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西方文化的强烈冲撞，中华传统佛学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如何适应时势人心而继承革新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热心弘法者的面前。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佛教革命的主将太虚大师，便提出过重建中国佛学的方案。一批教界大德，为继承和重建中国佛学，多方探索实践，留下了不少成败的经验。近四十年来，社会出现新的激变，佛教在饱经劫难后，又迎来了新的转机。当此百废待兴之际，青黄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有再度滑入低谷之虞。
解决诸多问题、振兴佛教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树立正确的主导思想。欲期达此，必须着力解决中国佛学的重建问题，提供一种既契合佛意，又与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相协调，适宜于现代人学修的现代佛学。笔者对此思索有年，兹不揣简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浅见，以与同志者商榷探讨。
传统的成就与特点
对传统佛学的总结回顾任何新文化的建设，都离不开对旧有传统的继承，现代佛学的建设，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对传统中华佛学作一番总结回顾，以继承精华，扬弃糟粕。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土，绵延已二千年之久。从印度请来的佛学，经汉魏六朝之摄入咀嚼，隋唐五代之消化吸收，宋元明清之传输运化，近现代之革新振作，其精华营养，已深深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骨髓，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明的神魂与命脉，并在中华文化肌体中，在与儒、道等学的长期互相作用下，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佛学，以中国为中心向外传扬，复盖了中华文化圈内的广袤时空。扎根于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国佛学大德，发挥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势，在吸取、总摄印度佛学，建立适合中土机宜的中华佛学方面，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卓识睿智，其成就极为辉煌。
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与特点，除众所周知的内容广博、大乘为主、诸宗之学争妍斗艳等之外，值得继承发扬的，大略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
太虚大师曾说过，本佛、宗经、重行的道安系，始终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本佛宗经，意谓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为本，以主要出自释迦佛所说的经藏为宗，依佛经文字般若所示的智境行果阐释发挥。汉传佛教诸宗，率皆尊释迦牟尼佛为本师，除嗣传不永的三论宗外，其余诸宗之学，莫不宗依佛经而建立，如天台宗《法华》，贤首宗《华严》，净土宗《无量寿》等三经，较为重论的慈恩宗，亦首宗《解深密》等六经。即号称教外别传的禅宗，也将法源上溯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之公案，而且宗依《楞伽》、《金刚》等经印心。汉传佛教界流传的佛典中，经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它，历代撰述也以经藏之注解疏释为主体。与本他佛(非历史人物的金刚持、普贤王如来等)、本师、宗论的藏传诸派相比，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特点颇为显著。这自与中国本有文化崇先圣、重经训的传统有关。
汉传佛学的这一精神，无疑是应予肯定、继承的。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之所修所证为本，乃佛教区别于其它以天启神降为本的宗教之一大特质，为佛教特具真实性的根本殊胜之点。释尊由禅思所得的自内证法，为佛法之源，是佛教建立的基本依据。释尊的自内证法和其应机度人的方便法门，以记述其言传身教的经藏最为可靠，思想内容亦最丰富全面。智者大师曾言“经富论贫”，后世祖师之造论发挥，及修证经验之口传，毕竟是流非源，其内证境界未必及于释尊之圆满，其思想内涵未必及于经藏之丰富全面，不无契合后世时机而设的方便之谈。欲识佛法本面，体佛陀本怀，最可靠莫过于直承释迦、宗依经藏，本佛陀所证万世不移的真理而应纷纭万变的时势人心，这是设教弘法应有的基本立场。
二、判教的高度智慧
印度大乘经论中虽已有三乘、三时、五味等判教说，对多种法门进行分门别类，但苞罗未周，影响不大。中国诸宗，莫不以判教说为立宗树旨之出发点，建立了各自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判教说，如天台宗之五时八教、三论宗之三*轮、华严宗之五乘十宗、法相宗之三时教、净土宗之难行易行二道、禅宗之教外别传、密宗之显密二教与十住心等，对印度乃至中国的全部佛学内容作了严密分析，按说法时间、所对机宜、说法方式、义理之浅深顿渐等，进行分类判释，抉择最圆满了义之说，表现出一种纵观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析精断的高度智慧。藏传宁玛派的九乘、四宗见等判教说，所判释的佛法内容更为广泛。
