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學體系是以唯識學的方法組織起來的，但熊並非只拘泥于唯識學，而是以儒家易學的陰陽翕辟、體用不二來改造唯識學，“吾惟以真理爲歸，本不拘家派，但《新論》實從佛家演變出來，如謂吾爲新的佛家，亦無所不可耳。然吾畢竟遊乎佛與儒之間，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而已矣。”(注：《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功能上》。)他自認《新唯識論》“以佛補儒之缺，以儒補佛之失。”(注：《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功能上》。)。

　　叁、佛儒並重與人間佛教的形成

　　佛教在近代中國有一種複興的趨勢，面對外憂內患，中國佛教放棄了閉門苦修的出世之路，走上了慈悲濟世的人間佛教，爲佛教自身實現現代轉換提供了一個契機。人間佛教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儒佛會通、佛儒並重，不論楊文會、歐陽漸的居士佛學，還是太虛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其入世的傾向、會通儒佛的特點是一致的。

　　與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大都經過由佛返儒一樣，人間佛教的高僧大德大都經過由儒入佛的過程。“中國近代的缁素大德，絕大部分都是由傳統儒學轉而向佛的，而在他們向佛之後，也沒有絕對排斥儒學者。”(注：《中國近現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點》，樓宇烈著，載《1991佛學研究論文集》，臺灣佛光出版社，1992。)盡管近代以來，佛學複興，儒學衰落，但並沒有像有的學者認爲的那樣：“這就說明旨在救世的佛教與標榜經世的正統儒學之間不但難以互補，而且必然爭個此長彼消。”(注：《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頁17，鄧子美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誠然儒佛在近代不再像以往那樣在治世、治心上互補，但並非要爭個“此長彼消”，而更主要的體現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傳統文化的失落，而同病相憐、互相支持。佛教並未因自己的地位上升，而不屑儒學，乃至興災樂禍地向儒學搶占地盤，而更主要的是感到“唇亡齒寒”。儒家的衰敗對佛家同樣是一種打擊，盡管儒家獨尊地位喪失了，但佛教同樣不能上升爲統治思想，因爲西方文化已對整個中國文化提出了強烈的挑戰，儒家的沒落也使佛家的倫理道德根基坍塌了。大多數佛門大德認識到佛家與儒家命運的息息相關，如印光認爲：“儒佛二教，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注：《複安徽萬安校長書》。)中國佛教徒素有愛國傳統，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也義不容辭地捍衛作爲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儒釋同源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有著悠久的傳統，儒佛兩家拯救世道人心的目標是共同的，因而近代的人間佛教的缁素大德無不倡導儒釋同源、儒佛並重。儒佛交融、會通儒佛也促使中國佛教實現現代轉換，走上慈悲濟世的人間佛教之路。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儒佛並重成爲人間佛教的共同傾向。

　　太虛大師自述其未入佛法以前，曾寢饋于孔、孟學術之中，迨皈依佛學以後，又將孔孟經籍之精華，取而與佛乘相印證，認爲儒佛互補、融合無礙，“就人生在世，須知孔子之道不可須臾離，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注：《佛法與孔子之道——十四年四月在太原洗心總社講》。)圓瑛也曾自述其“少安儒業，冠入佛門，研究佛學與儒，實則同條一共貫。”(注：《放生會演說》。)並引宗密的話論證儒、釋同源：“昔圭峰宗密大師有言，佛、孔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群庶，洵爲不刊之論。”(注：《國民應盡天職》。)認爲：“佛以慈悲爲本，儒以仁義爲歸。佛、儒之爲教，雖則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嘗有異也。”“佛、儒二教如日月麗天，亘古並曜，固未可辄爲軒轾。”(注：《〈佛儒經頌〉序》。)印光則認爲：“佛教不但與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發明儒教，輔弼儒教之至理極焉”。“盡性學佛，方能盡倫學孔；盡倫學孔，方能盡性學佛。”(注：《儒釋一貫序》。)

　　與教內高僧倡導儒佛並重一樣，居士佛學的大師也倡導儒、釋一致。楊文會居士曾著《論語發隱》、《孟子發隱》以會通儒佛，並認爲在最高境界上“儒釋同源，诤論都息矣。”(注：《答釋德高十八問》。)歐陽竟無居士不僅鼓勵其弟子梁漱溟、蒙文通建立新儒學，而且身體力行，弘揚儒學，認爲：“孔、佛原來無異，而唐宋人異之，無病而藥，又藥以醫藥”，“中國推至全球，唯有孔、佛，理必同一，余則支離曼衍，不可爲道。”(注：《與蒙文通書》。)晚年時感歎國難當頭，而大量流通儒家經典，注釋儒書，著《中庸傳》、《孔學雜著》、《四書讀》等儒學著述，以弘揚傳統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第二，儒家經學的引入與佛教義學的複光。

　　宋元以後，中國佛教日趨衰落，其中很重要一點是“狂禅”盛行，佛門弟子不注重佛典的研習，而以“機鋒”、“公案”爲究竟。近代以來，大批知識分子加入佛教徒的隊伍，許多大儒研習佛書，把儒家經學的治學方法帶入佛學研究中來，促進了佛教義學的複興。楊文會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廣收佛典，校勘版本，研究義理，使佛教義學得以重新光大，其弟子歐陽竟無居士通過對經典原義的考證，以期重現佛學本來面目的“不史不實”的治學方法，是儒家經學中“六經皆史”方法在佛學研究中的體現。更多的學者以清代經學的方法來研究佛學，如章太炎以爲：“此一術也(指唯識學)，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易于契機。”(注：《@①漢微言》。)推動了近代佛學的複興，使之步入學術殿堂，成爲一時“顯學”。

　　第叁，人間佛教的濟世精神。

　　近代佛教的入世精神較之古代更爲明顯，不論在家居士，還是出家僧人都以愛國救亡、慈悲濟世爲己任，與儒家“修、齊、治、平”的入世精神互相輝映。敬安曾有“我雖學佛未忘世”(注：《七律·贈吳雁舟》。)的詩句，他創辦各種慈善機構、學校，積極開展入世的社會活動。有“革命和尚”之稱的宗仰與孫中山關系密切，是同盟會最早會員之一，擔任中國教育會會長，主編《蘇報》，倡言革命。辛亥革命期間，華山、曼殊、棲雲等僧人直接參加反清革命，上海玉皇法師組織700余人的僧軍，參加了上海、南京的光複之役。抗戰期間，廣大佛教徒積極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舉辦各種祈禱和平法會，組織僧兵參加戰地救護，參與難民救濟工作。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積極推動佛教的世俗化，提倡教製、教産、教理革命，倡導“人生佛教”。他認爲：“末法時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佛教徒應走出廟宇，積極走向社會，從事電礦、農工、醫藥、教育、藝術等各種世俗活動。人間佛教的濟世精神深受儒家影響，是儒化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二千多年來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國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

　　四、結論

　　儒佛會通是近現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現象。儒佛會通爲面臨西方文化沖擊的中國文化保持自身的獨立和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不僅避免了過激的西化立場，而且爲中國文化進一步消化、融合西方文化贏得了時間。儒佛會通促進了傳統文化向現代化的初步轉換，援佛入儒促成了現代新儒家的産生，援儒入佛促成了人間佛教的形成。現代新儒家、人間佛教在當代中國仍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還遠未完成，因而總結儒佛會通的曆史經驗，爲中西文化的融合、會通提供借鑒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

　　【責任編輯】張盾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艹下加到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4期 作者系南京大學哲學系)

《儒佛會通與現代新儒家、人間佛教的形成(李勇)》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