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信任，从而大力弘法传教，既劝戒残暴成性的石勒、石虎不要滥杀无辜，又促进了佛教在北方广大地区的传播。释慧琳不仅参与政事，深得宋文帝的赏识，甚至还获得了“黑衣宰相”的称号。隋唐时，许多佛教宗派都是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得以创立的，而佛教徒也十分自觉地配合着帝王的政治需要。例如法藏编造灵异事迹、迎送佛骨舍利以迎合武则天“变唐为周”当女皇的政治需要，后来又“预识机兆”机灵地转而支持中宗复位；禅宗北宗的代表人物神秀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南宗惠能的弟子神会在安史之乱以后积极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助军需，为朝廷恢复两京立下汗马功劳，等等。元代实行的帝师制度和西藏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也构成了中国佛教影响社会政治的重要方面。当然，中国佛教也有超越政治、与当权者不合作的另一面，例如，禅宗从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到六祖惠能，都以清静高洁、远离都市的“山林佛教”相号召，对统治者上层人物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也是禅宗能较少受政治影响，在唐武宗灭法以后继续得到很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表现出了中国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
就佛教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而言，这与佛教的儒学化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的。由于忠君孝亲的儒家伦理纲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因而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努力与之妥协和调和，并深受其影响；同时，佛教也在丰富发展传统伦理道德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从历史上看，佛教初传之时，就提出“苟有大德，不拘于小”，认为佛教的出家修行方式表面上与“忠孝”不合，实际上却能从根本上救世度人，是并不违礼悖德的。汉魏佛教通过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等手法，进一步与儒家伦理相适应。人唐以后，佛教更是大倡“忠君孝亲”、“忠义之心”，认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要求“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使中国佛教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佛教不杀、不盗的道德戒规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伦理训条也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大乘佛教慈悲度人、普度众生的精神，曾对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精神有过重要的补充，并在近代以来曾激励过许多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当然，佛教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为追求出世解脱服务的，其否定现实人生的终极价值取向和宣扬忍辱、禁欲的生活态度曾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以上我们从八个方面概述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特点。中国佛学精神是与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相互关联的，有些在内容上甚至是相互重叠的。相对而言，探讨中国佛学精神重在探究中国佛学的精神特质，就一定意义而言，它是将中国佛学视作具有自身价值追求和调节能力的文化主体，关注的是中国佛学的价值追求，及其在处理内在思想矛盾、自身与文化环境关系时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我们认为，中国佛学精神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实践精神、自然精神、思辨精神等几个方面，本书将着重论述前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们则放在具体介绍中国佛学基本思想的过程中穿插论述。
以下先对圆融精神、伦理精神和人文精神略加概说。
第一，中国佛学具有会通不同思想学说的圆融精神。
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精神的影响，中国佛学继承发展了印度佛学的包容精神，在中土文化环境中能够自觉地适应本土文化，吸收融合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也是在多元性文化并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不同的文化采取了容纳的态度，形成了一种“中”“和”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在对待不同思想学说时，表现出的主要是一种融摄态度，是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场上吸收融合不同思想文化中的合理要素。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是在印度佛学的包容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摄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形成最初与汉译佛典有关。南北朝时，对不同经典的传译、诠释又形成了中土佛教学派并立、异说纷呈的局面。隋唐时政治上的统一客观上要求会通中土佛教不同学派的思想，以期对佛学有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理解。中国佛学的判教思想以及建立在判教基础上的宗派佛学理论由此而形成。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即是在佛教判教及宗派佛学理论形成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的。
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主要体现在中国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判教思想，以及中国佛教的理论学说之中。
