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中國佛教發展的影響
高振農
《六祖壇經》，亦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簡稱《壇經》，爲禅宗六祖慧能所說，弟子法海集錄。中國佛教著作被尊稱爲“經”的，僅此一部，由此可見《壇經》在中國佛教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壇經》作爲記述慧能一生得法傳宗事迹和啓導門徒言教的著述，由于內容豐富，文字通俗，特別是提出了許多新的佛教理論，因而受到僧徒們的重視與歡迎，對後來禅宗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壇經》的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也就是“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壇經·行由第一》)在慧能看來，世人的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只是由于執著外界的境物，受妄念的覆蓋，才不得明朗。這就像日月本來是明亮的一樣，只是由于浮雲的遮障，才上明下暗，無法得到充分的顯露。一旦風吹雲散，森羅萬象，一時皆現。爲此，《壇經》提出了“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壇經·定慧第四》的修行法門。《壇經》又主張“頓悟”說，認爲“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又說：“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慧能在《壇經》中還以自己得法的經曆來加以證明：“我于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壇經·般若第二》)
《壇經》還發揮唯心淨土思想，認爲“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又說：“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壇經》又進一步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壇經·疑問第叁》)
《壇經》的這些思想，爲佛教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後來禅宗的一切思想，可以說都是從《壇經》的這些思想引申擴充而來。關于這一點，幾乎是近代以來所有的佛教學者所達成的共識。
但是，《壇經》中還有一種人間佛教思想，它突出地體現在“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壇經·般若第二》)這四句偈語中。這四句偈語，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佛法與世間的關系。它告訴人們，佛陀是在人世間出生的，也是在人世間覺悟成佛，又在人世間說法度生，最後在人世間寂滅的。因此，佛法來源于人世間，服務于人世間，人們要想學佛、成佛，必須在人世間去追求，如果離開人世間去追求菩提、涅架，要想證得佛果，那必將一事無成。
《壇經》中的這種人間佛教思想，不僅影響到後來禅宗南宗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到整個佛教的發展，而且也影響到近代佛教乃至當代佛教的發展。本文僅就《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曆代佛教的影響作一些粗淺的論述。
一、對禅宗南宗的形成和發展所起的作用
《壇經》中的人間佛教思想，對其後禅宗南宗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是巨大的。這表現在慧能以來的一些禅師，特別強調在世俗生活中求覺悟。他們繼承了道信、弘忍所創立的坐(坐禅)作(勞作)並重的禅風，並加以發揮。認爲修行者不一定一天到晚在寺院中坐禅才是修行，而是在禅學理論指導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包括行、住、臥，以及全部活動，包括身、口、意種種活動都可看作是修禅。這種把禅貫穿于日常的全部活動的禅風，到了慧能弟子神會時，又有了新的發展。表現在神會追隨慧能的數十年中，都是一面勞動，一面學習佛教經論。所謂“苦行供養，密添衆瓶，斫冰濟衆，負薪擔水，神轉巨石”，是他將修禅貫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寫照。同時，神會也與當時的官僚們過往甚密，上至張銳、房琯等宰相，下至無名的司馬縣吏，他都有所交往。在南陽有太守王弼，請其人洛陽的有兵部待郎宋鼎。特別是與侍禦史王維，交誼深厚。慧能圓寂後，神會曾托王維爲慧能樹碑立傳，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慧能在禅宗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會還曾在安史之亂中，幫助郭子儀設壇度僧，向被度者收取香油錢以充年饷，從而對唐帝室立于功，贏得了唐肅宗，特別是代宗的好感與信賴，由此導致了唐王朝對于禅宗南宗的支持，使得後來禅宗南宗獲得很大的發展。
其後，禅宗南宗的勢力日益強盛，遠遠超過佛教其他各宗派，同時又發展成爲五家七宗。這五家七宗的禅學思想，後來各向一方面發展，從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但是，《壇經》中的人間佛教思想，卻一直爲禅宗各派所繼承和發揚。例如，曆代禅師，無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一方面都發揚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踐行百丈禅師開創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風，廣泛開展植樹造林、造橋修路、保護文物以及救濟貧病等慈善事業。另一方面，又都主動靠攏宮廷、官府，爲他們出謀獻策，維護社會的安定。曆史上有許多禅師出入宮廷，成爲“帝師”，也有許多禅師生前獲得殊榮，死後得到帝王的賜谥。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踐行《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的結果。
