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佛禅

　　一、出入自在

　　中國的士大夫一向有兩條道路，一是入仕爲官，一是退隱田園，因而也就有兩種心理准備或者說是兩種心態，孔子便強調“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當仕則仕，當隱則隱。王安石雖然是大有作爲之人，但他同樣有山林之思，並非一味追求進取。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爲了養家孝親，並非樂意官場，汲汲富貴。由于家中無田園以托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幾十口人賴其官祿，他根本就沒有條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詩歌中，就表達了“收功無路去無田”的無奈，既然“人間未有歸耕處”，他只得“竊食窮城”、任職地方，但這並非他的本願，在《壬辰寒食》一詩中就表達了他的感慨：

　　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更傾寒食淚，欲漲冶城潮。

　　巾發雪爭出，鏡顔朱早凋。未知軒冕樂，但欲老漁樵。

　　這一年即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只有叁十二歲，他回江甯爲父親和長兄王安仁掃墓，不覺悲思萬縷，淚若江潮，白發先出，朱顔早凋，因而發出了軒冕不足樂、終欲老漁樵的感慨。大概是從父兄雖然學問卓越、志節高尚，卻窮老仕途、英年早逝的慘淡經曆受到觸動，引發了他潛藏于心中的歸老田園、漁樵爲生的意願。然而他也只能借詩抒懷，不能付諸于實際。

　　王安石又有《池雁》一詩，其中寫道：“羽毛催落向人愁，當食哀鳴似有求。萬裏衡陽冬欲暖，失身元爲稻梁謀。”這首詩更是明白地表達了“失身元爲稻梁謀”的苦悶，直以仕宦爲“失身”，表明他對官場黑暗的厭惡和對鄉間生活的向往。

　　王安石對于是仕是隱不得自由、爲此徘徊矛盾的心境在他的《兩馬齒俱壯》一詩中有所體現：

　　兩馬齒俱壯，自驕千裏材。生姿何軒軒，或是龍之媒。

　　一馬立長衢，顧影方徘徊；一馬裂銜辔，奔嘶逸風雷。

　　立豈飽刍豆，戀棧常思回？奔豈欲野龁，久羁羨驽骀？

　　兩馬不同調，各爲世所猜。問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兩馬其實代表了賢士的兩種生活方式，一是在朝爲官，安分守己，謹受約束，一是自由自在，退居鄉野，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在朝則爲國盡忠，在野則任性自適，二者都是正當的選擇，無可無不可。然而時人不能理解賢者用心，造作謗言，是以賢者在朝，忠于王事，則有戀棧貪祿之譏；高材在野，任性逍遙，卻有不服約束、甘心自棄之諷。因而賢者無論進退仕隱，都要受到世人的譏議，因爲他們不能到達賢者的境界，無法理解他們的內心，總是以己度人，視骐骥爲驽骀，目聖賢爲庸祿。

　　這首詩可能作于嘉祐年間，王安石還以二馬自況，當他欲任職地方時便有人看他不順眼，以爲他是想擺脫束縛的野馬，當他立身朝堂時又有人諷刺他固位貪權。在這種情況下，他依然固我，堅持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而不管流俗的懷疑猜忌。

　　在王安石的心目中，無論是仕是隱，都應當合乎道義，仕與隱本身並無高下之分。英宗之世，他在江甯守製，數年被召不出，許多人認爲他是因爲輕富貴、重隱逸而不願出仕，因而在他應召入朝爲翰林學士時，他的老友王介便作詩予以嘲諷，王安石對此一笑置之，以《松間》一詩還擊：

　　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

　　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

　　李壁在這首詩的注解中指出：“《石林詩話》雲：王介，字中甫，衢州人，與荊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相下。熙甯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公雲：“草廬叁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之句，蓋爲介發也。”

　　南齊孔稚珪作《北山移文》，諷刺不守隱士之節、出來做官的隱士周颙，其中有“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之語，王介以此典故及諸葛亮爲劉備叁顧茅廬感動而出山的故事，暗譏王安石爲富貴而所動，不能複守隱逸之士的志節。王安石則道自己就沒有終老松間、一生隱逸之意，不想以隱士自居，故人何必以《北山移文》相譏？男子漢大丈夫，出處進退都不是隨波逐流，而是按照道義和自己的意願行事，其志向不是猿鶴之輩所能知的。這裏王安石也對王介進行了嘲諷，笑他見識不足，鷃雀安知鴻鹄之志，不過二人是好友，雖然相互嘲弄，卻都是善意的，不會爲此傷了和氣。

