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尘劳打成一片，不即不离，终日不散。
在禅宗史料中，达此证量境界的禅师，大有人在。雪严(1289 卒)悟后十年，也达到了醒睡一如之证量，于是「向来所谓境界碍膺之物，扑然而散，如闇室中，出在白日」。(84) 无闻思聪禅师，参禅二十年始达身心脱落的地步。开悟之后，虽然自知见解明白，但是微细隐密的妄想尚未除尽，所以又隐居光州等山中潜修，前后十五年才完全颖脱。(85) 云门(881-966)自述：困风霜于十七年间，涉南北于千里之外，才「心猿罢跳，意马休驰」。(86) 而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涌泉「四十九年尚有时走作」，这些禅宗术语所要表达的，也无非是关于悟后「微细流注」处理干净与否的修道位问题。
此外，石霜(986-1040)的首座定力深厚，有能力在一柱香的时间内坐脱而逝。但仅此仍不足以被认可为开悟见性。所以石霜的侍者道虔，依然毫不客气地对坐脱而亡的首座说：「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87) 可见，禅宗开悟的标准相当高，印可传法也十分严谨，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只是禅宗着重在接引上根利智，不循义理，不尚经教，不重次第，所以很难被一般人理解与接受。
或许有人会认为，中国人说中国的禅宗好，这是老王卖瓜的心理，是受到「民族情感所拘蔽」。(88) 那么泰国高僧阿姜查和佛使比丘的称赞，总不该有上述的嫌疑吧！有人问阿姜查：是否看过《六祖坛经》？他回答说：
惠能的智能相当的敏锐，那甚深的教导，初学者是不易明了的。可是，如果你耐心地以我们的戒律来修行，如果你修行不去执着，你终究会了解的。……如果你好好地生活，生活得简朴；如果你耐心且不自私，你就会明了惠能的智能了。(89)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泰国高僧佛使比丘，也非常欣赏中国的禅法。他甚至还亲自翻译了《六祖坛经》。在《菩提树的心木》一书中，他有四次提到了禅宗。(90) 他说：黄檗禅师「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的话头，是认识空性非常简便善巧的方法。他愿意把它供养给他的听法者，请他们也参参看。(91)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说：
当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智能很高，立刻就接受了它，并产生了黄檗和惠能的教法，对于心、法、佛、道和空的解释非常简洁。他们说，法、佛、道和空都是同样的东西。这句话太中肯了，不必再多说什么。我们这些依古老方式修学的人，常常感叹开悟无门。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稍觉惭愧，应该是有益无害的。(92)
除此以外，西藏近代白教高僧贡嘎法狮子(1893-1957)也曾说：「禅宗达摩祖师口诀，精要了当，直指人心，即大密宗之口诀。」(93) 丹津．葩默是一位修学藏密的英籍比丘尼，她初次接触中国禅宗典籍的时候，完全无法理解禅宗的公案和语录，因此非常沮丧难过。当她在一万三千呎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完成十二年的闭关后，虽然尚未开悟，但她的禅修体验已足以使她自信地说：「如今，我能享受禅。」(94) 由此可见，中国禅宗的确有它非常深厚的定慧内涵，非劣根浅智者所能窥其堂奥。
*西藏高僧亦不少
或许还有人会质疑，单举中国禅宗为例来证明大乘有圣位菩萨，是「受到民族情感所拘蔽」，不够客观，不足取信于人。那么我们还有数不清的西藏高僧足以为证。兹举噶举派的冈波巴(1079-1161)为例。冈波巴出家之后，先依噶当派学习「道次第」，后来依止大瑜伽行者密勒日巴修习拙火瑜伽而得极高的成就。在传记中，他的悟境是这样的：
最初，……从心内深处自然生起一种「一切皆是心」的感受。……有时觉得外显诸境都是清清明明的幻化境界，有时觉得会(含摄)一切，有时觉得与心识之体性融汇无间。当感觉到一切(时、处)皆是悟境时，就觉得无有所修之法了，能修和所修本身也没有了。……达到全体的纯清光明境界，那时就会觉得「任何东西也都不能损伤我了！」……等到行者的悟境能够不分昼夜相续不断之时，就会觉得无所谓「死」或「无死」。……某夜梦见诛杀一黑色之人，从此四魔不能再作障碍，自此以后大师就没有任何梦境了。于睡眠中，惟见光明之境界矣。(95)
悟境昼夜不断，睡眠之中一片光明，无所谓生死，没有能修所修，这显然已经到达无修瑜伽的成就。依藏密典籍《俱生契合深导了义海》的标准，它相当于显教的第十地。(96) 这样的悟境，就算我们打个一折，也还是初地，也还是无漏圣道。怎能说「六度不等同道品」，大乘全是凡夫菩萨呢？
一般而言，南传佛教的思想比较保守，坚持「大乘非佛说」，而且很少和汉、藏佛教交流。因此，他们不了解汉、藏佛教，徒然根据巴利三藏而说没有圣位的菩萨，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身为汉、藏佛教徒的一员，倘若仍以南传佛教为唯一的标准，以此批判大乘而不知融通，若非此人对大乘缺乏深刻的理解或体验，便是宿世声闻教法的习染太深，心量太窄，再也容受不下方广的大乘理念了。
