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的人文精神
洪修平 陳紅兵
中國佛學淵源于印度佛學而演變發展于自身的傳統文化之中。中國佛學既保持了印度佛學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又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精神，人文精神即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之一。中國佛學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對現實的人和人生問題的關注，表現出面向現實社會人生的一種人世關懷。印度佛學本質上是一種講求出世的人生哲學，其根本宗旨是把人從人生苦海中永遠解脫出來，對現實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則基本上采取了一種否定的態度。但中國佛學卻形成了一種面向社會人生、關注人和人的價值的人文精神，具有一種人世求解脫的現實主義品格，“出世不離人世”、“人世以求出世”最終成爲中國佛教的基本信條。中國佛學的人文精神是在與傳統思想文化的相互沖突和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第一節中國佛學人文精神的思想淵源
中國佛學的人文精神，既遠承印度佛教的一些文化因子，更近攝中國儒道爲代表的傳統思想的文化資源。
印度佛學雖然強調人的解脫，其立論的基點是對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價值判斷，並以“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緣”等否定現實人生的意義，論證從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它同時又以“緣起”和“無我”作爲全部學說的理論基礎，通過否定神意而倡導“衆生平等說”，並以“業報輪回”的說教而把人們引向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引導人們追求永超苦海的極樂。不難看出，這種表面看來似乎是消極的人生哲學中，又包含著某種深刻的對人生的肯定和對人的內外自由的向往，透露出企求實現人和人生永恒價值的積極意義，只是佛教把人生的過程由現世而延長爲包括過去和未來的“叁世”，把人生美好的理想放到了現世之外遙遠的來世，但正是這種對人生內涵的擴大和對道德行爲自作自受的強調，確保了佛教爲善去惡道德說教的威懾性及其人生理想的恒久魅力，也正是這一點，提供了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融合的重要契機。
大乘佛教更是超越了小乘佛教關注自身解脫爲主的觀念，主張“大心人佛道”，“兼載天下，不遺一人”，強調自利利他，慈悲度世。在思想理論上，大乘佛教關于涅槃、二谛、五分別以及中道的論述均體現了不同于小乘佛教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出了其統一出世與人世的思想觀念。如《維摩诘經》中所謂“世間出世間不二”、“生死涅槃不二”，《中論》中所謂“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大乘佛教並沒有改變原始佛教追求解脫的傳統，但由于它以度化衆生爲目標，注重順應衆生不同根機，因而其思想觀念也相應的帶有關注社會現實的人世趨向。大乘佛學的人世趨向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契合，最終促使中國佛學選擇了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其“世間出世間不二”的觀念也促進了佛教與中國傳統儒道思想的融合。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有很強烈的關注現實社會和人生的人文精神。中國傳統宗教，無論是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靈魂崇拜，還是叁代秦漢時的祖先崇拜與天帝鬼神祭祀，乃至上生土長的道教，無不以現世現生的生存發展與幸福爲出發點和歸宿，表現出了與一些西方宗教以彼岸世界爲現世人生價值之目標的顯著差異。在西方宗教中，信奉天帝神靈的主要目的有時並不是爲了求得此世的幸福，而是爲了死後的解脫。而在中國，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切，現世的生活並不是爲了實現彼岸世界的理想。天帝神靈雖然高高在上，但卻是保障現世人生幸福的重要力量。中國人信奉神靈的根本目的並不是出離人世而是在于爲人世的生活求福佑。道教追求的神仙生活看似超世脫俗，實際上也無非是把現世現生理想化並無限延長而已。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沒有對社會人生意義的絕對否定，也沒有否定此生此世自我存在的價值以回向神的傾向，有的只是對人的生活的肯定。荀子的“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固然體現出“人定勝天”的信心；董仲舒的“人副天數”、“天人感應”又何嘗不是期望承天意以實現美好的社會與人生
中國衆多的思想或學派，具體觀點雖然各異，但重視現實的人與人生則是共同的特點。表現在哲學上，則是對人的主體價值和現世生活的肯定，在此，我們仍以傳統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儒、道兩家思想爲例來作些說明。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儒家思想中，“天地之性人爲貴”，天地人“叁才”具有同等的地位，這是儒家一向堅持的基本看法。儒家對現實的人和人生價值的肯定，是與其人世的精神相聯系的。儒家所理解的人是生活在現實社會政治經濟關系中的人，其所理解的人生是在一定社會文化關系中的人生，其所理解的人世實踐，主要的就是“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實踐和現實的倫常日用。從一定意義上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通過社會倫常秩序的構建，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從而實現人生的價值。