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义理如何诠释和谐思想
杨曾文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在向国内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在教义上同属一个体系，被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统称为小乘。大乘意为大的运载物，谓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的此岸到达觉悟解脱的彼岸；小乘意为小的乘载物，大乘说它只能运载少量众生到达涅槃彼岸。现在一般把它们看作是佛教发展的两大阶段、两大类佛法，而舍弃原来含有的褒贬意义。在佛教向世界各国、各民族传播的过程中又形成很多风格各异的佛教学派或宗派，无论在教义、教制和修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佛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从佛教经过的漫长历史和流传世界广阔的地域国度来看，佛教所具有的崇尚和平、和谐、慈悲、劝善、饶益众生等的性格和价值取向是十分明显的。佛教的这种性格和价值取向体现在它的基本教义和伦理、戒规的理念与规范之中。笔者在这里仅围绕这个侧面进行考察。
四谛与十二因缘中的和谐思想
小乘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四谛、八正道及围绕生死的因果缘起学说为基本教义。
四谛是对造成人生苦恼的原因及摆脱人生藏苦恼途径的总的说明，是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教义中的核心内容，包括苦、集(因)、灭(灭除苦恼，达到解脱)、道(灭苦的途径)。苦谛是说人生充满各种痛苦，归纳为八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与自己所怨恨的人不得已而相会或结合；不能自由脱离自己所憎恶的环境或遭遇)、所求不得苦、爱别离苦(与自己相爱的人分离；离开自己爱恋的环境或年华、际遇等)、五盛阴苦(五阴指色、受、想、行、识，概指一切身心之苦)。(《中阿含》卷七、《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八等)从人的愿望来说，总是希望一生幸福、安乐、长寿、诸事圆满，然而实际上任何人皆难免来自人生的各种痛苦和烦恼，除生、老、病、死四苦外，大量是与个人的机遇、环境有关，更多的痛苦和烦恼是源于个人的追求或心理、感情因素。这正是集谛要讲的内容。
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即贪爱、嗔恚、无明(痴，不明缘起的道理)。在佛经中，一般将这三者称为造成众生种种痛苦，导致不能摆脱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称之为三毒。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无明，认为因为不知道缘起——“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及“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 的道理，不了解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又在一定条件下消灭，经常变动，变幻无常，所以总是抱有各种贪爱之心，贪图钱财、田园、名利，贪恋一切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在顺利的情况下便高兴，甚至得意忘形，任意妄为；遇到逆境便恚怒，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出言无逊，由此各种痛苦烦恼接踵而来，乃至导致各种纠纷，严重者甚至身败名裂，破家或发生社会纷争。佛经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中阿含经》卷三记载，佛陀告诉弟子，如果自己的意志被贪嗔痴三者支配，便“心无厌足，或杀生，或不与取(按：盗窃)，或行邪婬，或知已妄言”；也说过因贪引起嗔恚，由嗔恚便能带来十分严重的问题，《出曜经》卷二十记载：“所以竞利多少，亡家破国，种族灭尽，皆由恚。”在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学说中，称众生的行为为“业”，因为生前造恶业死后便难以再生为人，甚至轮回为畜生或下地狱。因此，佛教劝信众通过修行断除贪嗔痴三毒。
灭谛是说灭除贪嗔痴，便断除苦恼的根本原因，永远摆脱痛苦。《阿含经》记载佛陀向弟子描述自己达到的至高解脱境界是：“我生已尽，烦恼已灭，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意为我的现世生命已经结束，一切烦恼彻底断灭，修行已达圆满，从此将永远地摆脱生死轮回。这就是“涅槃”，是小乘佛教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道谛是讲灭除痛苦，进入涅槃境界的方法和途径。有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惟、正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当的职业和生活)，正精进(正确的修行)、正念(正确地忆念缘起和四谛道理)、正定(正确地修行禅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正见，特指以缘起和四谛之理为指导的立场和世界观、价值观。
