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思鹏著作集》
学诚
唐思鹏居士，四川巴中市人，早年曾随其父唐仲容老先生受学般若、唯识学。思鹏居士天资聪颖，性情温厚，好学不倦，于德于学，日隆日进，廓然有菩萨济世的大志。
1990年，由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的举荐和遍能老法师的邀请，唐仲容老先生受聘于四川成都宝光佛学院讲授佛学。是年，思鹏居士偕往协助。父子除了在佛学院教授佛学课程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为问学者讲课。席上谆谆，诲人不倦；座下殷殷，学而不厌。
1990年以来，思鹏居士从事佛学教学研究工作已有十多年了，于般若学、唯识学等皆有深厚造诣，而尤专唯识学。而他的所教所学颇具古印度佛学特色。这些年来，他对佛教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游学和受教其门下的不乏才俊之士，可谓后起有人。在佛教义学日渐陵夷而急待复兴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众所周知，通达法义才可以现观谛理；现观只为证义。通达法义能引真比量的善巧抉择；现观谛理能引真现量的无倒亲证，这是修学佛法的通途。未有不深达法义而能起正修者。况且，究竟彻底的通达法义即是究竟彻底的现观正修。由此，佛陀究竟彻底通达法义――能诠所诠的实相，所以称为“无学”及一切智智者。思鹏居士深谙此理，于教于学，皆循不违，由此，其教则使学生如沐春风，其学则促自己德智俱进。
1992年，思鹏居士在四川省佛学院任教，而后担任该院教务长之职，同时也在成都昭觉寺佛学院和文殊院青年佛学社教授佛学课程，在四川省佛学院函授部兼函授辅导课程。可谓不辞辛劳，为法忘躯。1999年，惟贤法师和心月法师聘请思鹏居士为重庆佛学院教务长，兼任函授部主任，同时带研究生。2002年底，思鹏居士被调到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社担任责任编辑，负责学术稿件的编审工作；同时被聘执教中国佛学院，主讲唯识和禅学。
此次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佛教三字经新注》、《四十二章经新注》、《维摩诘经新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新注》、《六祖坛经新注》、《辩中边论疏义》、《唯识三十颂疏义》。其中《佛教三字经新注》是接引初学的佛教知识普及读物，《六祖坛经新注》是研究中国禅宗的重要典籍《六祖坛经》的力作，其它六种都是探讨古印度佛教重要经典的代表作品。
《四十二章经》源于朴素的阿含思想，重在接引学人出离烦恼，解脱生死，虽是适应小乘根器，但同时也是三乘共学的经典。《金刚经》和《心经》则代表了般若思想的精华，其重点在建立大乘殊胜的正行；《维摩诘经》是赞叹大乘、贬抑小乘，以种种善巧直示不二法门及显示菩萨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大乘经典，属大乘契经、希法二分所摄。《六祖坛经》则代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法思想。《辩中边论》、《唯识三十颂》二种，摄在大乘瑜伽唯识学中，属论议一分所摄。只不过前者《辩中边论》是以三自性为根本真实来抉择法相、显示中道的；后者《唯识三十颂》是以阿赖耶识为根本建立大乘甚深缘起的唯识妙理的。
思鹏居士注释《佛教三字经》，开宗明义，深入浅出；注《四十二章经》，本在三乘共学，不拘小乘；注《维摩诘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囿中观学派一家之见，更援引瑜伽唯识，成显了义；注《六祖坛经》重在发挥惠能说法不离自性、见性开悟不离本心本性以及在现实生活中下手修行的禅法思想；疏《辩中边论》、《唯识三十颂》，明境、行、果，尤重行门。或有误解唯识只讲教理不关修行者，可以一读而冰释；对于学习教法的人，也不必为迷惘于下手立足之处而彷徨了。
《佛教三字经》为明代吹万老人所著，作者模仿儒家启蒙读物《三字经》的体例，以三字一句、四句一偈的文法平白直述，将佛教历史、佛教常识及佛学教理介绍给初学，以便记忆和学习。后经印光大师修订，将本书的原文改正了十分之三。据印光大师所述，《佛教三字经》的内容主要是“略叙如来降生成道、说法度生，列祖续佛慧命、随机施教及与古德自利利他嘉言懿行”等事迹和佛法教理。世人通过诵习是文，可“知佛经之要义，明祖道之纲宗”。其最终的意义“是在后进之发心造修焉”。可以说这是一本佛教基本知识的普及读物，主要内容是以韵文的形式提挈佛法的纲领要义、辨析佛学的基本原理、介绍佛教的主要宗派等。