中国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一致论，到隋唐时期的三教融合论，再到宋代以后的三教合一论三个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传统儒、道思想以依附、迎合为主，在三教关系上，注重从三家学说均有助于王道教化的角度论证三教的一致，如东汉末魏初的《牟子理惑论》。隋唐时期受统治者三教政策影响，儒道佛三教逐渐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均提倡三教归一、三教融合。佛教思想家如神清、宗密等在吸收融合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人宋以后，由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发展则日趋式微，因而在理论上更强调与儒、道的融合，宣扬三教一致论，特别是加强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佛教的判教思想关注的是佛教内部不同经典和不同学说的判释与融合。总体而言，中国佛教的判教思想是将不同经典、不同学派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判释的目的，是将其组织、会通为一个互不矛盾、相互融通的有机整体，体现了中国佛教在对待不同思想学说时的态度和理论思维上的圆融精神。一般而言，南北朝佛教判教思想偏重于以“时”判教，即从不同经典出现的时间来进行教判，如慧观的“五时判教”。而隋唐佛教判教思想则注重以“理”判教，即从不同经典学说的“义理”来判教。如华严宗法藏“五教十宗”的判教思想即是从义理出发，将佛教理论的发展视作一个从小到大、由始至终、由渐而顿、由偏到圆的逻辑发展过程。
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还体现在中国佛教理论对不同思想学说的融通当中。这在魏晋南北朝佛学理论当中即有体现。东晋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即融合了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而僧肇佛学在正确阐发印度佛教般若中观学说的同时，也吸收融合了老庄玄学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隋唐宗派的佛学理论是建立在对佛教不同思想学说的融通基础上的，其思想学说中体现出的圆融精神更为明显。在隋唐宗派佛学中，天台宗佛学理论的圆融特征最为突出。如天台宗针对南北朝时期北方重禅法、南方重义理的不同倾向，提倡止观并重，调和南北学风；其“三谛圆融”的思想强调于一念心中将空、假、中三谛圆融统一，又通过“一念无明法性心”这一核心命题，将无明缘起与缘起性空观念结合起来，体现了理论思维的创造性和圆融性。
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同时也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日益凸显出来。文化的多元并存、协调发展成为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特别是其判教思想中体现出的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学说的包容、吸收和容纳的态度，在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的态势下，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包容、协调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第二，中国佛学具有融合宗教出世伦理与儒家世俗伦理的伦理精神。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是在印度佛教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佛教的根本追求是人生痛苦的解脱，其伦理观念首先是围绕这一根本追求展开的，佛教伦理首先是一种宗教伦理。佛教伦理同时也具有以宗教伦理融摄世俗伦理、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佛教伦理的这一特征在以儒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国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为中国佛教伦理融合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提供了理论前提。同时，大乘佛教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伦理原则也对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儒家伦理是适应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结构、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而形成的；传统儒家伦理主要是一种世俗伦理，关注的是宗法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世俗伦常的确立；传统儒家伦理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伦理对“孝亲”的推重与传统宗法社会的血缘特性有本质的关联。讲求出世解脱的佛教伦理与强调经世致用的儒家伦理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佛教从两汉之际传人中土始，便与传统儒家伦理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佛教出家弃俗的修行方式、毁服剃发的生活习俗、不拜父母和王者的处世态度等，与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冲突尤甚。儒家常以佛教不合传统礼教等为由，激烈地排斥佛教。面对传统儒家的排斥和批判，中国佛教主要采取了妥协、调和的态度，一方面竭力论证自身伦理思想与中土伦理观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自身思想体系范围内自觉吸收融合儒家世俗伦理观念。中国佛教伦理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吸收融合，大体上遵循这样的模式：一是立足佛教自身的宗教解脱的追求；二是顺应世俗伦理，将宗教解脱的追求落实于现实的伦常实践中，将现实的道德伦理实践作为宗教解脱的前提和条件。中国佛教融合宗教出世伦理与儒家世俗伦理的特征在其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和孝亲观中均有具体的体现。
善恶观方面，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对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比较完整、系统阐述佛教业报轮回思想的是东晋名僧慧远。慧远的善恶报应论带有融合佛教因果轮回说与传统善恶报应思想的特征，其思想受传统报应论中的灵魂说、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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