法，虽然其貌不扬，“形类凡僧”，却“证同佛地，帝师国宝，宇内归依”；与其弟子净觉，为楞伽师说作最后总结。资州智诜四川净众保唐禅系；宣什则创“南山念佛门禅宗”，果州未和上、阆州蕴玉、相如尼一乘皆弘之。智德有扬州，惠藏在华州、义方在越州、刘主簿在白松山皆弘化一方。
由上可知，由达摩以《楞伽经》“二入四行”理论奠定基础，经慧可把般若性空之“理”与本体论意义的如来藏体系加以调和、融合，和僧璨的发挥，到道僧、弘忍，更从禅理(《楞伽》与《般若》结合、顿渐圆融)、禅风(禅修与劳作结合)、教转组织(广开法门、不择根机)上，为建立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脱为中心教义、以五祖寺为相对稳定的修禅据点，以劳作与参禅相结合的禅宗群体奠定了基础，至此，中国禅宗到道信、弘忍已略具规模。
至于弘忍的《最上乘论》之真伪，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举五条理由论证《最上乘论》非弘忍真说：第一，“光元不坏。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这是神秀之见，比慧能之见“劣而不胜”，不应当是弘忍之说；第二、使初学依《观无量寿经》非祖门正传；第三、“端心正念，善调气息”乃寂然教家之婆说，非禅将直指之狮子吼；第四、说自己的论说“实非了了证知，若乖圣理者，愿忏悔除灭”，是学道未熟之言，无权威，无力量，非弘忍一代宗匠之言。第五、说“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上卑鄙之见地，更非出自弘忍。这些看法，自有一定道理，还可以讨论，但这并不影响道信、弘忍为中国禅宗“一代宗匠”，“东山法门”为开创中国禅宗奠定基础的结论。至于忽滑谷快天说“弘忍化盛东山”，又“无语录传世，所说法门，不知其要旨”，似乎对“东山法门”贬得过低，可以继续斟酌。
总之，道信、弘忍创立“东山法门”，以《楞伽》、《般若》传宗，以双峰山、东山为比较固定的道场，以坐禅与劳作相结合，渐修与顿悟相结合、世间与出世间相融通，广开法门，不择根机，在以长江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中国禅宗的创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六祖慧能把南宗顿教法门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在历史上首次把中国僧人的著作《法宝坛经》列入“经”经至尊地位，从而为禅宗的真正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神秀使禅宗由民间走上朝廷，以及道信门下旁出的牛头法融以般若智慧指导修持，都为禅宗的建立与弘扬有独特的建树，这是不容忽视的。
(七)牛头法融：
法融(５９４－６５７)，俗姓韦，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十九岁从茅山(今江苏句容)三论学者炅法师出家。十二年后移住牛头山佛窟寺。寺中有内外经书七藏，包括佛经、佛经史、道书、俗经史、医方图符等。融内外寻阅，前后八年，素养大大提高。贞观年间，道信入山见融，融端坐自若，曾无一顾，道信问：“在此作什么？”融曰：“观心”。道信说：“观是何人，心是何物？”现无对。便起身作礼，说：“大德高栖何所？”道信说：“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融问：“还识道信禅师否？”曰：“道信禅师，贫道是也。”融稽首请说心要。信曰：“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妙妙德，总在心源。”并将：“受璨大师顿教法门”授于法融。融返双峰山，后法席大盛。永徵三年(６５２)应邑宰之请于建初寺讲《大品般若经》，僧众千人。永徽中又出《大品般若》，僧众三千余人，称一时荣观。融在山溪，徒众乏粮，乃自往丹阳化缘，负米一石八斗，朝往暮还，供众百余日，唐高宗显庆二年(６５７)寂于建初寺。春秋六十四。相传著有《绝观论》(敦煌本)、《心铭》等。
