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果报应思想，许多人会视之为一种迷信，或者将之作为一种落后的没有价值的观念，其实这些看法都是一种偏差，未能真正理解其内在的深层的理念。很多人以之为迷信，主要是认为它没有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其实未经科学证实的东西有很多，不一定都是错误的，因为科学本身有局限性，不可能证实所有的东西，而且科学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今天不能证实的，也许明天就能证实，今天以为是错误的东西，也许会被新的科学重新发现其价值。
因果报应的是非，很多争论停留在体的层面上，即争论它到底是否存在，其实这一争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却是一个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一论及它是否存在，就要涉及能否得到科学证明的问题，这一问题至少现代科学是无法回答的，现代科学一方面无法对之进行证实，许多人因此认定它是不科学的，但不科学不等于不存在，因为现代科学同样无法对之进行证伪，无法证明它确实不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存在。
既然因果报应的是非真伪从体的层面上不容易说清，还不如暂且将其搁置，更多的从用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因果报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激励上。首先，它可以提高人的责任心，出于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因为自己现在的行为关系到自己的未来，任何不良行为都必然会受到惩罚。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认为可以钻法律与体制的空子，既能从不法和不良行为中获取享受和利益，又能不受惩罚，特别是特权阶层。他们以不受规则为荣，以为只要这样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才会显得高人一等，他们最乐于接受“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犯事之后往往委过他人，或者花钱雇人受过，由于他们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法律和体制也确实存在某些漏洞，因而这些人可能多半能够暂时逃脱惩罚。如果他们稍知因果，就会明白这种所谓的逃脱其实只是一时的，自己的行为只能自己负责，逃避是不可能的，早晚会受到惩治，而且越是逃避，越是用非法的手段委过于人，积累的罪恶就越多，将来受到的报应就会越重。
其次，因果报应还能起到劝善的作用。通过提高人的责任心，可以控制和减少恶行；通过义与利的统一，还能达到劝善的目的。在现实社会中，好人好事未必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在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甚至好人还会做出更多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会认为好心没有好报，好人总是吃亏。依照因果报应理论，善人所做的好事同样是不会抹杀的，尽管这种善报不一定马上到来。善业和功德的积累对人生来说是一笔真正的可以不断增值而永远不会亏损的财富，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积累。表面看来，好人一时有可能“吃亏”(如果老是“沾光”，恐怕也算不上好人)，但从长远来看，好人永远不会因为他的善心而受损失。
因果报应思想将爱人与爱己、自利和利他结合起来，通过洁身自好、对自己负责，可以达到对他人负责的目的，通过自利实现了利他，同样通过利他、帮助别人也会达到自利的效果。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有自利利人、爱己爱人的心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然会得到提高。
不必过多纠缠于因果轮回是否在事实的层面存在，只要它有激励道德的作用，就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事实上，因果报应思想已经成为一个扬善抑恶的有力工具，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水准的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
三、以自由而非功利为善，达到至善、纯善
什么是善，不同的人、不同的派别，就会有不同的答案。然多数会将善与功利或者称为利益结合起来，认为凡是能够给整体带来利益的行为便是善行，佛教并不反对这一标准，但认为这种与功利相结合的善只是有为之善，是积累福报的小善，并非至善。佛教判定善恶的最高标准不是利益，而是自由。也就是说，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善行，关键不是看它是否给人、特别是他人和社会带来了利益，而是看它是否是一种自由的行为，它是增加了人(包括他人与社会整体)的自由，还是削弱了人的自由。
如梁武帝见达摩，道是自己一生造寺度僧，布施持斋，有何功德，达摩祖师答曰并无功德，梁武帝不明其意，达摩见其不契，便再次北渡。后来六祖惠能对此重新解释，道是武帝不明正法，其所施为，皆是有为小善，只是福德，不名功德，所以祖师答并无功德。住相布施生天福，只是人天福报，福报尽时，还得陷坠，与无为功德相去甚远。唯有智慧功德才能使人得大自在，真正获得自由，才是真正的善。
以功利为善，难免将崇高的善行与世俗的金钱联系起来，有人甚至以捐钱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人的善心，未免将善庸俗化，乃至背离了善的本质。佛教一方面强调布施的福德，一方面又强调无相布施，即无施者相，无受者相，无施受物相，达到三轮体空，才是功德无量的真布施。因为一有施受之相，就有报应，就会妨害双方的自由，与至善相违背，有些地方过于重视有相布施，总是以捐钱多少来排座次，甚至给予不同的待遇，严重伤害了信徒的感情。也有的以捐钱多则功德多、成道快相诱惑，使信徒进行超经济能力的布施，这就更成问题了。六祖惠能明确指出：成道非由施钱，关键是要有平心、直心、觉心，佛教界应以身作则，引导信徒从有相布施提升到无相布施。
孔子对自己一生的修养过程作过总结，道是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之时达到最高境界，在道德修养上趋于至善，在他看来，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包含两个方面，从外相上，是一种规范与约束(不逾矩)，从内在方面讲。则是一种自由(随心所欲)。孔子最终实现了二者的合一，而其一生，既是不断走向规范的过程，更是不断走向自由的历程。后世往往忽略孔子的随心所欲，却大谈其如何不逾矩，实是买椟还珠，不知表里。
规范与自由是道德的内外两面，而世人往往只强调以遵守规范为道德。衡量个人的道德时只强调他没作坏事，不考虑他到底作了多少好事，是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木人、石人也不会作坏事，而且一点错误都不会有，但不能说木人、石人就是最好的人。在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时，也往往只是人们是否遵守规范、社会是否稳定为标准。于是有人怀念文革前十七年，说那是黄金时代，整个社会一条心，甚至也有人怀念七十年代，说是那时候没有一个小偷，真正是夜不闭户。
只强调规范与约束，只重视稳定与秩序，以此作为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当然是错误的。虽然当今社会问题不少，表现出来的犯罪现象似乎比过去要多，但从总体上讲，道德水平比起前几十年还是提高了很多，不存在什么道德滑坡，因为现在人们的自由度比过去高多了，整个社会也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与创造力。那种高压下产生的畸形的稳定是最不足取的，是以牺牲全体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也是最不道德的。
传统的道德观过于重视整体价值，强调通过压制个体、牺牲个体来保证整体，以个体为手段，以整体为目的，自由的道德观要求确立个体价值的意义，将个体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为己为最高的道德。自由的道德观还要求重新确立道德的以生命为本的本来意义，将附加于道德之上的其他外在的扭曲的东西全部清除，恢复道德的本来面目。自由的道德观更要求摆脱一切自私的本能的狭隘的私欲的影响，使人从肉体的人上升为精神的人，从他在的人变成自在的人，从功利的人变成自由的人。
佛教自由的道德观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当今社会更应发挥其作用，提高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和道德水平。
《佛教与当代社会道德伦理的相互撞击》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