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印度、斯里兰卡20世纪的佛教研究

　　黄夏年

　　一、泰国

　　佛教在泰国是一个全民信仰的民族宗教，但是泰国的现代化的佛教研究则起步较晚。1871以前，泰国没有大学，所有的教育几乎都是由寺庙承担的。本世纪初，泰国实行了政治改革，开始学习西方现代制度，作为传统的思想——佛教的诠释开始与西方的学术结合。当时的教育部长曾经写过形式罗辑的课本，这与佛教的因明关系还不是太大。1916年，泰国开始有了大学，但佛教研究的单位似乎还没有。1933年，泰国皇家学院成立，出版过佛教与科学关系的书籍。1950年泰国的佛教徒到印度学习，回国以后，就在摩诃蒙固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开展了从哲学角度来看待佛教的研究，他们把佛教看作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流派，用分析论证的方法来理解佛教。过去泰国传统一直相信佛教存在着物质的地狱和天堂的教义，但是在现代西方科学引进之后，人们愈来愈多地理解为地狱和天堂是精神层面的内容，涅槃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的。而一些政治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佛教，认为佛教是“无法解决泰国问题的一种唯心主义”。教育学家则希望以佛教为基础来发展教育思想。据统计，1957年到1977年间，泰国发表的哲学类著述共2113项，其中属于佛教的有1254项，内容涉及了佛教伦理学、形而上学佛教、佛教入门和佛教的其它领域等。而在泰国哲学学科内，佛教学是单列出来的，与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并列，说明佛教在泰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代泰国最大的佛教思想家是佛陀达沙比丘(Buddhadasa)。佛陀达沙的父亲是华人，祖籍福建，母亲是泰国人。他1906年生于泰国南部地区，8岁曾入寺受教，以后继承父业经商。21岁时正式出家，修习禅法。1923年成为一名佛教教师，以后继承父业经商。21岁是正式出家，修习禅法。1923年成为一名佛教教师，翌年赴曼谷深造，并在亲友资助下，成立了修禅打坐的”解脱困”(SuanMonk)。主要著述有(布施)、(菩提树的心木)、 {关于上帝、业和非自我的问题)、 (涅槃)等多种，还将中国佛教禅宗典籍(坛经)和(传法心要)译咸泰文。佛陀达沙思想敏锐，不囿传统，好发议论，自成一家，在现代泰国佛教中影响甚大，郑振煌在(论中泰两位禅者法与道风)中称之为“南传佛教自5世纪觉音著(清净道论)以来的集大成者，以现代观点深入而系统地重新诠释上座部佛教教义”。由于他对佛教的卓越贡献，曾获泰国“暹罗学会”的徽章，1980年泰国僧王亲自为他颁发了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成为当今泰国最高爵位的比丘之一。

　　佛陀达沙对现代社会采取了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评击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由于执著物质上的财富，资本家的贪欲被体系化之后，就在贫困的工人和富有雇主之间，产生社会性的冲突。”所以“当国家是由一群穷困的人组成，农民贫病交迫，正在饥饿边缘挣扎时，国家的支柱，就要腐朽崩塌了。又如何维持国家的安定

　　”(黄美珍(佛使比丘的政治)， {现代禅报)1981年6月18日，台湾)佛陀达沙就是这样把政治经济问题转化为人的道德问题，他代表了佛教徒所持的共同立场和态度。佛陀达沙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和佛教一样，最主要的差异：佛教的教理并未教导我们把任何事物据为已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主张资产国有化的政策也是一种贪欲；会造成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劳资对立和社会对抗无法解决，将会导致穷人走向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因此他主张应先解决资本主义剥削成性的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共产主义到来，国家也不会发生暴力对抗和获得安定。他标榜佛教既“不会认同资本主义，也不会是共产主义……佛教因此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 ，佛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两者间的恰当状态。或者也可以说，它以恰当的比例融摄两者”，而且“只是在宗教式微之际，共产主义才会兴起”{同上)反映了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佛陀达沙把佛教的“四谛”解释为： “事物本质自身，本质的法则，人的行为与本质的法则相一致的义务和因这种行为而获得的利益。”由此出发，他对上座部佛教的“涅槃”和“轮回·做了新解，认为两者之间并不绝对对立，涅g8在轮回中得到体现，与生俱来俱去；苦难与欢喜同时相依存。它们出现在哪里，势必也在那里消失，并不伴随着生灭之作用而分别。此外，泰国学者维持，维萨达维特还著有(佛教中的非自我)、西提·布因著(佛教社会学)等书。