关于牛头法融的传承，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唐李华(７１５－７６６)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铭》曰：“初，达摩祖师传法，三世至信大师。信门人达者曰融大师，居牛头山，得自然知慧。信大师就而证之……由此无上觉路，分为此宗。”与其相隔半个世纪左右的宗密(７８０－８４１)《圆觉经大疏钞》卷三和刘禹锡公元８２９年撰《牛头山第一祖啧大师新塔记》以及一百六十多年后(９８８)赞宁撰《宋高僧传》均以法融为道信之支脉，并说道信传法融时间在贞观年间(６２７－６４９)，其传法系统为：法融——智岩——慧方——法持——智威——玄素(或为融、岩、持、威、玄、素、法钦)。印顺法师考证认为，真正明确牛头六祖师孙关系，当从慧方传法持开始。
宗密认为，北宗神秀以朝暮分别动作，一切皆妄；南宗洪州则朝暮分别动作，一切皆真；而牛头法融的禅法，则“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宗密还进一步把三家归纳为：北宗一切皆妄，南宗一切皆真，牛头则一切皆无；并对三宗加以调和，认为：“诸宗所说，皆是诸佛之教也”；“若就行说者，初伏以灭妄，次信任情性，后休心不起”(同上)，认为灭妄、任性、休心，都是修行的必经阶段(或者某一个侧面)，都有其合理性，宗密指出：“就法有不变随缘二义，就人有顿悟渐修两门”。“牛头以达空故，于顿悟门而半了；以忘情故，于渐修门而无虚亏。”认为法融介于顿悟与渐修之间。这还可以通过《绝观论》进一步得到印证。
《绝观论》“以虚空为道本，森罗为法用”，也就是以空寂之精神性的“道”为本体，以森罗万象之万法为功用。“道”这种空寂之本体，本身也是假名，而它又有其功用。因此：“假名毕竟空，亦无毕竟空，若身心本无，佛道亦本无，一切法亦本无，本无亦本无。若知本无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从地生，但是空心性，照世间如日。”这种“本无”本身也是假名的道，如红日普照世间，本体虽无，但有照耀大地之功用。本无是空、假、中的统一。这种中道观，就是法融所主张的般若空观思想，是他们一切禅法之理论基础。前面说过，牛头禅以无事为悟，忘情为修，是“无修不修，无佛不佛”这种禅行正是建立在般若空观基础上的。
《心铭》对《绝观论》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忘守。”他把本有与无觉、空与不空在中道观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强调“正觉无觉，真空不空，三世诸佛，皆乘此宗”。正如宗密所说的，法融“道性高简，神慧聪利”，对般若性空思想有很高的悟性，“后遇四祖，印其所解空理，然于空虚显示不空妙性故，不俟久学，悟解洞明。”他之所以能在四祖门下别开一宗，实非偶然，一由本性颖悟，二由四祖的启迪，以“观是何人，心是何物”来启发他不起“知见”、“明寂自现”，三由当时渐修、顿悟之争的影响，促进他从佛法的根本上进行思考、体悟，从而在以般若为指导的中道观的辩证思想上达到相当高的造诣，独树一帜，这对于禅宗的建立亦是重要的贡献。
总之，牛头法融承道之旨，在以般若智慧为指导的中道观理论的修持上，把禅宗的辩证思维素养进一步提高，其对于建立禅宗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从禅学发展成为东山法门为禅学建立奠定基础的历史可以看出，一部禅宗创立史，是中国禅僧通过内省自觉悟的修悟而寻求解脱(即自觉圣智)的历史，是由中国禅僧与西域佛教徒，经过二三个世纪(公元５－７世纪)共同努力而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从早期禅僧对“依教修心禅”的摸索，到达摩、惠可、僧璨以《楞伽》开宗，至道信、弘忍以《楞伽》融通《般若》，从“二入四行”的注重理论与宗教践履的结合，到道信、弘忍的“安心”、“自求本心”；从面壁凝思、观想，到禅修、劳作结合；从游化乞食到有比较稳定的道场，标志着中国禅宗已略具规模。真正建立中国禅宗的历史任务，是由“东山法门”的继承人慧能(包括神秀)来完成的。
《第一章 禅宗之源——从达摩到弘忍 三、从达摩到弘忍》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