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信任，從而大力弘法傳教，既勸戒殘暴成性的石勒、石虎不要濫殺無辜，又促進了佛教在北方廣大地區的傳播。釋慧琳不僅參與政事，深得宋文帝的賞識，甚至還獲得了“黑衣宰相”的稱號。隋唐時，許多佛教宗派都是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得以創立的，而佛教徒也十分自覺地配合著帝王的政治需要。例如法藏編造靈異事迹、迎送佛骨舍利以迎合武則天“變唐爲周”當女皇的政治需要，後來又“預識機兆”機靈地轉而支持中宗複位；禅宗北宗的代表人物神秀被推爲“兩京法主，叁帝國師”；南宗惠能的弟子神會在安史之亂以後積極設壇度僧收香水錢以助軍需，爲朝廷恢複兩京立下汗馬功勞，等等。元代實行的帝師製度和西藏地區實行的政教合一，也構成了中國佛教影響社會政治的重要方面。當然，中國佛教也有超越政治、與當權者不合作的另一面，例如，禅宗從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到六祖惠能，都以清靜高潔、遠離都市的“山林佛教”相號召，對統治者上層人物采取不合作的態度，這也是禅宗能較少受政治影響，在唐武宗滅法以後繼續得到很大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表現出了中國佛教與政治關系的複雜性。
就佛教與社會倫理的關系而言，這與佛教的儒學化有密切的關系，因爲中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爲核心的。由于忠君孝親的儒家倫理綱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立國之本，因而中國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努力與之妥協和調和，並深受其影響；同時，佛教也在豐富發展傳統倫理道德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從曆史上看，佛教初傳之時，就提出“苟有大德，不拘于小”，認爲佛教的出家修行方式表面上與“忠孝”不合，實際上卻能從根本上救世度人，是並不違禮悖德的。漢魏佛教通過把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相比附等手法，進一步與儒家倫理相適應。人唐以後，佛教更是大倡“忠君孝親”、“忠義之心”，認爲“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要求“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使中國佛教帶有濃厚的儒家倫理色彩。另一方面，佛教不殺、不盜的道德戒規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倫理訓條也對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産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大乘佛教慈悲度人、普度衆生的精神，曾對儒家“愛有差等”的仁愛精神有過重要的補充，並在近代以來曾激勵過許多志士仁人爲救國救民而奮鬥。當然，佛教道德從根本上說是爲追求出世解脫服務的，其否定現實人生的終極價值取向和宣揚忍辱、禁欲的生活態度曾在曆史上起過消極作用，這也是不能忽視的。
以上我們從八個方面概述了中國佛教思想的基本特點。中國佛學精神是與中國佛教思想的特點相互關聯的，有些在內容上甚至是相互重疊的。相對而言，探討中國佛學精神重在探究中國佛學的精神特質，就一定意義而言，它是將中國佛學視作具有自身價值追求和調節能力的文化主體，關注的是中國佛學的價值追求，及其在處理內在思想矛盾、自身與文化環境關系時的基本態度和方式。我們認爲，中國佛學精神大體上可以概括爲圓融精神、倫理精神、人文精神、實踐精神、自然精神、思辨精神等幾個方面，本書將著重論述前叁個方面的內容，而對于其他方面的內容我們則放在具體介紹中國佛學基本思想的過程中穿插論述。
以下先對圓融精神、倫理精神和人文精神略加概說。
第一，中國佛學具有會通不同思想學說的圓融精神。
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合精神的影響，中國佛學繼承發展了印度佛學的包容精神，在中土文化環境中能夠自覺地適應本土文化，吸收融合以儒、道爲主要代表的傳統思想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本身也是在多元性文化並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不同的文化采取了容納的態度，形成了一種“中”“和”的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合精神在對待不同思想學說時，表現出的主要是一種融攝態度，是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場上吸收融合不同思想文化中的合理要素。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是在印度佛學的包容精神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融攝精神基礎上形成的。中國佛學圓融精神的形成最初與漢譯佛典有關。南北朝時，對不同經典的傳譯、诠釋又形成了中土佛教學派並立、異說紛呈的局面。隋唐時政治上的統一客觀上要求會通中土佛教不同學派的思想，以期對佛學有一個系統而完整的理解。中國佛學的判教思想以及建立在判教基礎上的宗派佛學理論由此而形成。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即是在佛教判教及宗派佛學理論形成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的。
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主要體現在中國佛教的叁教融合思想、判教思想，以及中國佛教的理論學說之中。
