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三题

　　黄夏年

　　《浙江学刊》

　　 一、历史的回顾

　　 佛教教育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从佛教应世以来，教育始终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释迦牟尼本人就非常重视教育，在《阿含经》里，多次提到教育这个话题，释迦牟尼主张要因人施教，同意用各种俗语来进行宣教，教育的目的是“见教利喜”，也就是说，通过佛教的教育使人的心情愉悦，达到解脱的境界。

　　 当代佛教教育的开展，是在西方基督教教育思想传入东方以后而兴起的。在此之前，东方国家的寺院是国家教育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在一些佛教占绝对统治的地区，寺院教育甚至承担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责任，由是培养了不少人才，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在中国古代，则被称之为“丛林教育”，这种寺院教育主要是培养了教界人士，世俗教育更多的是由儒士来承担，私塾则是社会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亚洲地区以后，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冲击，一些为佛教慧命担忧的有智之士看到这一点，于是为了续佛慧命，开始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引进佛学院的概念，由是使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开始发生转变，这个转变最显著的就在于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丛林教育让位于佛学院教育。

　　 由中国佛教徒兴办的当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时代。最早的学院式佛教教育应是江苏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扬州天宁寺创立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年入学；翌年，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杨居士在《支那佛教振兴策》和《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雏议》等文中，一再强调办学的重要性，主张“莫若请政务处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支那佛教振兴策一》)。或者“由各省择名胜大刹，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教习公同选举”(《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雏议》)。其后的欧阳竟无先生继承了杨仁山的遗志，将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学院的创办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佛教教育取得较成功的一个典范，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此外，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像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都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学府，这里同样也培养了一批有信仰、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树的僧人，正是有了这么一批佛教教育机构，才使中国当代的佛教教育与学术文化事业有了勃勃生机，佛教重新开始恢复生气。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世俗院校，特别是大学系统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绩不如佛教界明显，许多学者真正学习佛教知识，还是在佛教界办的佛学院里或者在支那内学院之类的学府里得到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佛教教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80年代以前，中国佛教教育主要在北京的中国佛学院进行，由于这一时期的生源素质较高，人数虽少，但是成就颇高，特别是在那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宗教受到批判，佛学院还是坚持下来，并且培养了一批僧才，难能可贵。现在这些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界中的领袖人物，对后来的中国佛教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教育进入了一个高涨的时期。中国佛教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之后，重新崛起，人才的匮乏，已经把佛教界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佛教要复兴，人才是主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古人早已总结出来的经验。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隆重召开，赵朴初会长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佛教工作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佛教办教育成为僧俗两界的共识，经过多年来的辛勤努力，现在佛学院已经遍布全国大多数省份，总数已达几十所，培养了僧伽人才数千人，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佛学院的学与修

　　 中国古代佛教丛林式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师徒关系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徒弟跟着师父学，师父有多大的本事，徒弟就能学到多少东西，如果师父教不了，徒弟还可以再拜其他师父，所以一位高僧往往要拜很多师父，最后才成为一名大家。玄奘法师就是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他在国内已经不能满足于师父的教授程度时，就到国外，向外国的师父学习。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像玄奘法师这种具有全才通才的一代大德，每个朝代也只能出现几个而已。现代式的佛学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重在学堂授课，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明显较优于丛林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僧，但在修行方面，则又不如丛林教育出来的僧人严格，而佛教的特点又在于强调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方面要有知识，另一方面又要有很好的修行，学修关系成为当代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不好理顺与不好解决的两难问题。

　　 有人指出，佛教教育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教育，因为佛教教育是教人怎样做人，予人精神解脱。而世俗教育是教人知识，让人怎样谋生。现代的佛学院教育由于受到了世俗教育模式的影响，偏重于知识的灌输，学僧因此在知识上有了长进，但在修行上却退化了。为此，已故的著名高僧妙湛法师专门撰文，强调“僧教育必须从重知识、重史学转移到重三无漏学方面来；从重论学转移到重经学、重律学方面来；从理论与实践脱节转到理论与实践一致方面来。”学修关系失衡是当代佛学院教育出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学修关系没有处理好的表现。但是仔细想一想，它又无不与当前我国的大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佛教毕竟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它虽然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同样也会有与社会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共性。所以它不能脱离社会，只能积极地与社会相适应。在今天，就是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国过去因受到种种原因的影响，在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方面曾经存在一个断层，佛教界更是如此。百年来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模式已经形成，只要谁拥有知识，谁就能取得成功，与过去的重人伦、重经验的时代相去甚远了。近年来，整个社会重视知识，强调知识，世俗学校教育以掌握知识的分数好坏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这种风气必然会影响到佛教界，以才论人，成为佛学院的一个通行的做法，学修关系在佛学院里，“学”确有被强调的嫌疑，以“学”的好坏作为是否成绩优秀的标准，“修”虽然受到僧伽的重视，佛学院的教学大纲仍然将“修”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但是与世俗学校一样，学习的成绩好坏才是一个“硬指标”，至于修行的境界，这只是一个“软指标”而已。

　　 学修关系最终涉及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亦即牵涉到办学的宗旨和方向。赵朴初老人在世时，倡导佛学院的“学僧生活管理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就是试图将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两者结合起来，学僧在日常生活中过丛林的生活，在学习中接受学院式的教育。一些佛教院校按照赵朴老的说法，进一步提出了“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或“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的模式。

　　 根据佛教的自身特点，学与修应是一对范畴，“修”指修行或修持，狭义上指持戒诵咒、打坐行禅、修身养性，广义上指与佛教有关的一切事务都可纳入其中。禅宗在这方面是最为典型的，六祖慧能提倡担水劈柴皆是妙道，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修”的意思有多种。但是就佛教教育的层面而言，“修”与“学”是既相对又统一的，它们应有各自的定义和范围，佛教教育里所说的“修”，应该更多的是说修持，即狭义的“修”，一些佛学院将此解释为“行住坐卧，循规蹈矩，如法如律，学佛行仪”。或曰：“必须坚持宗教生活，上殿过堂，不仅要求人人参加，而且还要提高质量，具足威仪，用心唱诵，表现僧人的高尚形象。”“学”指的学习，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对知识的吸收和教义理论的学习，其中包括了世俗的学问和佛教专业知识两个方面。

　　 在我国，学修一体化是很多佛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佛学院的课程设置里无疑都包含了学与修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如中国佛学院灵岩山佛学分院提出了“教遵天台，行归净土”，天台是“教”，即教义思想，净土是“行”，即修持践行，办学的目标非常明确。福建佛学院(女众部)强调“解行并进”，“解”是理解，是学，“行”是行持，是修，学修一体就是理论与实践的总和。“学”是现在通常说的理论，“修”是现在通常说的实践，学修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佛教是一个强调智慧的宗教，其最终目的是予人以精神解脱，宗教的特点是有信仰，“学”是要人怎样从理论上去了解人生的真谛，怎样掌握人生和社会的知识，这些知识既包括一般世间的常识性知识，也包括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教义理论学说，说到底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以此培养教徒的宗教理性信仰，建立正信。佛教也是一个重视修持的宗教，最终要给教徒提供一个身心俱安的人生解脱体会或境界，“修”就是要人去亲自实践解脱的方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即做人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它可以起到培养教徒的宗教感情，亲近佛教，加强教徒的宗教感性信仰，不走邪路。

　　 学与修的关系是一个不二法门。对教徒而言，有学无修的人，即使通经数部，法相挂齿，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修持一窍不通，没有一点宗教实践的体会，此还是迷。学习书本，最终还是要将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人生的实践生活中去，解决在人生里和社会上碰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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