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佛禅

　　一、出入自在

　　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有两条道路，一是入仕为官，一是退隐田园，因而也就有两种心理准备或者说是两种心态，孔子便强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当仕则仕，当隐则隐。王安石虽然是大有作为之人，但他同样有山林之思，并非一味追求进取。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为了养家孝亲，并非乐意官场，汲汲富贵。由于家中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几十口人赖其官禄，他根本就没有条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就表达了“收功无路去无田”的无奈，既然“人间未有归耕处”，他只得“窃食穷城”、任职地方，但这并非他的本愿，在《壬辰寒食》一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感慨：

　　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

　　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

　　这一年即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只有三十二岁，他回江宁为父亲和长兄王安仁扫墓，不觉悲思万缕，泪若江潮，白发先出，朱颜早凋，因而发出了轩冕不足乐、终欲老渔樵的感慨。大概是从父兄虽然学问卓越、志节高尚，却穷老仕途、英年早逝的惨淡经历受到触动，引发了他潜藏于心中的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意愿。然而他也只能借诗抒怀，不能付诸于实际。

　　王安石又有《池雁》一诗，其中写道：“羽毛催落向人愁，当食哀鸣似有求。万里衡阳冬欲暖，失身元为稻梁谋。”这首诗更是明白地表达了“失身元为稻梁谋”的苦闷，直以仕宦为“失身”，表明他对官场黑暗的厌恶和对乡间生活的向往。

　　王安石对于是仕是隐不得自由、为此徘徊矛盾的心境在他的《两马齿俱壮》一诗中有所体现：

　　两马齿俱壮，自骄千里材。生姿何轩轩，或是龙之媒。

　　一马立长衢，顾影方徘徊；一马裂衔辔，奔嘶逸风雷。

　　立岂饱刍豆，恋栈常思回？奔岂欲野龁，久羁羡驽骀？

　　两马不同调，各为世所猜。问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两马其实代表了贤士的两种生活方式，一是在朝为官，安分守己，谨受约束，一是自由自在，退居乡野，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在朝则为国尽忠，在野则任性自适，二者都是正当的选择，无可无不可。然而时人不能理解贤者用心，造作谤言，是以贤者在朝，忠于王事，则有恋栈贪禄之讥；高材在野，任性逍遥，却有不服约束、甘心自弃之讽。因而贤者无论进退仕隐，都要受到世人的讥议，因为他们不能到达贤者的境界，无法理解他们的内心，总是以己度人，视骐骥为驽骀，目圣贤为庸禄。

　　这首诗可能作于嘉祐年间，王安石还以二马自况，当他欲任职地方时便有人看他不顺眼，以为他是想摆脱束缚的野马，当他立身朝堂时又有人讽刺他固位贪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固我，坚持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而不管流俗的怀疑猜忌。

　　在王安石的心目中，无论是仕是隐，都应当合乎道义，仕与隐本身并无高下之分。英宗之世，他在江宁守制，数年被召不出，许多人认为他是因为轻富贵、重隐逸而不愿出仕，因而在他应召入朝为翰林学士时，他的老友王介便作诗予以嘲讽，王安石对此一笑置之，以《松间》一诗还击：

　　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

　　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李壁在这首诗的注解中指出：“《石林诗话》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与荆公游，甚款，然未尝降意相下。熙宁初，荆公以翰林学士被召，前此屡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诗寄公云：“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盖有所讽。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诗，有“丈夫出处非无意”之句，盖为介发也。”

　　南齐孔稚珪作《北山移文》，讽刺不守隐士之节、出来做官的隐士周颙，其中有“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之语，王介以此典故及诸葛亮为刘备三顾茅庐感动而出山的故事，暗讥王安石为富贵而所动，不能复守隐逸之士的志节。王安石则道自己就没有终老松间、一生隐逸之意，不想以隐士自居，故人何必以《北山移文》相讥？男子汉大丈夫，出处进退都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按照道义和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志向不是猿鹤之辈所能知的。这里王安石也对王介进行了嘲讽，笑他见识不足，鷃雀安知鸿鹄之志，不过二人是好友，虽然相互嘲弄，却都是善意的，不会为此伤了和气。

