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学体系是以唯识学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但熊并非只拘泥于唯识学，而是以儒家易学的阴阳翕辟、体用不二来改造唯识学，“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如谓吾为新的佛家，亦无所不可耳。然吾毕竟游乎佛与儒之间，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而已矣。”(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功能上》。)他自认《新唯识论》“以佛补儒之缺，以儒补佛之失。”(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功能上》。)。

　　三、佛儒并重与人间佛教的形成

　　佛教在近代中国有一种复兴的趋势，面对外忧内患，中国佛教放弃了闭门苦修的出世之路，走上了慈悲济世的人间佛教，为佛教自身实现现代转换提供了一个契机。人间佛教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儒佛会通、佛儒并重，不论杨文会、欧阳渐的居士佛学，还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其入世的倾向、会通儒佛的特点是一致的。

　　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大都经过由佛返儒一样，人间佛教的高僧大德大都经过由儒入佛的过程。“中国近代的缁素大德，绝大部分都是由传统儒学转而向佛的，而在他们向佛之后，也没有绝对排斥儒学者。”(注：《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点》，楼宇烈著，载《1991佛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佛光出版社，1992。)尽管近代以来，佛学复兴，儒学衰落，但并没有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这就说明旨在救世的佛教与标榜经世的正统儒学之间不但难以互补，而且必然争个此长彼消。”(注：《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页17，邓子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诚然儒佛在近代不再像以往那样在治世、治心上互补，但并非要争个“此长彼消”，而更主要的体现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失落，而同病相怜、互相支持。佛教并未因自己的地位上升，而不屑儒学，乃至兴灾乐祸地向儒学抢占地盘，而更主要的是感到“唇亡齿寒”。儒家的衰败对佛家同样是一种打击，尽管儒家独尊地位丧失了，但佛教同样不能上升为统治思想，因为西方文化已对整个中国文化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儒家的没落也使佛家的伦理道德根基坍塌了。大多数佛门大德认识到佛家与儒家命运的息息相关，如印光认为：“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注：《复安徽万安校长书》。)中国佛教徒素有爱国传统，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也义不容辞地捍卫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儒释同源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儒佛两家拯救世道人心的目标是共同的，因而近代的人间佛教的缁素大德无不倡导儒释同源、儒佛并重。儒佛交融、会通儒佛也促使中国佛教实现现代转换，走上慈悲济世的人间佛教之路。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儒佛并重成为人间佛教的共同倾向。

　　太虚大师自述其未入佛法以前，曾寝馈于孔、孟学术之中，迨皈依佛学以后，又将孔孟经籍之精华，取而与佛乘相印证，认为儒佛互补、融合无碍，“就人生在世，须知孔子之道不可须臾离，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注：《佛法与孔子之道——十四年四月在太原洗心总社讲》。)圆瑛也曾自述其“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与儒，实则同条一共贯。”(注：《放生会演说》。)并引宗密的话论证儒、释同源：“昔圭峰宗密大师有言，佛、孔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洵为不刊之论。”(注：《国民应尽天职》。)认为：“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佛、儒二教如日月丽天，亘古并曜，固未可辄为轩轾。”(注：《〈佛儒经颂〉序》。)印光则认为：“佛教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至理极焉”。“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注：《儒释一贯序》。)

　　与教内高僧倡导儒佛并重一样，居士佛学的大师也倡导儒、释一致。杨文会居士曾著《论语发隐》、《孟子发隐》以会通儒佛，并认为在最高境界上“儒释同源，诤论都息矣。”(注：《答释德高十八问》。)欧阳竟无居士不仅鼓励其弟子梁漱溟、蒙文通建立新儒学，而且身体力行，弘扬儒学，认为：“孔、佛原来无异，而唐宋人异之，无病而药，又药以医药”，“中国推至全球，唯有孔、佛，理必同一，余则支离曼衍，不可为道。”(注：《与蒙文通书》。)晚年时感叹国难当头，而大量流通儒家经典，注释儒书，著《中庸传》、《孔学杂著》、《四书读》等儒学著述，以弘扬传统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第二，儒家经学的引入与佛教义学的复光。

　　宋元以后，中国佛教日趋衰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狂禅”盛行，佛门弟子不注重佛典的研习，而以“机锋”、“公案”为究竟。近代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佛教徒的队伍，许多大儒研习佛书，把儒家经学的治学方法带入佛学研究中来，促进了佛教义学的复兴。杨文会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广收佛典，校勘版本，研究义理，使佛教义学得以重新光大，其弟子欧阳竟无居士通过对经典原义的考证，以期重现佛学本来面目的“不史不实”的治学方法，是儒家经学中“六经皆史”方法在佛学研究中的体现。更多的学者以清代经学的方法来研究佛学，如章太炎以为：“此一术也(指唯识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注：《@①汉微言》。)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使之步入学术殿堂，成为一时“显学”。

　　第三，人间佛教的济世精神。

　　近代佛教的入世精神较之古代更为明显，不论在家居士，还是出家僧人都以爱国救亡、慈悲济世为己任，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互相辉映。敬安曾有“我虽学佛未忘世”(注：《七律·赠吴雁舟》。)的诗句，他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学校，积极开展入世的社会活动。有“革命和尚”之称的宗仰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是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担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主编《苏报》，倡言革命。辛亥革命期间，华山、曼殊、栖云等僧人直接参加反清革命，上海玉皇法师组织700余人的僧军，参加了上海、南京的光复之役。抗战期间，广大佛教徒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举办各种祈祷和平法会，组织僧兵参加战地救护，参与难民救济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积极推动佛教的世俗化，提倡教制、教产、教理革命，倡导“人生佛教”。他认为：“末法时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佛教徒应走出庙宇，积极走向社会，从事电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各种世俗活动。人间佛教的济世精神深受儒家影响，是儒化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二千多年来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四、结论

　　儒佛会通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儒佛会通为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不仅避免了过激的西化立场，而且为中国文化进一步消化、融合西方文化赢得了时间。儒佛会通促进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初步转换，援佛入儒促成了现代新儒家的产生，援儒入佛促成了人间佛教的形成。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在当代中国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还远未完成，因而总结儒佛会通的历史经验，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提供借鉴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盾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到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4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李勇)》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