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高振农

　　《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禅宗六祖慧能所说，弟子法海集录。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坛经》作为记述慧能一生得法传宗事迹和启导门徒言教的著述，由于内容丰富，文字通俗，特别是提出了许多新的佛教理论，因而受到僧徒们的重视与欢迎，对后来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坛经》的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也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坛经·行由第一》)在慧能看来，世人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由于执著外界的境物，受妄念的覆盖，才不得明朗。这就像日月本来是明亮的一样，只是由于浮云的遮障，才上明下暗，无法得到充分的显露。一旦风吹云散，森罗万象，一时皆现。为此，《坛经》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定慧第四》的修行法门。《坛经》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又说：“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慧能在《坛经》中还以自己得法的经历来加以证明：“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第二》)

　　《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坛经》又进一步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疑问第三》)

　　《坛经》的这些思想，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禅宗的一切思想，可以说都是从《坛经》的这些思想引申扩充而来。关于这一点，几乎是近代以来所有的佛教学者所达成的共识。

　　但是，《坛经》中还有一种人间佛教思想，它突出地体现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第二》)这四句偈语中。这四句偈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佛陀是在人世间出生的，也是在人世间觉悟成佛，又在人世间说法度生，最后在人世间寂灭的。因此，佛法来源于人世间，服务于人世间，人们要想学佛、成佛，必须在人世间去追求，如果离开人世间去追求菩提、涅架，要想证得佛果，那必将一事无成。

　　《坛经》中的这种人间佛教思想，不仅影响到后来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近代佛教乃至当代佛教的发展。本文仅就《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历代佛教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对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其后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这表现在慧能以来的一些禅师，特别强调在世俗生活中求觉悟。他们继承了道信、弘忍所创立的坐(坐禅)作(劳作)并重的禅风，并加以发挥。认为修行者不一定一天到晚在寺院中坐禅才是修行，而是在禅学理论指导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包括行、住、卧，以及全部活动，包括身、口、意种种活动都可看作是修禅。这种把禅贯穿于日常的全部活动的禅风，到了慧能弟子神会时，又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在神会追随慧能的数十年中，都是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佛教经论。所谓“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是他将修禅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写照。同时，神会也与当时的官僚们过往甚密，上至张锐、房琯等宰相，下至无名的司马县吏，他都有所交往。在南阳有太守王弼，请其人洛阳的有兵部待郎宋鼎。特别是与侍御史王维，交谊深厚。慧能圆寂后，神会曾托王维为慧能树碑立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慧能在禅宗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会还曾在安史之乱中，帮助郭子仪设坛度僧，向被度者收取香油钱以充年饷，从而对唐帝室立于功，赢得了唐肃宗，特别是代宗的好感与信赖，由此导致了唐王朝对于禅宗南宗的支持，使得后来禅宗南宗获得很大的发展。

　　其后，禅宗南宗的势力日益强盛，远远超过佛教其他各宗派，同时又发展成为五家七宗。这五家七宗的禅学思想，后来各向一方面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但是，《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却一直为禅宗各派所继承和发扬。例如，历代禅师，无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一方面都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践行百丈禅师开创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风，广泛开展植树造林、造桥修路、保护文物以及救济贫病等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又都主动靠拢宫廷、官府，为他们出谋献策，维护社会的安定。历史上有许多禅师出入宫廷，成为“帝师”，也有许多禅师生前获得殊荣，死后得到帝王的赐谥。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践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结果。

　　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十分重视对《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践行和弘扬。

　　1929年4月于上海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从它成立那天起，就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规定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众。”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佛教会在理事长圆瑛法师的领导下，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组织了有青年僧侣百余人参加的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开展救护伤员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这个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期间，奉令驰往前线救护伤员和难民，先后达一万余人。此外，中国佛教会还先后在武汉、宁波等地他别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如以海镜法师为首的由湖北四众弟子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共有120余人，编为4个大队、12个小分队，在武汉一带救护了大批伤员和难民。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还在上海等地，分别建立了一批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救济难民，救护抗日战士。1938年春，中国佛教会运动员上海各寺庙的僧侣约200余人，组织了僧侣掩埋队，专事掩埋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尸体。曾先后两次在大场、江湾、蕴藻浜、吴淞、宝山、罗店、广福等地战区，掩埋尸体6000余具。其后又奔赴沪宁线昆山、常熟、苏州、无锡等地战区，掩埋尸体4000余具。

　　在此期间，理事长圆瑛法师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僧侣救护队，特地偕其弟子明旸法师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两次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取得巨大成功。为此，圆瑛法师于1939年10月在圆明讲堂被日本宪兵逮捕，解送南京宪兵司令部拷讯，约一月，始释放回沪。

　　由此可见，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人间佛教思想的熏陶下，还举办了不少慈善事业，包括对孤儿的教养，为贫病者治病，对贫民、难民的救济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佛教医院、佛光疗养院、慈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佛教火葬场、上海佛教公墓等。其中仅上海佛教同仁会，历年所办的慈善事业就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对市内火灾居民临时救济、收容外地来沪难民、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冬季施送棉衣、设立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等。其他各佛教寺院和团体所办类似这样的慈善事业，为数亦不少。

　　以上这些慈善事业的创办，可以说都是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除了上面提到的圆瑛法师外，在中国近代还有许多佛教高僧大德，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发扬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其中主要有：

　　爱国诗僧敬安老和尚，曾撰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的爱国诗句，启发佛教四众弟子，弘法利生，爱国爱教。

　　爱国高僧宗仰法师，当年曾在日本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平时又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宣传爱国反帝，启迪民心。

　　弘一法师出家后，把弘扬佛教和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启发僧徒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

　　应慈老法师一生爱国爱教，认为佛教徒“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其爱国救民之心，为世称颂。

　　近代高僧中明确地将《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两句偈语，概括为人间佛教思想的，是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在他的《佛教与人生》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将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他告诉人们：“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金刚经》说：“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故从来高僧大德，几莫不有勖勉众生，要向应缘接物的日用生活上去觅佛法利益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第953页)这里，太虚法师对《坛经》中的两句偈语作了通俗的解说，要求学佛者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求佛法、学习佛法。

　　太虚法师一生撰著了不少有关提倡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论文，如《佛教与人生》、《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论》等等。但明确地提出“人间佛教”这个概念并对之作详尽解释的，则是他于1933年在汉口市商会所作的题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一篇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对什么是人间佛教

　　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

　　教作了清楚的阐述。他在讲演的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此，他主张今后的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要专门去进行死后问题的探讨。应该着重研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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