诸宗的判教说及判教的思想方法，今天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也多分有理有据，应予继承发扬。判教说的发达，从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高度开放、吞吐自如的宽阔胸怀。
三、对圆深义理的圆满阐发
佛经尤大乘经所示佛法之理境，内蕴极为深宏，予后人以发挥演绎的宽广余地。印度大德对佛经义理的阐发虽然十分精微，但也不免受印度文化传统和时代思维水平的局限，其阐发尚未能臻于圆极。而且部派之学有刻板烦琐之嫌，及不符契法印的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等论；大乘后期学说经院化，空、有二宗互诤，违背了佛法圆融无诤及重在离言实证的本旨。
中国大德在极盛期印度佛学的基础上，对佛法尤大乘义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因他们禀有中华传统文化辩证思维及直观顿悟之长，将佛法尤佛陀果境所蕴的深密义理阐发得极为圆满。如天台之圆融三谛、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性具等说，三论宗之四重二谛、四重中道，华严宗之四法界、十玄门、性起等说，其哲学思辨之精微、悟境之深妙、义理之圆融、圆满，均超过了印度佛学，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学之峰巅。若从天台宗之圆融三谛看，印度佛学只及二谛，且未能圆融，天台则圆融了三谛：若从华严宗之四法界看，印度佛学，藏传佛学主要阐释前三法界之理，未能将第四层事事无碍法界的理趣阐发透彻，而华严宗则穷尽了事事无碍、缘起无尽的至极妙义。至于禅门宗师之妙悟与机锋，则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无穷。
中国大德的证悟和智慧，中国佛学的成就，并非亚于印度。印度高僧来华，礼赞道安大师为东方圣人，慧寂禅师为小释迦，天台智者大师亦号称小释迦，华严宗初祖法顺大师被视为文殊菩萨化身，诚非虚誉。
四、简易切实的圆顿修持法门
一切从人生现实和身心修养出发，将理论学说、玄言妙义归结为简易切实的实践法要，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禀此传统而建立的中国佛学，亦以简易切实、契理契机的修持法门——禅、净二宗之学为主。禅宗虽源出“南天竺一乘宗”，但在印度影响不大，入华后始蔚为大宗，一花五叶，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与代表。其法单刀直入，顿体妄念本空，自性即佛，将大小密诸乘的教理行果，统摄于言下之顿悟见性及般若三昧之一行，至极圆顿而又至为简易，可谓最握得佛法之心髓，被誉为东方文明之精萃，现已风靡于欧美。净土宗教旨虽出自佛经，但在印度未见树立专宗，在中国则经历代明眼大德之抉择阐扬，成为流传最广、摄机最众的易行法门。此宗依阿弥陀佛之本愿功德，以深信切愿念佛生西的易行道，总摄大小显密诸乘学修之道的归趋，示末法众生以即生出离生死的唯一可行途径。宋代以来，诸宗的行持，率皆趋归净土，禅净二宗有融合的趋势。禅净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现出中国佛学大德当机择法的慧眼，和由本土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总持智。
传统的积弊及对待传统的两极偏见
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虽至为辉煌，但因受历史、文化心理等条件的限制，也难免有其缺欠。印度部派佛学的典籍传入汉地者，主要属西北印说一切有部，南传上座部的典籍传入不多，使得汉地大德主要依有部典籍所了解的小乘教义，有失于片面。由于本土伦理观念的障碍，印度晚期成熟的无上部密法，未能在汉地传扬开来，而这一部分密法，传入西藏，成为藏传佛学之精华；即中唐传入的胎藏界、金刚界两部密法，在汉地亦嗣传不久，而其学传入日本，为日本真言宗和台密所传承、发挥。由于文化心理的原因，印度佛教的因明之学，虽入汉地，却未得广布弘传，施其应有的影响于汉地佛学及中华文化，而从印度传人西藏的因明学，却传扬不绝，形成了重辩论的风气。总之，在小乘学、密乘学、因明学方面，汉地佛学有不及南传佛学、藏传佛学、日本佛学之处。
就佛学之内容体系而言，中国汉传佛学在今天所表现出的最大缺陷，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人乘正法的弘扬不足。
从经藏所表述的思想体系来看，人乘正法，为大小密诸乘法的共同基址，尤为释尊当时对多数在家信众所主要宣说者。其内容包括营生治事、伦理政道、社会福利等发达人生、安定社会的世间法，充分表现出以发达人生为本的人间佛教，乃释尊教法的基本精神。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儒家被统治者尊为正统，迫使佛教在世间法方面不得不顺应、依附儒家，自家本有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儒释道三家鼎立互补的文化格局，规定了佛教只管讲出世法，其末流则只管送亡度鬼，世间法由儒家垄断，修身法为道教所擅，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经宋孝宗等的钦定，成为儒释道三教的固定文化角色，佛教大德们弘法的重心，自然便偏重于出世间法，遂给了世人以佛法只讲出世的错觉，形成不出世则不学佛、学佛则必消极厌世的倾向，掩盖了佛法积极发达人生的本来面目。藏传佛学忽视人乘正法弘扬的倾向，更为严重。
第二 修学次第的不够完备。
由于汉传佛学重在出世间法、圆顿法门，尚简易，故修学次第不甚严格完备。如太虚大师所指出的，未能在教、律的基础上稳建禅净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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