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蓝昆尼园，建立石柱做为纪念，并豁免这里的税金。
由于孔雀王朝国土幅员辽阔，阿育王不久考虑到如此十年巡行一次是不够的，也不可能“孤军奋战”把佛法宣扬到最偏僻地区的每一个百姓家中。在《大摩崖法敕》第五章说，当他举行灌顶礼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在第一次巡行后的两年之内，他便用了一些重要官吏来分担布法工作。他命令官员们发布王室有关的达摩诏谕，每五年巡行一次，一边讲授佛法兼办一般公事，并号召人们信奉佛教。将这些诏谕和布告都刻在岩壁和已有的石柱上。还下令树立新的“宣扬达摩的石柱”。这些诏谕势必使官吏们竭尽全力地执行。不到一年，阿育王感觉到有特设官员的必要，唯一职责就是提倡宗教，因此任命一些掌管宗教事务大臣的新官吏，即“正法大官”。他们被派驻到在首都和边远城镇以及部落区域，尤其是帝国的西部和西北部边境，忙于各种宗教派别和各界人士的事务。这些人当中同时包括王室的王子、公主等等。他们也要定期巡行全国，教诲人民奉行正法。所派的官员广泛的散布在人民之间，各民族间，乃至西方邻国之间，推行正法，在主人与奴隶，婆罗门与吠舍，孤寡者与老人之间推行正法，使他们都能顺正法而行，得到安乐利益，并教诲人民要孝顺父母，对朋友、亲族、婆罗门和沙门{亍布施、不杀生节约和储蓄等等，并检察各级官员是否按照阿育王奉行的正法办事。除此而外，阿育王自己也率领着王后和王子王孙、大小官员，实行布施。
据《石柱法敕》第七章说，“阿育王认为这样做了会使京城以及其它各地方都得到满足，人民将会被他的慈愍，真诚，清廉、柔和与善良的行为所感动，从而孝顺父母，敬重师长，对高贵的婆罗门、沙门和下贱的乞丐奴隶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正因为在阿育王亲自巡行宣法的影响下，不但一般朝野大臣要遵守佛教的某些清规戒律，为奉行正法而努力，而且他积极鼓励自己国土的人们尊信佛法，用佛法来净化自己。但在此应该指出的是阿育王从不强迫人们信奉佛法，尊重别人的信仰，通过一些道理让你自己生起正信。阿育王到处宣讲佛法行动取到了很好的效果，并竖立石柱，刻敕纪念。从而使佛法教理迅速得到普及，推广流布。
六、镌刻摩崖法敕，兴寺建塔
阿育王生前巡行各地推行正法之际，在崖壁上刻了许多法敕，这些法敕刻文，法显和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都看见过一部分，记载在《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里面。如《法显传》云：“阿育王本于此作泥梨城。中央有石柱，高三丈余，上有狮子，柱上有铭，纪作泥梨城因缘及年数、日月。”(校注p104)《大唐西域记》卷四云：“却比他国城东大伽蓝傍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无忧王(即阿育王之意译)所建也。色绀光润，貭容密理，上作狮子蹲踞。”
“摩羯陀国佛迹精舍侧不远，有大石柱，高三十佘尺，书记残缺，其大略曰：“无忧王信根坚固，”三以赡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诸珍宝重自酬赎。 ”其词云云，大略斯在，《大唐西域记》卷八。
在《大唐西域记》卷六、卷九等也提到石柱。《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关于法敕刻文的记载，虽然只提到石柱，但更重要的是亲自目睹。遗憾的是随着印度佛教的衰亡，阿育王所留下的这些宝贵文化遗产，也几乎隐没不彰。直到公元1822年在德里附近的废墟上发现了两根石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据日人宇井伯寿说，以后陆续又发现了很多石柱，均刻有法救。几经世界各国许多学者专家的努力，苦心研究，才把阿育王的法敕读通了。这不但使印度古代历史因为阿育王事迹的被证实而得以大白于世，同时也把佛陀的功德显示了出来。对吾佛教界来讲，它的发玥，无疑其意义则更重大了!无论对了解当时的佛教状况，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宗教，伦理道德等等都有其深远的意义。
但关键问题是，阿育王作《法敕刻文》的动机是什么
这在《法敕刻文》里也提到，一般认为他是在羯陵伽战役之后皈依佛教，并表现十分虔诚，对屠杀百万生灵而生起侧隐之心。但是阿育王对佛教的信仰是即位初年就开始了，因此在灌顶七年之后便皈依了三宝(即公元前265年)成了在家居士。所以说不能认为战败羯陵伽是他皈依佛的唯一原因。同时我们应该说这场战争刺激了阿育王的信仰，也成了他巡行各地，颁布法敕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具有影响力。《法救》第八章还说：“阿育王于灌顶十一年(公元前261年)得了菩萨道，朝拜了菩提场，从此以后开始了正法巡行。在巡旋当中，访问了沙门和婆罗门，实行了布施，拜访了耆宿，并赠给财帛，会见了百姓，说明了佛教法敕令，并且询问了有关敕令的佛法意义。这些行为，是天佑慈祥王在位后期的喜爱的，”在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阿育王对佛教贡献的总结，不但面对当时人们宣布他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千古流芳。通过《法敕刻文》也是对他个人皈依佛教后形象的具体表现。所以说这些才是直接促成《法敕刻文》的原动力。在此之后对《法敕刻文》更加热心，又有频繁巡行传法，特派正法大官的伟大行为了。故有“天佑慈祥王”的美称。