對人的重視和對人倫關系的強調，構成了儒家的兩重性格。儒家提出“仁者人也”，即是從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中來規定人之所以爲人的本質，並從“仁者愛人”和“克己複禮爲仁”等方面來進一步強調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完善人、實現人的必要性。儒家的“性善論”和“爲仁由己”等觀念，則不僅從人的本質上強調了人與動物的根本差別，而且從道德論上肯定了每一個主體爲善去惡的理性自覺和自由選擇，賦予了每個人在社會關系中實現自我的能動自主權及其內在根據。儒家對人的主體性、人的價值的強調又最終落實到維護和建設社會倫常秩序的社會實踐。不僅理想人格的培養離不開社會倫常(“禮”)的規約，而且“內聖外王”理想中的“外王”，也是指向“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的。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還鮮明地體現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陽剛進取上。
與儒家主張盡人道形成對照的是，道家和道教都強調法自然，主張效法天道的自然無爲。荀子因此而批評道家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這其實是不甚確切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實上，道家的著眼點並沒有離開人，老子說的“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即表明其對人的地位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是道家對人的肯定和在人的實現問題上走了與儒家不同的道路。儒家重人的社會性，道家則重人的自然性；儒家強調從社會關系中實現人的本質，道家強調的則是個人的獨立自主和精神自由。在實現人的途徑上，儒家主張人世有爲，通過“修齊治平”來成就聖人人格；道家卻想掙脫倫理的束縛，主張“絕仁棄義”，返璞歸真，通過效法自然的無爲末實現遊心于四海之外而與天地同遊的逍遙人生。以道家思想爲理論主幹而又雜以多家學說的中國道教，依于道家效法天道的自然論和貴生重己的人生論，將“長生久視之道”發展爲長生成仙之道，希望通過修“德行”和務“方術”而追求一種超脫世俗而又使“自我”與“人生”得以永恒的無憂無慮的神仙生活。道家和道教實際上是對儒家的“天下無道則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論所做的另一番生動的發揮。同時，道家道教對個人精神超越和心靈自由的追求，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並沒有導向對現世人生價值的否定，因爲其追求的精神超越還落實爲一種現實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例如《老子》中既有對“惟恍惟惚”的道境的追求，也有柔弱、不爭、知足、處下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莊子》中既有對“遊乎塵垢之外”的自由境界的追求，也有“緣督以爲經”、“虛己以遊世”的人生態度和處世觀。道家處世觀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主張將超越的精神追求落實到現實的生活之中，一方面堅持超越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主張“和光同塵”、混同世俗。另外，道家道教還有自身的社會政治追求和主張，這突出地體現在其“無爲而治”的治國主張上。道家“無爲而治”的社會政治主張在漢初還曾被運用到實際的治國實踐之中。因此，道家道教人生論的基點仍然是現世現生。
中國傳統儒家、道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是與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産生活方式、宗法性的社會和文化傳統密切相聯的。外來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爲適應中土的社會文化環境，自覺地吸收融合了儒家、道家的人文精神。佛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以哲學上的肯定主體“自我”爲突破口，以自心自性爲解脫的根本依持，在發揮印度佛教人生論所潛含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更多地面向了現實的社會和人生，本質上追求出世的佛教最終以心性本體論爲依持，通過強調“出世不離人世”而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
第二節 中國佛學人文精神的
人本意蘊
印度佛教以追求人生解脫爲根本目的，印度佛學“無我論”和“緣起性空”等思想都帶有較明顯的否定現實的人和人生價值的傾向。但中國佛學在中土關注人自身和現實人生價值的社會文化氛圍中，通過承繼和發展印度大乘佛學佛性即如來藏系的思想，充分發揮印度佛教中蘊含著的對人和人生的關注及肯定，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關注現實人心和現實人生的人本觀念。
一、從“諸法無我”到佛性如來藏
出世求解脫是佛教的根本追求。爲什麼要“出世”
因爲“人生皆苦”。人生爲何是苦
因爲人類的無明與貪欲，造下了種種“業”，依業受報，由此輪轉“叁世”，受生老病死種種苦。解脫是否可能
回答是肯定的。因爲出家修道，證無上菩提，就能消除無明與貪欲之“業”，從而獲得超脫生死輪回的涅槃解脫之“果”。大乘佛教更強調衆生內有清淨的本性佛性，外有諸佛菩薩的慈悲精神，只要發心求道修行，就能解脫成佛。
全部佛教哲學不外乎是在論證人生的苦難以及從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換言之，佛教理論的核心是人生解脫論，佛教哲學是爲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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