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重回长安。在江陵，觉贤师徒受到司马休之的欢迎，他的天竺五舶来华的预言也得到了证实，是以荆楚之民，归之者众。后休之败逃于秦，觉贤师徒又受到刘裕的尊崇，当时后秦内忧外患，实力大减，觉贤也断绝了重回长安的念头，于其年八月随刘裕东归建康。

　　觉贤西至江陵，还因罗什卒后，江陵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卑摩罗叉亦在罗什卒后出游关左，在寿春石磵寺弘律，约于义熙十年末或十一年初南适江陵，在辛寺坐夏，开讲十诵，慧观“深括宗旨，记其所制内禁轻重，撰为二卷，送还京师”，京师有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这也表明慧观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是可信的。在觉贤师徒和卑摩罗叉离开江陵后，昙摩耶舍又来到这里，仍住在辛寺，大弘禅法。后来法显亦至江陵，卒于辛寺。可见江陵已成当时的佛教中心。

　　觉贤既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那么他又是何时始至关中的呢？汤用彤谓贤“约于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至长安，当不久即被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18页)；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一觉贤传谓其“达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欣然而来，则弘始十年四月也”(大正藏51册2073页中)；任继愈等谓其约于弘始十年(408)至，411年被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1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依此。吉藏则谓弘始七年(405)至(吉藏：《中论序疏》，《三论玄义》卷上)。究此三说，七年嫌早，十二年过迟，惟十年稍近之。

　　智严与宝云、法显等同游西域，据《法显传》，法显等约于弘始二年十月到达乌夷国，在此住了两个月，此间智严、宝云等亦至，因为其国人不修礼义，待客甚薄，智严等三人不得已返向高昌，以求行资，从此法显未与智严相见(后来二人又在建康得遇)，故在《法显传》中未言智严日后行踪，僧传、《祐录》亦未言智严到达罽宾的时间，然罽宾距西域最近，智严到达的时间应约在弘始四年(402)。智严居此国三年，与觉贤在路上又走了三年，其到达长安应约在弘始九年(407)。所谓弘始七年，当是始发之时。

　　弘始七年说汤先生似亦赞同，其谓“智严于罽宾从佛大先比丘受禅法三年(约在公元401至 403年)，并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至长安应在元兴三年[公元 404年]之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75页)，是说智严401年即到罽宾，从学三学即至403年，又三年归则应在405年。汤先生对僧传所载觉贤浮海东还说颇有怀疑，以为此事不见于《智严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18页)，若从陆路东还，则耗时更少(罽宾在北天竺，陆路更近，若南下经六国至交趾，再浮海至青州，自青州至长安，确实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然智严是否在弘始三年(401)便至罽宾是个问题，依《法显传)，弘始二年(400)末智严返向高昌，其后法显再未提及智严，表明智严一直落在后边，而法显越过葱岭到达邻近罽宾的乌苌国的时间是约弘始四年(402)四月，在此坐夏，法显未到罽宾，只到过与此较近的陀卫国、弗楼沙国，智严到达罽宾的时间不应早于法显、宝云到达罽宾周边诸国之时，因此最早是在弘始四年。既如是，智严从学三年，路途三年，不应皆是刚好满两周年，因此弘始七年至长安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继愈等持弘始十年说，或亦与《肇论》所载之《致刘遗民书》中有“(支法领)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师二人”之说有关，《四分律序》谓法领于弘始十年与佛陀耶舍(三藏法师)俱还，则佛陀跋陀罗(大乘禅师)也有可能同至。然觉贤浮海还，必不与法领同行，至于法领在天竺是否也曾邀请过觉贤，就不得而知了。

　　言觉贤于弘始九年至，还有一个旁证。觉贤未至时，关中众僧咸从罗什学禅，罗什亦猢狲称王，编译禅经，教习禅法，而弘始九年闰月(二月)五日僧叡却“重求检校，惧初受之不审，差之一毫，将有千里之降。详而定之，辄复多有所正，既正且备，无间然矣”(《关中出禅经序》)，这大概是由于觉贤既至，僧叡恐见笑于方家，故重求校正。

　　僧叡《喻疑》称“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来自罽宾的持律三藏非指一人，有弗若多罗(弘始六年前至)、卑摩罗叉(弘始八年至)、佛陀耶舍(来时不详)等，佛陀跋陀罗师徒或于卑摩罗叉至后不久即至，故有“寻亦并集”之说。

　　又慧远二致罗什书有“去月法识道人，闻君欲还本国，情以怅然”之句，或谓此书作于义熙二、三年间(《中日佛教通史》第二卷385页)。此事颇费思量，罗什受姚兴之尊崇，弟子三千，威荣无比，何以有返国之思？莫非觉贤远至，关中乐静之徒咸转事之，不久便有弟子数百，罗什颇有失落之感么！罗什戒行有亏，心怀惭德，弟子亦多修人事，不类僧行，而觉贤一门“邕邕肃肃”，仪范清素，让罗什师弟相形见绌，觉贤弟子是否以此指斥罗什不得而知，便有其事，罗什恐怕也无从辩解。觉贤至后，太子姚泓请至东宫与罗什辩论，罗什未占上风。觉贤未至时，众人咸谓罗什天下莫二，而卑摩罗叉、佛陀耶舍等既为罗什之师，自然不会与之争锋，觉贤一来，罗什在禅律方面很快就落了下风，觉贤对其义学也不敢恭维，这样众人视之若神的罗什颇有光彩尽失之感，他负气欲行就不足为怪了。

　　觉贤在长安或言住大寺(《智严传》)、或说宫寺(《答刘遗民书》)、或说齐公寺(《出三藏记集》)、或说石羊寺(《玄高传》)，其实诸说并不矛盾，因为他乐于游化，未曾定居一寺。

　　觉贤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其时玄高已经十三岁，完全有可能从学禅法。僧传谓玄高十二岁出家，“至年十五，已为山僧说法，受戒已后专精禅律”，此为一段，下文“闻关中有浮陀跋陀”为另一段，并无玄高受戒之后始至关中之义。玄高十三岁至关中学禅，十五岁正式收徒开法，有弟子百余人，此时乃其隐居麦积山时。玄高乃少年天才，“聪敏生知，学不加思”，故不可以常情视之。

　　玄高专精禅律，且颇重神通法术，与乃师宗风一致。其徒玄畅南下之后又以三论、华严之学见称于世，表明玄高一门重视禅慧，且觉贤师徒所译诸经，也传到了玄高那里，是以玄畅在北方时对华严经就有精深的研究，故在江东成为第一个疏解讲述华严大部者。

　　玄高从学觉贤实无可疑，且玄高一门既为定学之宗，又颇重戒智，三学并重，止观双开，使觉贤之学大弘于南北，为后世禅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虽然后来传承不明，其贡献还是不容抹杀的。

《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