全部《法敕刻文》共分为大摩崖法敕，大石柱法敕，小摩崖法敕，小石柱法敕，石面崖法敕，石板法敕六大类。每类内容也不一样，都有所侧重，有的说明佛教的教义以及历史大事。除了一些号召人们信奉正法，严禁杀生和提倡医药以外，并呼吁人们废除迷信陋俗对毫无价值的宗教祭祀应当停止，而归于正信。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政治民主方面的，这一点阿育王在历史上堪称楷模，他能听取臣民的意见，只要对正法有益的都为他所采用。《大摩崖法敕》第六章说：阿育王命令臣下，无论何时何地，凡有关人民的政务都；可以随时随地上奏，便及时处理。因为他虽然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还感觉到不满足，似乎对人民负了债似的，需要还清。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桩事情比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更为重要和高尚。
宗教信仰自由方面，阿育王尽管十分虔诚地信仰佛教，同时他对其他宗教也采取宽容态度。《大摩崖法敕》第十二章说：阿育王对人们的各种信仰，不分在家出家一律尊重，同时都希望各种有信仰；的人聚中精力多学多知，提高自己宗派的本质，而不自是非他。彼此相见的时侯，应尊敬对方的信仰。阿育王本身虽是虔诚的正信优婆塞，但是他从来不是天神和婆罗门或者任何宗教团体的敌人，他被称为“诸神宠爱的人”，他谴责对婆罗门采取不适当的举动，并将大量的礼物送给婆罗门和耆那教。
在公元前257年和公元前250年在巴拉巴尔地方布施给耆那教徒三个洞院，就是很好的证明。他特别强调他的大臣对其他宗教切忌用粗暴的语言，同时也要照顾他们的信仰习惯为有不同信仰的人们提供依靠。
在民族政策方面，《大摩崖法敕》第十三章说阿育王自皈依佛教后，对一些无故加害他的人都能忍耐，对少数民族即使野蛮生事，阿育王仍旧爱抚他们，使他们能反省忏悔而不加惩罚。阿育王还希望边区人民不要因为他而生恐怖，要信赖他，从他那里接受幸福，因为一切人民都是他的孩子。
阿育王的法救刻文不但有历史及学术价值，同时也有艺术价值，现代的评论家们对这些石柱表面的光辉夺目和柱顶雕刻的精美技巧，赞不绝口，其中一个石柱上蹲四个狮子一直被当作印度的国徽，四个狮子面向四方，象征着正法向世界传播，做大狮子吼，用佛法来净化人们的灵魂，祈祷和平予于人类。
除了摩崖之外，阿育王在位期间还广建塔寺，遍布在佛陀圣地，都市乡村。《阿育王经》卷一说“大王当知佛所记，汝将来佛灭百年后华氏城，号阿恕伽转轮圣王，王四分之一，为正法王广分舍利，而起八万八干宝塔。”在《大唐西域记》卷八也说：“地狱南不远有堵波，基址倾陷，唯余覆钵之势，宝归严饰，石作栏干，即八万四千之一也。无忧王以人功建于故焉。”
从以上《阿育王经》《大唐西域记》的记载都不难看出阿育王时的兴建的塔寺之多，当然八万四千是印度表示事物的众多所常用的数目，不过当时建寺之多是可以想象的。著名的鸡园寺座落在华氏城，每天有上万人之多，即典型的代表。总之，不论法敕刻文也好，还是兴建塔寺，这些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成了后人研究印度文化及其哲学思想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中也可知道当时佛法之兴盛，几乎是遍地开花。不能不说是阿育王对住持佛法，护持佛教，助佛教宣化的一大积极贡献。
七、召集第三次结集，整理三藏
关于第三次结集的史传，有南方斯里兰卡所传的《岛史》《大史》和《善见律毗婆沙》等、这种说法唯限于斯里兰卡上座部之所传承。
据南传说佛灭后百年之际的第二次结集，是当迦罗阿育王之世。佛灭218年即位的阿育王当其即位十七年时，以目建连子帝须为中心举行了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产生出来的典集名曰《论事》。
这是以迦罗阿育王与阿育王为二人，且相差百余年，分别当二王之世乃有第二、第三结集之事。但是，如果按北传的《异部宗轮论》以阿育王为佛灭百余年时之人，这第三次结集，便没有成立的余地了。并且若据南传所记。第三次结集时编篡的《论事》是仅属斯里兰卡，上座部所传的论典，在其他各部派中对此都没有言及，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第三结集纵属史实，也只是上座部一派内部的一次结集而已。
按《岛史》《善见律》卷二等传述，当时阿育王厚供僧伽，故使佛教僧团经济生活富厚起来。为追求惬意生活而来佛教中出家之人多起来了，如《善见律毗婆沙，阿育王品第三集法藏》说：“……尔时佛法兴隆、诸外道等哀殄失供养，到周遍乞食，都舍所得，为饥渴所逼，托入佛法不作沙门，犹且执本法教化人民，此是律，此是法，即不用佛法律威仪进止悉不得法，来入寺住。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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