二、《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近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界十分重視對《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的踐行和弘揚。
1929年4月于上海成立的中國佛教會，是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從它成立那天起，就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規定其宗旨是“聯合全國佛教徒，實現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衆。”到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佛教會在理事長圓瑛法師的領導下，號召全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同時成立中國佛教災區救護團，組織了有青年僧侶百余人參加的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開展救護傷員和救濟難民的工作。這個救護隊在“八·一叁”滬戰期間，奉令馳往前線救護傷員和難民，先後達一萬余人。此外，中國佛教會還先後在武漢、甯波等地他別組織了僧侶救護隊。如以海鏡法師爲首的由湖北四衆弟子組織的僧侶救護隊，共有120余人，編爲4個大隊、12個小分隊，在武漢一帶救護了大批傷員和難民。與此同時，中國佛教會還在上海等地，分別建立了一批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救濟難民，救護抗日戰士。1938年春，中國佛教會運動員上海各寺廟的僧侶約200余人，組織了僧侶掩埋隊，專事掩埋上海郊區戰場上的屍體。曾先後兩次在大場、江灣、蘊藻浜、吳淞、寶山、羅店、廣福等地戰區，掩埋屍體6000余具。其後又奔赴滬甯線昆山、常熟、蘇州、無錫等地戰區，掩埋屍體4000余具。
在此期間，理事長圓瑛法師爲了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建立僧侶救護隊，特地偕其弟子明旸法師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兩次赴南洋各地籌募經費，取得巨大成功。爲此，圓瑛法師于1939年10月在圓明講堂被日本憲兵逮捕，解送南京憲兵司令部拷訊，約一月，始釋放回滬。
由此可見，圓瑛法師領導的中國佛教會，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爲抗日救國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人間佛教思想的熏陶下，還舉辦了不少慈善事業，包括對孤兒的教養，爲貧病者治病，對貧民、難民的救濟等等。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醫院、佛教醫院、佛光療養院、慈善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上海佛教同仁會、上海佛教火葬場、上海佛教公墓等。其中僅上海佛教同仁會，曆年所辦的慈善事業就有：辦理施粥票、赈濟災區難民、對市內火災居民臨時救濟、收容外地來滬難民、對日軍封鎖區難民進行救濟、冬季施送棉衣、設立施診所爲貧病者施醫給藥等。其他各佛教寺院和團體所辦類似這樣的慈善事業，爲數亦不少。
以上這些慈善事業的創辦，可以說都是推行人間佛教思想的體現。
除了上面提到的圓瑛法師外，在中國近代還有許多佛教高僧大德，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發揚愛國愛教的精神，爲國家和人民作出卓越的貢獻。其中主要有：
愛國詩僧敬安老和尚，曾撰有“我雖學佛未忘世”，“國仇未報老僧羞”的愛國詩句，啓發佛教四衆弟子，弘法利生，愛國愛教。
愛國高僧宗仰法師，當年曾在日本以巨款資助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平時又常在報刊上發表詩作，宣傳愛國反帝，啓迪民心。
弘一法師出家後，把弘揚佛教和抗日救國結合起來，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口號，啓發僧徒積極投入抗日救國的鬥爭。
應慈老法師一生愛國愛教，認爲佛教徒“當國家清平之時，自應隱逸清修，一旦有事，仍當作獅子奮迅以赴”。其愛國救民之心，爲世稱頌。
近代高僧中明確地將《壇經》中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兩句偈語，概括爲人間佛教思想的，是太虛法師。
太虛法師在他的《佛教與人生》一文中，號召人們要“將佛法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他告訴人們：“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金剛經》說：“如來說一切法都是佛法”。故從來高僧大德，幾莫不有勖勉衆生，要向應緣接物的日用生活上去覓佛法利益的。”(《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叁編《真現實論宗用論》第953頁)這裏，太虛法師對《壇經》中的兩句偈語作了通俗的解說，要求學佛者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尋求佛法、學習佛法。
太虛法師一生撰著了不少有關提倡和弘揚人間佛教思想的論文，如《佛教與人生》、《人生佛教》、《建設人間淨土論》等等。但明確地提出“人間佛教”這個概念並對之作詳盡解釋的，則是他于1933年在漢口市商會所作的題爲《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的一篇講演。他在這篇講演中，對什麼是人間佛教
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
教作了清楚的闡述。他在講演的一開頭就開宗明義地說：“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裏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此，他主張今後的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要專門去進行死後問題的探討。應該著重研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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