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二谛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謝靈運追隨道生，著《辯宗論》加以補充。對于道生頓悟說，宋教武帝十分欣賞，道生弟子道猷、法瑗、寶林等亦持此觀點。而與謝靈運共同整理南本《涅槃經》的慧觀則認爲定慧需要階級相乘，主漸悟，反對頓悟。慧琳、法助等亦持慧觀漸悟說。南嶽慧思“頓悟以源開寶藏”之偈以人人具足的本心與佛相印契，心佛不二，得一切處安樂。這不但體現在上述戒禅一致、《楞伽》與《般若》、念佛與成佛合一叁個方面，在道信傳法給他的弟子(包括道融、弘忍等)時也有精彩的論述。《景德傳燈錄》卷四載：“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法門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這叁個“一切”，即是《楞伽經》“惟心證了知”與《般若經》“一行叁昧”(即視法界皆一相，無有差別，惟有一心念佛，結合實相念佛)的體現，弘忍則在《最上乘論》中說：“但于行住坐臥中，常瞭然守本真心，令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把“四儀”與“守心”相融通出來。因此，道信、弘忍把當時漸修、頓悟的思維成果加以繼承、光大，完全是順應了曆史的必然的。
至于道信與弘忍關于頓悟問題的討論，雖然資料不多，但我們透過一些零碎的論述，還是可以理出一些頭緒來的。道信在對鬥頭法融傳法時說：“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于汝。”明確指示：東山法門即承繼僧璨的“頓教法門”。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把學者分爲四種：有行有解有證，上上人；無行有解有證，中上人；有行有解無證，中下人；有行無解無證，下下人。又引《維摩經》說：“豁然得本心”，信其言也。可見，道信與弘忍“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已是探討如何以漸修、頓悟來接引不同根機的學禅人。法融承繼道信的，亦是此“頓教法門”。法融《心銘》說：“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不用證空，自然明徹。……諸緣頓息，一切不憶，”傳翕《心王銘》與此亦異音同調。忽滑谷快天說：“知“頓悟心源”，乃一般大乘行者所主”，“至梁時，高才卓識之間，主見性成佛，頓悟心源、即心是佛之談者，自然之勢也。”可見，關于頓、漸之爭，由來已久。這既是對佛經關于修證成佛的關論述的不同理解，也是禅僧接引不同根機的人學佛中的親身體會。“東山法門”的融通頓漸，既是對前賢，尤其是道生、僧璨“頓教法門”的繼承，也是他們在創立禅宗過種中的創新。
“東山法門”廣開法門，弘揚禅宗，不但表現在道信門下，“缁門後秀，歸者如雲”，弘忍門下“四方請益，九衆師橫，虛往實歸，月俞千計”，崇拜者衆多，而且龍象輩出。其中“堪爲人師”、影響一方的著名弟子有：神秀、智诜、劉主簿、惠藏、玄約、老安(即慧安)、法如、惠能、智德(高麗僧)、義方及玄赜。神秀爲“兩京法主，叁帝國師”，勢焰熏天。惠能則弘揚南宗頓教，獨樹一幟。嵩山老安，深有道行，宜身安樂，反經合權，出于山門，偏于天下。法如在弘忍處咨受叁昧，經十六載，從于少林精舍，大開禅法，再振玄綱，成爲少林法主。玄赜則與神秀受弘忍之囑，于東都大開禅法，雖然其貌不揚，“形類凡僧”，卻“證同佛地，帝師國寶，宇內歸依”；與其弟子淨覺，爲楞伽師說作最後總結。資州智诜四川淨衆保唐禅系；宣什則創“南山念佛門禅宗”，果州未和上、阆州蘊玉、相如尼一乘皆弘之。智德有揚州，惠藏在華州、義方在越州、劉主簿在白松山皆弘化一方。
