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第50册，第337页C。另见：《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什么是“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我想就是任凭此种险恶之缘在前，也要坚持向前，宁愿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高僧传》中记载法显翻越小雪山慧景不幸去世之后“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最能体现法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精神的是法显巡礼耆阇崛山时的一番表态和经历。据记载，那次法显临出发时，“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欲遂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覩圣仪。”[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338頁A。]因为法显“不惧”，所以“众莫能止”，即使送他前往的两个僧人畏惧而逃，他也没有退缩。法显取经“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这种排除万难、直至胜利的坚强意志是值得任何时期、任何地域的任何人学习的。
六、虚心
虚心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向他人请教，努力学习进步。异国求法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陌生不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既没有前人的经验总结，也没有专业的梵汉词典的情况下，学习便成为法显西行求法的重要任务。法显秉承了中国人虚心好学的传统，一路西行，一路学习，最终不但精通了梵语，而且精通了印度的文化和社会，特别是印度的佛教戒律学，成为5世纪时期中国人当中绝对权威的印度学大师。法显善于向外国学习首先表现为学习印度佛教的戒律；其次表现为学习印度佛教的历史、造像与其他经典，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第三表现在学习印度的语言，尤其是梵语；第四表现为学习印度的社会、民俗与历史。据法显回忆说，他刚到北印度，发现那里都是师师口传，没有本子可写，于是就继续前进，到达更加遥远的中印度，在那里相继获得很多律本。《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记载：“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胡书胡语，躬自书写。”[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2页A。]为了这些戒律著作，法显在此留居三年，一边学习天竺的语言文字，一边亲自抄写这些律本。可以想象，法显每到一地，只要可能，就会勤奋学习。这种虚心好学的胸襟在全球化时代值得我们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七、明察
所谓明察就是善于观察、细于分析、勤于记录、准确把握外在的环境或事物的存在与发展状态。从《佛国记》的记载可以看到，法显大师除了寻找戒律和其他经本外，还对沿途各国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亲身游历而写成的西域和南亚各国的专门记载。法显对沿途的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佛教信仰状况、佛教寺院与僧人的生活、佛教活动与礼仪、佛教派系与传承、佛教经典与传播、佛教遗址及现状、佛教历史与传说故事、社会政治制度与人物、社会事件与动态、历史传说与民俗、地理地貌与交通、社会阶层与人民生活等等。我们仅以佛教界不太重视的社会记载为例，看法显对印度考察的价值。法显游历印度之时，正值笈多帝国统治时期。按照一般的看法，这时的印度，奴隶制度已经解体，封建制度开始萌芽。法显的记载提供了这方面的根据。
如法显记载说：“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显然，这种劳动者不是自由佃农便是雇工，或者是农村自由农民。同时，这时已经出现了封建依附农民，法显记载道：“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承，无敢废者，至今不绝。”[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另外，从法显的考察记录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土地分封制度已经出观。同时，由于王朝土地分封制的实行，永久赐地的出现，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因而，国家不能严刑酷法，也不能向大多数农民征收田赋，政府无需登记全国户口。总之，法显在印度的明考与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印度封建制度在笈多王朝时代中期逐步形成的基本图画，这种精神值得现代人继承和发扬。
八、友情
法显虽然出了家，但并非隔断了人间的感情。他特别重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与他们团结协作，并肩而行。最早从长安出发时，法显就广泛寻找同道，“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同契”即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到了张掖，参与合作的阵营进一步扩大。据法显的记载，他到达张掖时，“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这里所说的“同志”和上面所说的“同契”是基本相同的，法显由此获得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路上，法显与他们相互配合，协同互助，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最感人的莫过于过小雪山时的经历，那时慧景知道自己支撑不住了，担心连累法显，而法显并没有离开，直到慧景断气圆寂后，法显“抚之悲号”[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A。]，说明他对慧景是深怀朋友之情的。法显到达中天竺有名的祇洹精舍，曾非常感慨：“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0页C。]“共诸同志游历诸国”，真实地说明了法显珍惜缘分、重视朋友、结伴协作的风格。回国后，法显的翻译工作也是在和同道的合作中完成的。这种珍惜缘分、重视友情的品德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无论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九、奋进
法显自从西行之后，除了按照佛教规矩，进行必要的夏坐之外，总是在不断地学习语言，抄写佛经，旅行寻访等。在完成寻求戒律的任务后，他没有滞留，而是尽快回国。回国后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登陆到青州后，“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垂百余万言。”[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因为他回国后的志向就是翻译弘扬取回来的经典，所以，在没有完成这些任务之前，他是非常着急的，于是，尽管刺史盛情挽留，他还是“不得久停”，南下京师，开始工作，终于翻译出一百大多万字的经典来，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珍惜时光、勤奋进取的作风既是其“雅操”的表现，也是其“志行”的体现，在今天依然可作为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
十、爱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身在异国他乡的法显始终不忘祖国。他对故土的热爱随着在外漂泊时日的延长而不断加强。最能体现法显对故土之眷念的是，有一次法显意外看见来自祖国的一件物品时的感伤。据法显自己回忆：“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C－865页A。]在接触的人员“悉异域人”，看见的山川草木皆“无旧”的情况下，突然看见来自祖国的物品，这一下子使法显想起自己的故土，不仅伤感落泪。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法显对故土的眷念是何等的情深意切。所以，当最后一个同伴要留住天竺时，他依然做出了独自回国的选择。《高僧法显传》中这样记载：“道整既到中国(指中天竺——笔者注)，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B－C。]法显对故土的眷念到后来已经上升到神圣的程度。例如他在海上遇到风暴、危机生命之时，除了向观音祈祷外，还向汉地众僧祈祷；既按照佛教观音菩萨修行法门念观音圣号，也根据自己的感情，归命汉地众僧[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A。]。这体现了法显感情深处的皈依，说明了他对故土的归属感和对故乡僧众的信赖和热爱，这种故土之爱、汉僧之念，其实就是一种爱国的情怀。在当代国际交往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种情怀依然值得我们每个华夏子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
《法显精神对当代心灵环保之开示》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