佛教的因果缘起学说主要是阐释生死流转的现象的，四谛中的集谛说因，苦谛讲果，构成最简单的因果缘起关系。然而在佛经中很多场合是指十二因缘学说。十二因缘，也称十二缘生，是以人生为对象的缘生说，是佛教教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何为因缘或缘生？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产生、变化都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便是因缘。因是内因，是根本原因；缘是外因，是辅助因素。有时因、缘通用，因为缘也是一种原因。由于具备一定因缘便有相关事物生起或消灭，此为缘起。佛经中常见的解释是：“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佛教以十二因缘来解释造成人生苦恼的过程和原因，把人生现象分成十二个连续的环节：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认为它们前后之间是互成因果，互为生灭的条件。“无明”即“痴”，是对佛教的教义不了解，被认为是造成众生流转生死的根本原因。“行”是指由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影响作用、形成力(业力)。“识”是指感觉和意识活动，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原始佛教有时把“识”看作是独立的精神实体，称之为“识神”，即灵魂。“名色”是指人的肉体和精神。“名”指受、想、行、识四蕴(也称四阴)；“色”指五蕴中的“色”，相当于物质，由两者构成生命体的形神关系。“六处”是指人的感觉器官和意识机能，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触”是接触外界时产生的触觉和知觉。“受”指感觉。“爱”即贪爱，对物质的或精神的东西的追求、爱恋意向。“取”是执着地求取、占取各种东西及固执错误见解等。“有”指众生和生存的环境。“生”是生命出生。“老死”是生命的衰老与终结。在原始佛教的后期，在讲十二因缘时已经把其中的“识”解释为“识神”，把“名色”解释为胎儿，从而把十二因缘解释为人生秉承前世业因投胎、出生和生长的过程。
上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基本教义中对贪欲、嗔恚、无明(痴、无知)所蕴含危害的阐释，对如何断除它们的说明，应当说对社会民众具有普遍的警示意义。虽然对出家、在家信众要求不一样，即使对于出家信众也不能要求皆达到最高的目标——涅槃境界(小乘以成罗汉为最高证果)，然而任何僧俗信众如果照此认真修行，皆有助于克制贪欲，抑制嗔恚怨愤，增加对因果缘起和祸福相依道理的理解，进而培养慈爱、悲愍、无私、爱护众生、宽厚、忍让、和谐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道理对教外民众也是有教示意义的。
五戒和十善中的道德意蕴
小乘的五戒、十善等基本戒规、伦理规范，虽然在后来的大乘体系中予以新的解释和充实，然而在包含的主要内容上是一致的。
五戒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禁止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妄语(不说谎话)、不饮酒。有的佛经，如《无量寿经》也把五戒称为五善，而称与此相反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为“五恶”。
五戒是在家信徒必须遵守的，认为修此五戒，行善积德，死后可以转生为人。因此，后世佛教所说的“五乘”中，将五戒之教归之为“人乘”。在出家僧尼所受持的“具足戒”(受此戒为正式为僧)中也包含这五项内容，规定严重违犯前四戒(称四重戒、四波罗夷戒，改其中的“不邪淫”为“不淫”)，将受到被驱逐出僧团的处罚。
中国佛教高僧或身为儒者的居士，在解释五戒时，常常将五戒与儒家名教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会通，认为二者在基本含义上是一致的。南北朝时影响很大的伪经(中国人假托佛的名义撰写的经)《提谓波利经》中最早将佛教的五戒比作儒家的五常、五行、五方及五星等。北齐儒者居士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篇》中明确地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
后世类似这种说法很多，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将佛教五戒与儒家道德融会在一起进行解释，不仅使一般儒者、百姓对五戒的内容容易理解，而且也为僧人深入民众弘法提供方便，可以使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民众接受佛法。
北宋云门宗契嵩(1007－1072)在《辅教编》中说：“人乘者，五戒之谓也。一曰不杀，谓当爱生，不可以己辄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盗，谓不义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谓不乱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语，谓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饮酒，谓不以醉乱其修心。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
按照契嵩对五戒的解释，不但说从反面不应当做什么，同时还说从正面应当做些什么。例如不杀，不仅不应当杀动物及吃它的肉，而且要爱护一切生命。有的解释带有时代色彩，例如不盗，增加“不义不取”，其《夹注辅教编·原教要义第一》解释：“凡于他人之物，若在义理不当取者，而辄取之，皆为偷盗也。”不饮酒，解释为不因饮酒扰乱“修心”。
契嵩为了回应当时儒者鼓吹以兴“仁义”、“礼义”来排斥佛教，强调五戒在内容上与儒家的五常相通，修持五戒同样可以达到儒家提倡的修身、显亲尽孝的目的，进而说明佛、儒二教可以“同于为善”，“同归于治”。
十善，是以五戒为基础扩充来的，是佛教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恶口(不骂人，不恶口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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