　　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是研究泰国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原名李光荣，”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是泰国国王授予的爵位，笔名”沙天哥色”。出生于1888年12月14日，祖籍广东潮州。年轻时依靠自学成才，曾在海关工作，后到国家艺术厅工作，曾任艺术厅长、皇家研究院院长，先后在朱拉隆功大学、政法大学、艺术大学任教，被授予名誉教授、文学和考古学名誉博士，并被选为泰国正史编纂委员会及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泰国教科文组织委员、暹罗学会会长、历史考证委员会主席、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考察人等重要职位。多次获得泰国国王授予的“白象”等高级勋章和“披耶”等衍头。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一生著作达200余种，重要的有(文化与人类)、 (印度支那半岛古代史)、 (泰族古代生活)、 (民族、语言、文化)、 (语源学)、 {泰族固有习俗集成)、 (回忆泰国、回忆生活)、 (语言学)、 (比较宗教)、 (泰国传说研究)，主编(泰语辞典)和(泰国大百科全书)等。丰硕的成果，使他成为公认的“泰国文学和语言界的权威”。他的著作现已经有中译本。此外，弯歪塔雅哥亲王对泰国佛教艺术有深入的研究，是世界知名的佛教艺术学者。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故在泰国研究佛教是人文科学界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摩诃蒙固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是最主要的佛教大学，重要的刊物有(泰国通讯)、 (暹罗学会学报)、 (佛法)月刊，英文版(法言)书刊等。

　　二、印度

　　11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渐衰亡。1750年以后，印度各地发现了不少石刻铭文石柱，但是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37年，印度殖民政府孟加拉官员伽米·彭斯根据英国学者特纳对斯里兰卡的(大史)的研究，成功地破译了一些铭文，并把它们译成英语，为世人开始知晓。1874年彭斯主持了印度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考古，在1883年写出了{佛教寺窟和它们的铭文)知名著作。与此同时，曾是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当时法国学者M，斯坦拉·鞠林翻译出版了中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枯宁汉姆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出版了考古报告。1870年他再次对释迦牟尼成道地菩提大寺进行了考古工作，撰写了(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或伟大的佛教寺院)报告。以后他又进行了巴忽特佛塔的以佛教艺术为主题的考古工作，于1879年写出了(巴忽特的佛塔)报告，找出了中印度地区的佛教遗址。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了24卷的(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以后他退休回到了伦敦，但是仍然没有停止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写出不少著作。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一时期在印度考古作出成绩的还有布格万拉尔，因陀罗杰，他在1882年于孟买附近的苏波罗塔考释了阿育王敕文，特别是确定了这些石柱有五根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60年。印度学者拉尔，米特拉也在这时作出了成绩，他撰写了(孤独的菩提伽耶)、 (释伽，沙伽的隐居处)(1877)和(尼泊尔的梵文佛教文学)(1882)等著作。正是由于这些考古研究的伟大发现，使印度的佛教重新为人所重，为1891年阿纳迦里卡，达磨波罗开始的印度佛教的复兴活动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佛教在印度得到了复兴，作为佛学，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阿纳迦里卡，达磨波罗是斯里兰卡人，因到印度旅行，痛感佛教在印度的衰灭，于是为印度佛教奔走呼吁，使印度佛教得到了世人的重视。达磨难陀·高善比是当代出色的巴利语学者。1899年10月他离家到蒲那开始学习梵文和佛教，以后又到贝纳勒斯、尼泊尔、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地学习和研究梵文、巴利文、佛教等等。1907年以后，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民族学院，孟买的大学、莆那的欧洲学院等地教学。他对南传佛教的根本经典(清净道论)研究很深，曾经为之作疏，并将其译成英语。他用玛拉蒂文撰写的{圣人佛陀)一书，被译成了印地文、阿萨姆文、古吉拉蒂文、卡那塔文、玛尔亚拉姆文、奥利亚文、辛地文和泰米尔文等，此书影响很大。1956年印度“宪法之父”安倍德伽尔从事的贱民改宗佛教的运动，便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此外，高善比还写过其它介绍佛教的书，推动了印度人民对佛教的了解。摩诃潘迪，罗睺罗，桑科利特耶耶那是印度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曾进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取走不少梵文佛经，写了至少150本著作，涉及了大小乘佛教、梵文、巴利文和藏文藏，其中有不少是佛经原典的翻译，像<俱舍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都是经他的手译出来。菩丹特，阿难陀，库舍尔耶耶那是旁遮普人，用乌尔都文、英文和旁遮普文写作，编辑过(巴利——印地语辞典)，写过有关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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