由上可知，由達摩以《楞伽經》“二入四行”理論奠定基礎，經慧可把般若性空之“理”與本體論意義的如來藏體系加以調和、融合，和僧璨的發揮，到道僧、弘忍，更從禅理(《楞伽》與《般若》結合、頓漸圓融)、禅風(禅修與勞作結合)、教轉組織(廣開法門、不擇根機)上，爲建立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脫爲中心教義、以五祖寺爲相對穩定的修禅據點，以勞作與參禅相結合的禅宗群體奠定了基礎，至此，中國禅宗到道信、弘忍已略具規模。
至于弘忍的《最上乘論》之真僞，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論。忽滑谷快天《中國禅學思想史》舉五條理由論證《最上乘論》非弘忍真說：第一，“光元不壞。只爲雲霧所覆。一切衆生清淨之心亦複如是”，這是神秀之見，比慧能之見“劣而不勝”，不應當是弘忍之說；第二、使初學依《觀無量壽經》非祖門正傳；第叁、“端心正念，善調氣息”乃寂然教家之婆說，非禅將直指之獅子吼；第四、說自己的論說“實非了了證知，若乖聖理者，願忏悔除滅”，是學道未熟之言，無權威，無力量，非弘忍一代宗匠之言。第五、說“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上卑鄙之見地，更非出自弘忍。這些看法，自有一定道理，還可以討論，但這並不影響道信、弘忍爲中國禅宗“一代宗匠”，“東山法門”爲開創中國禅宗奠定基礎的結論。至于忽滑谷快天說“弘忍化盛東山”，又“無語錄傳世，所說法門，不知其要旨”，似乎對“東山法門”貶得過低，可以繼續斟酌。
總之，道信、弘忍創立“東山法門”，以《楞伽》、《般若》傳宗，以雙峰山、東山爲比較固定的道場，以坐禅與勞作相結合，漸修與頓悟相結合、世間與出世間相融通，廣開法門，不擇根機，在以長江北爲中心的廣大地區産生了廣泛的影響，爲中國禅宗的創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後來六祖慧能把南宗頓教法門的理論更加系統化，在曆史上首次把中國僧人的著作《法寶壇經》列入“經”經至尊地位，從而爲禅宗的真正建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至于神秀使禅宗由民間走上朝廷，以及道信門下旁出的牛頭法融以般若智慧指導修持，都爲禅宗的建立與弘揚有獨特的建樹，這是不容忽視的。
(七)牛頭法融：
法融(５９４－６５７)，俗姓韋，潤州延陵(今江蘇丹陽)人，十九歲從茅山(今江蘇句容)叁論學者炅法師出家。十二年後移住牛頭山佛窟寺。寺中有內外經書七藏，包括佛經、佛經史、道書、俗經史、醫方圖符等。融內外尋閱，前後八年，素養大大提高。貞觀年間，道信入山見融，融端坐自若，曾無一顧，道信問：“在此作什麼？”融曰：“觀心”。道信說：“觀是何人，心是何物？”現無對。便起身作禮，說：“大德高棲何所？”道信說：“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融問：“還識道信禅師否？”曰：“道信禅師，貧道是也。”融稽首請說心要。信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妙妙德，總在心源。”並將：“受璨大師頓教法門”授于法融。融返雙峰山，後法席大盛。永徵叁年(６５２)應邑宰之請于建初寺講《大品般若經》，僧衆千人。永徽中又出《大品般若》，僧衆叁千余人，稱一時榮觀。融在山溪，徒衆乏糧，乃自往丹陽化緣，負米一石八鬥，朝往暮還，供衆百余日，唐高宗顯慶二年(６５７)寂于建初寺。春秋六十四。相傳著有《絕觀論》(敦煌本)、《心銘》等。
