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证道歌》与二十八祖的缘起
【内容提要】 《证道歌》为六祖弟子永嘉玄觉之作。由于其中提及西天二十八祖和六代传衣，致使怀疑二十八祖说的学者如胡适等进而怀疑《证道歌》的可靠性。今日学者多盲从胡氏，以为《证道歌》曾经后人增减。对有些研究者因《永嘉集》中未收《证道歌》而认定《证道歌》为伪作的看法，以及两者之所以在思想上距离很大的原因，本文从历史性的观念来提出己见。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恰恰是《证道歌》提供了二十八代说晚出的结论不成立的证据，这在天台一系等相关史料中也得到有力支持。由此可见二十八祖说始传自六祖惠能及其弟子玄觉，足可破除自古以来关于西土传承的种种异说。
【关键词】 永嘉玄觉 证道歌 二十八祖说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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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道歌》为六祖弟子永嘉玄觉之作，此事本无疑者，但由于其中提及西天二十八祖和六代传衣，致使怀疑二十八祖说的学者如胡适等进而怀疑《证道歌》的可靠性。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今日学者多有盲从胡氏，以为《证道歌》曾经后人增减者，故不可不辨。
玄觉(665～713)，俗姓戴，浙江永嘉人。早岁出家，遍习三藏，精通天台止观法门，与左溪玄朗交好。后遇六祖弟子玄策，受其启发，同往曹溪礼拜六祖，言问之下，顿得法要，便欲辞行，六祖强留一宿，时号“一宿觉”。玄觉回乡之后，学者云集，号真觉大师。其著作有唐庆州刺史魏静(靖)辑其“禅宗悟修圆旨”十篇，目为《永嘉集》，另有“歌行偈颂”流行，为其姊所集，《证道歌》即其一。先天二年(713)玄觉圆寂，春秋四十九(《祖堂集》云其寿三十九)。
禅宗史书如《坛经》、《景德传灯录》等以及《宋高僧传．玄觉传》等皆载玄觉着《证道歌》一事，敦煌遗书如Ｐ2104等也载有《证道歌》，可见玄觉确有此作。据胡适《记日本“入唐求法”诸僧目录里的“南宗”资料》一文，日僧圆仁(开成三年即公元838年末来华)《承和五年目录》录有“最上乘佛性歌一卷，沙门真觉述”，承和七年(开成五年)“在唐送进录”录有“佛性歌一卷，沙门真觉述”，承和十四年(唐大中三年，公元847年)《入唐求圣教目录》录有“曹溪禅师证道歌 真觉述”、“最上乘佛性歌 沙门真觉述”，另日僧圆珍录有“永嘉觉大师集一卷”。据此，玄觉的《证道歌》在九世纪中叶时已然流行天下，但胡适偏要把玄觉与“真觉”视为两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玄觉、真觉、一宿觉实为一人，玄觉为其法名，一宿觉为其别号，谓其在六祖门下一宿得道，见其悟性之高，真觉为其尊号，是玄觉辞别六祖之后道俗对他的尊称，故他又号真觉大师。
胡适以为，日僧目录中的真觉《佛性道》即是后来的所谓《永嘉大师玄觉证道歌》，既然同一著作可以有不同的名称，其作者又如何不能有不同的题名呢？真觉大师是时人对玄觉的尊称，后学录其著作自然不便直称其法名，故题为真觉述更合乎情理。且《佛性歌》或云《最上乘佛性歌》是不是《证道歌》还须思量，因为玄觉颇有文才，有不少“歌行偈颂”传世，也许不止《证道歌》一种。圆仁在承和十四年《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并收“曹溪禅师证道歌 真觉述”和“最上乘佛性歌 沙门真觉述”，表明这是一人所着的两种作品，如若为同一著作，圆仁应加以说明。由“曹溪禅师证道歌 真觉述”可知真觉就是六祖弟子玄觉，且《证道歌》之名早已有之。
敦煌藏经中也有《证道歌》，其中最为完整的是Ｐ2104所收的“禅门秘要诀，招觉大师一宿觉”，其内容与今本无大出入。这本来是《证道歌》流传较广的一个证据，胡适却在《海外读书杂记》一文中反过来以之论证《证道歌》与玄觉无关，甚至认为玄觉不是六祖弟子，而是后人随意添加的，这种偏激的观点是难以服众的。一宿觉就是玄觉的别号，“禅门秘要诀”不过是抄录者为《证道歌》另起的名字，所谓“招觉大师”就是真觉大师，此篇题名漫漶不清，胡适读为“招觉”(“招”字不清楚)，“招”与“真”音近，当是抄录者误听所致。胡适由此得出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所谓“永嘉禅师玄觉”者，真是一位乌有先生！本来没有这个人。那位绰号“一宿觉”的和尚，叫做“招觉”，生于“二十八祖”之说已成定论的时代，大概在晚唐、五代之时。他与六祖绝无关系，他生在六祖卒后近二百年”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玄觉有《永嘉集》一卷传世，收其文章十篇，为唐庆州(甘肃庆阳)刺史魏静所辑，圆珍所录“永嘉大师集一卷”即此。然《永嘉集》中未收《证道歌》，为后世留下一件疑案。或据此怀疑《永嘉集》是伪作，或由是认定《证道歌》为乌有。然就实论之，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永嘉集》未收录《证道歌》，或许一是由于编辑文体所限，《永嘉集》所收是玄觉弘法宣教的文章，属于正式的文字著作，《证道歌》不属此类，玄觉另有“歌行偈颂”传世，“皆是其姊集也”(见《祖堂集》)，用于传唱歌咏，广为流行，《证道歌》或许还有《佛性歌》皆属此类；二是因为《证道歌》为玄觉晚年之作，魏静可能未及与闻。从魏静《永嘉集序》看，魏静曾在温州一带为官，并于其时受教于玄觉，但时间不长就调任京师，故尔未能尽其心要，后来玄觉就圆寂了。所谓“遗文尚在”，表明魏静在玄觉门下时记录了这些文章，文中又称“大师在生，凡所宣纪，总有十篇，集为一卷”，所谓“大师在生”，是指魏静离开以前，至于此后玄觉的著作，则由于南北悬隔，魏静就无从得知了。因此《永嘉集》收录的并非是玄觉的全部作品，只是魏静自己所记录和了解的那一部分。