中國佛教的叁教融合思想大體上經曆了一個由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叁教一致論，到隋唐時期的叁教融合論，再到宋代以後的叁教合一論叁個發展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出發，對傳統儒、道思想以依附、迎合爲主，在叁教關系上，注重從叁家學說均有助于王道教化的角度論證叁教的一致，如東漢末魏初的《牟子理惑論》。隋唐時期受統治者叁教政策影響，儒道佛叁教逐漸形成叁教鼎立的局面，叁教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均提倡叁教歸一、叁教融合。佛教思想家如神清、宗密等在吸收融合傳統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叁教融合、叁教一致的觀點。人宋以後，由于佛教的一些基本觀點和方法爲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發展則日趨式微，因而在理論上更強調與儒、道的融合，宣揚叁教一致論，特別是加強與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國佛教的判教思想關注的是佛教內部不同經典和不同學說的判釋與融合。總體而言，中國佛教的判教思想是將不同經典、不同學派的思想作爲一個整體，對其進行判釋的目的，是將其組織、會通爲一個互不矛盾、相互融通的有機整體，體現了中國佛教在對待不同思想學說時的態度和理論思維上的圓融精神。一般而言，南北朝佛教判教思想偏重于以“時”判教，即從不同經典出現的時間來進行教判，如慧觀的“五時判教”。而隋唐佛教判教思想則注重以“理”判教，即從不同經典學說的“義理”來判教。如華嚴宗法藏“五教十宗”的判教思想即是從義理出發，將佛教理論的發展視作一個從小到大、由始至終、由漸而頓、由偏到圓的邏輯發展過程。
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還體現在中國佛教理論對不同思想學說的融通當中。這在魏晉南北朝佛學理論當中即有體現。東晉慧遠的因果報應論即融合了印度佛教的業報輪回思想和中國傳統的善惡報應觀念；而僧肇佛學在正確闡發印度佛教般若中觀學說的同時，也吸收融合了老莊玄學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理論主題。隋唐宗派的佛學理論是建立在對佛教不同思想學說的融通基礎上的，其思想學說中體現出的圓融精神更爲明顯。在隋唐宗派佛學中，天臺宗佛學理論的圓融特征最爲突出。如天臺宗針對南北朝時期北方重禅法、南方重義理的不同傾向，提倡止觀並重，調和南北學風；其“叁谛圓融”的思想強調于一念心中將空、假、中叁谛圓融統一，又通過“一念無明法性心”這一核心命題，將無明緣起與緣起性空觀念結合起來，體現了理論思維的創造性和圓融性。
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對于當代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代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同時也使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日益凸顯出來。文化的多元並存、協調發展成爲時代文化發展的需要。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特別是其判教思想中體現出的對不同文化、不同思想學說的包容、吸收和容納的態度，在今天多元文化並存的態勢下，對于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包容、協調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
第二，中國佛學具有融合宗教出世倫理與儒家世俗倫理的倫理精神。
中國佛教倫理思想是在印度佛教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佛教的根本追求是人生痛苦的解脫，其倫理觀念首先是圍繞這一根本追求展開的，佛教倫理首先是一種宗教倫理。佛教倫理同時也具有以宗教倫理融攝世俗倫理、宗教倫理與世俗倫理相結合的特征，佛教倫理的這一特征在以儒家爲重要代表的中國文化氛圍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也爲中國佛教倫理融合傳統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提供了理論前提。同時，大乘佛教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倫理原則也對中國佛教的倫理思想産生了重要影響。傳統儒家倫理是適應中國傳統宗法社會結構、爲維護宗法等級秩序而形成的；傳統儒家倫理主要是一種世俗倫理，關注的是宗法社會秩序的維護和世俗倫常的確立；傳統儒家倫理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儒家倫理對“孝親”的推重與傳統宗法社會的血緣特性有本質的關聯。講求出世解脫的佛教倫理與強調經世致用的儒家倫理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佛教從兩漢之際傳人中土始，便與傳統儒家倫理存在著矛盾與沖突。特別是佛教出家棄俗的修行方式、毀服剃發的生活習俗、不拜父母和王者的處世態度等，與傳統儒家倫理觀念沖突尤甚。儒家常以佛教不合傳統禮教等爲由，激烈地排斥佛教。面對傳統儒家的排斥和批判，中國佛教主要采取了妥協、調和的態度，一方面竭力論證自身倫理思想與中土倫理觀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自身思想體系範圍內自覺吸收融合儒家世俗倫理觀念。中國佛教倫理對傳統儒家倫理的吸收融合，大體上遵循這樣的模式：一是立足佛教自身的宗教解脫的追求；二是順應世俗倫理，將宗教解脫的追求落實于現實的倫常實踐中，將現實的道德倫理實踐作爲宗教解脫的前提和條件。中國佛教融合宗教出世倫理與儒家世俗倫理的特征在其善惡觀、戒律觀、修行觀和孝親觀中均有具體的體現。
善惡觀方面，印度佛教的業報輪回思想對中國佛教倫理思想産生了很大影響，比較完整、系統闡述佛教業報輪回思想的是東晉名僧慧遠。慧遠的善惡報應論帶有融合佛教因果輪回說與傳統善惡報應思想的特征，其思想受傳統報應論中的靈魂說、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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