關于牛頭法融的傳承，最早的文獻記載是唐李華(７１５－７６６)撰《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銘》曰：“初，達摩祖師傳法，叁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知慧。信大師就而證之……由此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與其相隔半個世紀左右的宗密(７８０－８４１)《圓覺經大疏鈔》卷叁和劉禹錫公元８２９年撰《牛頭山第一祖啧大師新塔記》以及一百六十多年後(９８８)贊甯撰《宋高僧傳》均以法融爲道信之支脈，並說道信傳法融時間在貞觀年間(６２７－６４９)，其傳法系統爲：法融——智岩——慧方——法持——智威——玄素(或爲融、岩、持、威、玄、素、法欽)。印順法師考證認爲，真正明確牛頭六祖師孫關系，當從慧方傳法持開始。
宗密認爲，北宗神秀以朝暮分別動作，一切皆妄；南宗洪州則朝暮分別動作，一切皆真；而牛頭法融的禅法，則“以本無事爲悟，忘情爲修。”宗密還進一步把叁家歸納爲：北宗一切皆妄，南宗一切皆真，牛頭則一切皆無；並對叁宗加以調和，認爲：“諸宗所說，皆是諸佛之教也”；“若就行說者，初伏以滅妄，次信任情性，後休心不起”(同上)，認爲滅妄、任性、休心，都是修行的必經階段(或者某一個側面)，都有其合理性，宗密指出：“就法有不變隨緣二義，就人有頓悟漸修兩門”。“牛頭以達空故，于頓悟門而半了；以忘情故，于漸修門而無虛虧。”認爲法融介于頓悟與漸修之間。這還可以通過《絕觀論》進一步得到印證。
《絕觀論》“以虛空爲道本，森羅爲法用”，也就是以空寂之精神性的“道”爲本體，以森羅萬象之萬法爲功用。“道”這種空寂之本體，本身也是假名，而它又有其功用。因此：“假名畢竟空，亦無畢竟空，若身心本無，佛道亦本無，一切法亦本無，本無亦本無。若知本無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從地生，但是空心性，照世間如日。”這種“本無”本身也是假名的道，如紅日普照世間，本體雖無，但有照耀大地之功用。本無是空、假、中的統一。這種中道觀，就是法融所主張的般若空觀思想，是他們一切禅法之理論基礎。前面說過，牛頭禅以無事爲悟，忘情爲修，是“無修不修，無佛不佛”這種禅行正是建立在般若空觀基礎上的。
《心銘》對《絕觀論》進一步加以發揮，提出：“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他把本有與無覺、空與不空在中道觀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強調“正覺無覺，真空不空，叁世諸佛，皆乘此宗”。正如宗密所說的，法融“道性高簡，神慧聰利”，對般若性空思想有很高的悟性，“後遇四祖，印其所解空理，然于空虛顯示不空妙性故，不俟久學，悟解洞明。”他之所以能在四祖門下別開一宗，實非偶然，一由本性穎悟，二由四祖的啓迪，以“觀是何人，心是何物”來啓發他不起“知見”、“明寂自現”，叁由當時漸修、頓悟之爭的影響，促進他從佛法的根本上進行思考、體悟，從而在以般若爲指導的中道觀的辯證思想上達到相當高的造詣，獨樹一幟，這對于禅宗的建立亦是重要的貢獻。
總之，牛頭法融承道之旨，在以般若智慧爲指導的中道觀理論的修持上，把禅宗的辯證思維素養進一步提高，其對于建立禅宗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
從禅學發展成爲東山法門爲禅學建立奠定基礎的曆史可以看出，一部禅宗創立史，是中國禅僧通過內省自覺悟的修悟而尋求解脫(即自覺聖智)的曆史，是由中國禅僧與西域佛教徒，經過二叁個世紀(公元５－７世紀)共同努力而逐步走向成熟的曆史。從早期禅僧對“依教修心禅”的摸索，到達摩、惠可、僧璨以《楞伽》開宗，至道信、弘忍以《楞伽》融通《般若》，從“二入四行”的注重理論與宗教踐履的結合，到道信、弘忍的“安心”、“自求本心”；從面壁凝思、觀想，到禅修、勞作結合；從遊化乞食到有比較穩定的道場，標志著中國禅宗已略具規模。真正建立中國禅宗的曆史任務，是由“東山法門”的繼承人慧能(包括神秀)來完成的。
《第一章 禅宗之源——從達摩到弘忍 叁、從達摩到弘忍》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