*大乘核心在圣道
或许有人会引据印老的大作而说：
中国所重的大乘，自称是大乘中的最上乘，其实是小乘精神的复活，急求自了自证，所以有「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的现象。大乘的入世精神，应如《维摩诘经》、《华严经》「入法界品」那样，普入各阶层，而不应该以参加政治为典范。(97)
不错，「参政与助选」皆非僧侣之所宜，但是善财童子所参访的淫坊酒肆，难道也是出家人应该涉足的场所吗？即使是在家居士，倘若没有维摩诘那样的游戏神通和善财深入法界的定慧之资，又如何有能力「普入各阶层」度化众生呢？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之质，而想在五欲尘劳中利益众生，就像孔老夫子所斥责的「暴虎冯河」者一样，虽然勇气可嘉，但法身慧命必夭无疑。虚云老和尚是民国以来公认的得道高僧，他在开示录中还不免感伤地说：
自初发心为明自己的事，到诸方参学，善知识教我发大乘心，不要作自了汉。于是发心中兴祖师道场。大小寺院修复了十几处，受尽苦楚烦恼折磨，天堂未就，地狱先成。为人为法，虽是善因，而招恶果，不是结冤仇，就是闹是非，脱不了烦恼。(98)
清朝的玉琳国师对在他座下开悟透脱的进上座，也同样告诫说：「须念自利易，利人难，深心大心，终身誓居学地。」(99) 这两位祖师的训诫难道还不够明白吗？因此，倘若有人鼓励三学尚未稳固的新戒僧尼「普入各阶层」行菩萨道，「急求」净化人间，那就像孟子所说的「以不教民而趋之战」一样，简直是教他们去送死。行广大的菩萨道而无深厚的慈悲定慧，如临战阵而手无寸铁，岂能不沦为烦恼与业力的手下败将而惨遭蹂躏！
上述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有许多向往佛道的西方僧尼，就是因为养成教育不足即奉命出来弘法利生，而伤残或断送了他们的慧命：
喇嘛任命一些人出家。这些人在缺乏训练、准备、支持与带领的情况下，就被丢入世界。而人们期望他们遵守誓言、修练佛法，并且主持佛教中心。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他们脱下僧袍还俗，我倒不惊奇。他们开始时怀着极大的热诚、纯洁的信仰、奉献的精神。渐渐的，他们的动力减退了。他们受到挫折，理想幻灭……。(100)
站在《维摩诘经》的立场，是心净而后才佛土净的。心识必须要依止定慧，才能达成真正的清净。如果不得止观，内心散乱昏昧，怎谈得上清净呢？自心未得清净，而说能行菩萨道，成熟有情，庄严佛土，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违心之论吗？不依止定慧、不能长养定慧、不能断除烦恼的净土，绝非佛经所说的「净土」。倘若我们处心积虑所要建设的人间净土只是那样的欲界净土，那又何必修学佛法呢？
中国儒家所讲究的个人修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还不够严谨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发心难道还不够广大吗？大同世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难道还不够庄严神圣吗？这岂不是要比台湾现有的人间净土要好上千百倍？
再者，一个行者未得定慧成就而积极利他，固然意义不大而且危机重重。但若修学已有所成就，明了自心，澈见本性，却依然只图自了，那当然就是典型的小乘作风了。综观中国佛教各宗祖师大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出有任何「修小乘行」的作风。法显、玄奘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九死一生，为中国佛教求取三藏典籍。天台智顗(538-597)为了领众修行，自己情愿「六根不得清净」。律宗鉴真(688-763)五度出海失败，双目失明，仍然坚持赴日传戒，住持正法。高唱「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大事已明，如丧考妣」、「未悟以前犹自可，既悟以后事更多」的禅宗祖师，显然也不是「小乘精神的复活」，而是印度大乘精神在中土的重现。
其实，禅宗和其它强调利他的宗教一样，也有强烈社会服务的倾向。但因禅宗崇尚以禅修为主的印土宗风，强调定慧解脱，所以它的社会倾向便只能在导向禅悟和解脱的宗教生活上表现出来。为了别立禅居，使禅宗得以长久延续与发展，年逾九十高龄的百丈禅师(720-814)毅然决然地创丛林、立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那一点像是「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的作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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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佛教界学术研究、阿含学风与人间佛教走向之综合省思(释如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