　　王安石主张有所作为，有兼济天下之志，他并不想只是独善其身，因而对于传统的重隐逸而轻仕进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有《禄隐》一文具体表达了这一思想。旧说孔子“高饿显而下禄隐”，故而将伯夷叔齐排在柳下惠的前面，道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则降志辱身，这也是孟子和扬雄的看法。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按照这一标准，则孔子、孟子应当依照他们所赞赏的饿显的方式行事，而其实不然，“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扬雄则屈身为王莽之臣，这难道是由于圣人能言而不能行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圣贤道同而迹不同，饿显与禄隐都属于迹，无所谓高下。圣贤都是通乎权变、无系累于迹的大过于人者，“圣者，知权之大者；贤者，知权之小者也”，因而殷之三仁，其迹不同，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而其道则一。《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是说圣人无可无不可，出处语默，皆不离道，都是合理的。

　　王安石大胆推翻了孔子、孟子、扬子等先代圣贤的观点，指出出处隐显都不过是外在的迹，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会影响内在的道的统一性。他对同与不同、统一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不以一害多，亦不以多害一。他在维护统一与稳定的同时也大胆容许个性与变化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认为越是圣人，就越能通权达变，依时势而动，可见他心目中的圣人绝非固执保守的腐儒，而是充满活力、善于应变、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

　　王安石入仕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谋取富贵，因此即使是他身居相位时亦有山林之思。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皆不见之，独与余坐西门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南门外。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却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的诗句，可见他在庙堂不忘山林，心中并无富贵腾达的喜悦，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卸下肩上的担子，过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后来魏泰提起此事时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继而为之微笑，因为这正是他平生的志愿，也不为怪。

　　王安石在《次韵酬朱昌叔五首》中表达了对官场生涯的厌恶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他对在春风中放歌的曾点十分欣赏，以为名誉事功皆不足为累，世事官身都充满危险，故而发出“已知轩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乐世闲身岂易求，岩居川观更何忧？”看来他是乐得岩居野处，登山观水，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的闲人了。他还言“拙于人合且天合，静与道谋非食谋”，强调自己是谋道的君子，做官不是为了专门谋取俸禄，只是由于拙于人合，无法与流俗同流合污，只能与天地合德、与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贵与祸患相伴，贪恋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诗：

　　周公兄弟相杀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富贵常多患祸婴，贫贱亦复难为情。

　　身随衣食南与北，至亲安能常在侧。

　　谓言黍熟同一炊，欻见陇上黄离离。

　　游人中道忽不返，从此食黍还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这两个富贵至极的人为例，说明富贵不足依恋。然而贫贱同样使人难以为情，无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为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经常守在亲人的身边呢？兄弟离散，阴阳相隔，食黍之时不仅想到“陇上黄离离”的古诗，令人心悲。

　　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使王安石始终不乐富贵，他屡屡力辞相位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会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来，离开相位、回归乡野会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是得其所哉，这是那些依恋荣华富贵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二、 行乎中道

　　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极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对待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张完全放弃世俗生活，象出家人一样弃绝夫妇父子，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一方面又不赞同完全入世，过一种庸俗的生活。

　　在王安石的早年，对于佛教的离弃人伦是持批评态度的。作为一个儒者，他只能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不可能赞同废弃人伦、遗世独立的做法，因此认为佛教虽然“实见道体”，却又“差了途辙”，有体无用，与尧舜之道还是不可相比。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一文中，他强调佛教得大道之一隅，“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而又暗示其未得道术之大全，于感而遂通、进取有为方面有所不足，批评佛教只知出世，不知入世，只知其体，不明其用，不能于人伦日用之中体会寂然无为之道。

　　王安石坚持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反对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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