《四十二章经》是我国译辑的第一部佛教经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译佛经。中印文化的交流虽可追溯至秦汉初期，但直到东汉永平年间才真正成熟。根据史书记载：在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一日，明帝夜梦金人，项光如日，飞进皇宫。次日便召集群臣征问梦境。太史傅毅占卜后，回答道：“臣听说西域有得道者，人称为“佛”。《周书异记》亦曾记载周昭王二十六年，夜间有五色祥光直贯太微星，当时的太史苏由就上奏昭王：“西方有大圣人出世，一千年后，其声教将流传此土。”昭王就下令将此事刻于石上永志纪念。因此，由年代来推算，现在应当是圣人教化东来之时。陛下梦见的金人，想必就是佛了。”于是，明帝派遣博士王遵、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等一行十八人，西行天竺求请佛法。当他们途经大月氏国时，遇见了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尊者，因得知他们是天竺的具德高僧，便传达了汉明帝的心愿。适逢两位尊者也早有弘法度生的悲愿，于是一行人便迎接尊者并以白马驮着佛经、佛像、舍利于永平十年(67)返回洛阳。明帝非常钦敬两位尊者以弘法为职志的精神，特别以国礼接待。翌年在洛阳城西门外建寺供养尊者，为纪此因缘，故特以“白马寺”命名。至于佛像及舍利，则分别供奉于南宫的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也是中国有佛像的开端。两位尊者有了汉明帝的护持，便着手翻译带来的佛经，并撷取大小乘义理，糅集译出《四十二章经》。其内容简明扼要，章节最长百十来字，最短只有二十几个字，简略地说明了三乘佛法的基本道理，重在说明出离世间而得解脱的真实修行，如止恶修善、发心求证道果、少欲知足乃至远离诸欲、观人生无常等诸要义。其说理浅近、平实易懂，为佛教的入门读物。由于此经简要平实，且富含哲理，很快就为当时的贵胄及士大夫习诵，佛法也随之渐渐深入民间，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
《维摩诘所说经》为姚秦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译，属意译本，通称为旧译；另有唐代玄奘三藏法师的直译本，名《说无垢称经》，通称为新译。罗什法师的意译本行文流畅易懂，类似叙事的小说体，仅从其文学价值而言，就被学界称为“开启了明清小说的先河”；更何况其思想价值尤为中国佛教各宗所重。所说不二法门，尤其为禅宗奉为不易的圭臬。玄奘法师的直译本由于完整保存了古印度梵语的语法结构和语义概念，所以行文较为晦涩艰深，不易为国人的思维习惯所接受。因此，在流通上不如旧译那样普遍为人所知；仅为少部分研究者所重。似乎是旧译本易懂而新译本难懂，实则不然，虽相对的从文字上讲旧译易读，然而作为义理的载体，在名言概念上就显得不及新译那样精确；在如实悟入法义上，作为所缘的意言境界就显得模糊了一些。而新译虽然似乎在文字上难读，然而一旦透过了文字关，在义理的受学上由于名言概念的准确，反倒非常有益于对法义的正确理解，不至于堕在自见取中。所以唯识一系的学者多重新译的版本，尤其是在佛法的缘起观上始终坚持非本体论的缘起观；而只重旧译版本的学者，在缘起观上其中不乏有混淆于本体论的谬说。当然，这些并非是译者的问题，而是两种译法言传会意各有所重而已。但得言传自能会意；若只会意，恐落见取。所以欲全面深入地研学此经者，宜互相参校。
关于此经的内容，僧肇法师在《维摩诘所说经"序》中概括地说：“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至若借座灯王，请饭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议之迹也。……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而不思议一也。”全经共十四品，若依通例区分，第一品为序分，记述法会缘起；第二品至第十二品为正宗分，是一经的主体；末后两品为流通分，劝人依教奉行，修行证果。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姚秦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译。本经分上下部分，共五千余言。主要以大乘佛法缘起性空的伟大思想为理论指导，重在建立不取不舍、悲智等运、福慧双修的菩萨正行。如经中言：“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分被称为“大乘正宗分”，是贯通全经乃至全部佛法的主旨，有甚深的密义在其中。
或问曰：为何要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为何又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答曰：因为一切有为法皆从因缘和合而生，未有一法不从缘生。从缘生故，皆无定性，无定性故，于中种种计度推求实我实法皆属颠倒虚妄，所执实我法等毕竟了无所有。前者诸法从缘生性，一切世间及出世间，有漏无漏，概莫能外；但属有为，皆从缘生，众生、菩萨乃至于佛，平等无二。后者缘生诸法远离计执实我法性，一切世间及出世间，有漏无漏，亦莫能外；但属有为，皆属相有性空，即此所显空性亦不离能显缘生诸相而有，故此胜义亦无自性。如是，众生、菩萨乃至于佛，平等无二。
一切众生不悟如上缘起的道理，非因计因，或计无因，或计邪因等，即使欲求出离而莫知宗趣；更有造恶求福，欲升反堕，殊可悲悯！同时，一切众生正由不悟如上性空的道理，非真计真，或计无为真，或计邪为真，欲开智慧而反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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