　　王安石主張有所作爲，有兼濟天下之志，他並不想只是獨善其身，因而對于傳統的重隱逸而輕仕進的做法表示反對。他有《祿隱》一文具體表達了這一思想。舊說孔子“高餓顯而下祿隱”，故而將伯夷叔齊排在柳下惠的前面，道是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則降志辱身，這也是孟子和揚雄的看法。王安石則不以爲然，他認爲“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棄于己者也”，按照這一標准，則孔子、孟子應當依照他們所贊賞的餓顯的方式行事，而其實不然，“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揚雄則屈身爲王莽之臣，這難道是由于聖人能言而不能行嗎？顯然不是。而是由于“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聖賢道同而迹不同，餓顯與祿隱都屬于迹，無所謂高下。聖賢都是通乎權變、無系累于迹的大過于人者，“聖者，知權之大者；賢者，知權之小者也”，因而殷之叁仁，其迹不同，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幹谏而死，而其道則一。《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說聖人無可無不可，出處語默，皆不離道，都是合理的。

　　王安石大膽推翻了孔子、孟子、揚子等先代聖賢的觀點，指出出處隱顯都不過是外在的迹，並無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會影響內在的道的統一性。他對同與不同、統一性與個性、本質與現象的辯證關系有清楚的認識，不以一害多，亦不以多害一。他在維護統一與穩定的同時也大膽容許個性與變化的存在，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他認爲越是聖人，就越能通權達變，依時勢而動，可見他心目中的聖人絕非固執保守的腐儒，而是充滿活力、善于應變、走在時代前列的改革家。

　　王安石入仕是爲了有所作爲，而不是爲了謀取富貴，因此即使是他身居相位時亦有山林之思。據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二：

　　熙甯庚戌冬，荊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荊公以未謝恩，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門之小閣。荊公語次，忽颦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後叁年，公罷相知金陵。明年，複拜昭文館大學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第南門外。元豐癸醜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于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窗之詩，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卻寫下“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的詩句，可見他在廟堂不忘山林，心中並無富貴騰達的喜悅，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卸下肩上的擔子，過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這種想法完全是發自內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後來魏泰提起此事時連他自己都感到吃驚，繼而爲之微笑，因爲這正是他平生的志願，也不爲怪。

　　王安石在《次韻酬朱昌叔五首》中表達了對官場生涯的厭惡和對隱居生活的向往，他對在春風中放歌的曾點十分欣賞，以爲名譽事功皆不足爲累，世事官身都充滿危險，故而發出“已知軒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樂世閑身豈易求，岩居川觀更何憂？”看來他是樂得岩居野處，登山觀水，要做一個潇灑自在的閑人了。他還言“拙于人合且天合，靜與道謀非食謀”，強調自己是謀道的君子，做官不是爲了專門謀取俸祿，只是由于拙于人合，無法與流俗同流合汙，只能與天地合德、與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貴與禍患相伴，貪戀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詩：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叁族。

　　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複難爲情。

　　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

　　謂言黍熟同一炊，欻見隴上黃離離。

　　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這兩個富貴至極的人爲例，說明富貴不足依戀。然而貧賤同樣使人難以爲情，無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爲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經常守在親人的身邊呢？兄弟離散，陰陽相隔，食黍之時不僅想到“隴上黃離離”的古詩，令人心悲。

　　對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使王安石始終不樂富貴，他屢屢力辭相位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沒有最後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會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來，離開相位、回歸鄉野會帶來巨大的失落感，但對王安石來說卻是得其所哉，這是那些依戀榮華富貴的人所無法想象的。

　　二、 行乎中道

　　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極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對待出世與入世的問題上同樣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張完全放棄世俗生活，象出家人一樣棄絕夫婦父子，過一種離群索居的生活，一方面又不贊同完全入世，過一種庸俗的生活。

　　在王安石的早年，對于佛教的離棄人倫是持批評態度的。作爲一個儒者，他只能堅持儒家的基本立場，不可能贊同廢棄人倫、遺世獨立的做法，因此認爲佛教雖然“實見道體”，卻又“差了途轍”，有體無用，與堯舜之道還是不可相比。在《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一文中，他強調佛教得大道之一隅，“有見于無思無爲、退藏于密、寂然不動者”，而又暗示其未得道術之大全，于感而遂通、進取有爲方面有所不足，批評佛教只知出世，不知入世，只知其體，不明其用，不能于人倫日用之中體會寂然無爲之道。

　　王安石堅持維護正常的社會關系，反對離群索居、獨善其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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