《永嘉集》与《证道歌》在思想上距离很大，是以许多人怀疑二者为一人之作。从《永嘉集》及魏静《序》中看不到任何玄觉受教于六祖的迹象，而《证道歌》中则多处明示其得法于曹溪，这或许表示魏静离去时玄觉尚未拜会六祖，故其所编《永嘉集》未收玄觉晚年所着的《证道歌》，也不知后来玄觉得法曹溪之事。玄觉早年游心三藏，遍习诸宗，精天台止观法门，这在魏静《序》及《永嘉集》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杜继文先生认为“总观玄觉的禅思想，主要是在地论师禅观的基础上，杂揉天台、华严、法相、三论等各个教门的理论与方法”【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178页。】，颇有道理。但从中很难发现与禅宗有何关系，表明其时玄觉确未礼拜六祖。玄觉前后思想差别较大，易使后人生疑。《永嘉集》与《证道歌》分别代表他前期与后期的思想，故其间颇有距离，更使后人议论不休。但玄策认为玄觉出言暗合诸祖亦并非虚言，如“烦恼无可舍，菩提无可取”与《证道歌》中“不求真，不断妄”的思想一致，亦与禅宗宗旨相合。又“释动求静者，憎枷爱杻也；离怨求亲者，厌槛欣笼也”与“弃有着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其理无二。由此可知二者尽管有一定距离，其间的联系和连续性还是可以察觉的，不能因其有距离而轻易否定其为一人之作。
《证道歌》所包含的禅学思想与六祖南宗一致，更与玄觉参见六祖时的问答有密切的关系。六祖曾云“我此法门，从上以来，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证道歌》云“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反映了其无念无相的思想，而其“常独行，常独步”、“大悟不拘于小节”等更显示了无所执着、潇洒自如的精神。强调顿悟是南宗的风格，《证道歌》中则多处提及顿悟，如云“顿觉了，如来禅”，“自从顿悟了无生”，“弹指圆成八万门”，“是则龙女顿成佛”，“维摩大士顿除疑”等。《证道歌》在细微之处亦与《坛经》一致，如云“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与六祖于大梵寺说法时强调念摩诃般若波罗密有关，“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说明心体安然即是禅定，不必拘于形式，与六祖禅法一致。“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参看《坛经．疑问品》六祖答韦刺史达摩见梁武帝因缘，可知六祖云武帝布施设斋有为之法只是修福、无有功德的思想在《证道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证道歌》中多处提及曹溪，足见其与六祖一派的关系。其中“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显然来自华严宗及天台宗的圆融思想。其中又两次提及“圆顿教”，显然是对天台宗判教思想的发展，表明作者与天台宗确有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证道歌》的根本思想与玄觉和六祖的问答完全一致，说明玄觉拜见六祖一事绝非虚言。
据《坛经．机缘品》，玄觉因六祖弟子玄策相访，受其启发而至曹溪。初时并不为礼，而是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六祖曰：“夫沙门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觉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才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觉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觉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觉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觉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
这段对话北宋杨亿《无相大师行状》亦有记载，内容与《坛经》全同，显然抄自《坛经》。玄觉初见六祖而不礼拜，显然是由于自谓已悟心宗，同时也暗示此行非是寻常礼拜，而是渴求大法，故不拘小节。六祖知其心意，便责其何以心生骄慢，我见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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