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与佛教的现代发展
赖永海
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向现代化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与之相应，各种社会文化都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
二是如何适应现实的社会
——如果说，特定的传统往往是特定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载体”(亦即具体的思想内容)，那么，特定的社会条件则常常是某种意识如何现代化的现实根据(亦即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及如何发展)。
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今日社会里也面临着一个要否现代化及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一般而言，当不会有人反对佛教的现代化，而对于佛教应该如何现代化问题，则可能会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佛教应该如何现代化问题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不妥欠当处，有俟大德、方家。
一、现代佛教应该走肯定人生的道路
佛教应该如何现代化
现代佛教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首先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的主体问题，亦即所现代化的必须是佛陀的教化，而不是别的东西，换句话说，现代化了的佛教应该保持佛教的最基本的精神。有鉴于此，有必要先搞清楚佛教自身的“传统”，亦即历史上佛教的基本精神。
佛教的最基本精神之千，是着眼人生、关注人生，对此，大家当不会有异议——因为不论原始佛教，抑或后来的大乘佛教；不论北传佛教，抑或南传佛教；不论印度佛教，抑或中国、日本、东南亚佛教，其着眼点无一例外地都是人生问题。释迦牟尼之创立佛教，乃发端于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因众生把此因缘幻化之五蕴身视为实有，导致人我之执著，故尔产生了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患。佛陀创教的主旨，在于把众生从这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救出，初转*轮“四圣谛”之第一谛——“苦”，即是悲怜众生之各种苦难，而作为最终目标之“人灭”，也是以拯救众生为旨趣；“集”、“道”二谛作为探究人生苦难之原因及寻找摆脱苦难的方法，也都是以救度众生为目的，因此，佛陀创教之着眼于人生实勿庸置疑。佛教在其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因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和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不管哪种流派、哪种表现形式，都无法离开人生这一主题，如果离开了人生这一主题，也许就不再成其为佛教了。例如，小乘佛教注重自我解脱，以自了为终的，但其所要度脱的，是人生，问题只在于它仅仅局限于个体之人生罢了；大乘佛教把范围扩大了，把境界提高了，提倡慈航普度、广济群生，但其所要济度的，亦主要是人生——不管是大乘空宗的倡“因缘性空”，抑或法相唯识学的讲“万法唯识”，或是中国佛教的注重“体证佛性”——尽管他们所走的路径或所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使众生、特别是人生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里，我们看到传统的佛教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都以人生为对象和着眼点。第二，均视此人生为苦海，以厌弃人生为特征，以度脱生死苦海、登上涅槃彼岸为最终目标。佛教的这一传统精神后来遭到怎么样的境遇呢
就世界范围说，以个体人生为对象、以自我解脱为目标之小乘佛教比不上以慈悲普度为号召、以成菩萨作佛为目标的大乘佛教发展快、影响大，对人生取厌离、否弃态度的“消极佛教”逐渐为肯定人生现实价值之“积极佛教”所取代。这两点我们都可以从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得到有力的说明。
佛教之东渐，原是大小二乘兼传的，但是，小乘佛教在传人中国之后，始终成不了气候，且白魏晋以降，更是日趋式微；与此相反，大乘佛教自传人中土后，先依傍魏晋玄学，后融会儒家的人性、心性学说而蔚为大宗，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三、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此中之缘由无它，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注重自利、单讲自我解脱的思想更符合中国人的精神需要，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这种现象正如历史上有些思想家所指出的：一种思想的普及程度，决定于社会对这种思想的需要程度。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够盛行于中国而小乘佛教在中国始终成不了气候这一历史事实至少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中国佛教的往后发展，中国佛教现代化所走的道路，不可能是那种封闭式的、注重自利、自了的小乘佛教，而应该是那种开放性、大众化的注重利益他人、提倡普济群生的大乘精神。
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自隋唐之后，禅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深入地考察禅宗的思想，其最核心的东西当是把一切诸法包括诸佛与众生都归结于自心、自性。如果说，笼统地称自心、自性容易造成把印度佛教的心、性与中国佛教的心、性混为一谈，那么，中国禅宗所说的自心、自性，在相当程度上还可进一步归结为人心、人性。——这一变化之富有“革命”意义，以致后人把慧能对传统佛教的变革称为“六祖革命”。
“六祖革命”的实质，绝不是改变某一佛教术语之称谓，更重要的改变了此一称谓的内涵。具体地说，慧能以人心、人性取代传统佛教的自心、自性之实质，乃在于把佛归结于人之同时，把人变成了佛。慧能之后，其法子法孙们更直言佛即是人，人即是佛，人佛无异。如果人们有机会去读读后期禅宗的“公案”、“话头”、“机锋”、“语录”，更会发现，禅师们所苦苦寻觅的东西，原来都是“自家宝藏”，禅师们所说的“主人公”，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而那些大彻大悟了的禅师，其最大的收获，不外是发现原来“佛即是我”，“我即是佛”。此一情形唐代某尼之一《悟道》诗写得最是生动真切、淋漓尽致。诗曰：“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偶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此谓翻山越岭、踏破铁鞋苦苦寻觅未着之佛，原来就是自个心性。
禅宗对于传统佛教的一个重要改革，即是调整了佛教对于人生的态度。他一改传统佛教之厌离和否弃现实的人生，而易之以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取积极肯定的做法。在禅宗看来，人之与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区别仅仅在于“迷”还是“悟”，“迷即凡夫悟即佛”，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一味地厌离、否弃此现实人生，而是应该致力于破迷开悟，一旦开悟了，众生即是佛。此等同于佛之众生的价值和意义，是勿容置疑的，因而非但不应该厌离、否弃，而且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这种对人生现实价值和意义之积极肯定，使得人们不是从遥远的来世和彼岸获得精神的寄托和安慰，而是在当下之现实生活中“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不管从历史的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禅宗的改革都是成功的。在历史上，禅宗从一个“在野”的、本来不很起眼的宗派，自我发展成能够与当时最高统治者大力支持的诸如天台、华严、唯识等各大宗派相抗衡并最终取代它们的“天下第一大宗”，此中之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思想比其他各宗之更能适合国人之需要当是最根本的原因。再看看当今世界，“禅”不但在东方很流行，很有市场，而且连向来对佛教不是太感兴趣的西方人，也掀起一股“禅宗热”，这种现象除了说明禅宗思想之生命力和适应性外，恐怕很难找出更有说服力的原因。
把佛归结于人、把人变成为佛的思想何以能增强禅宗的生命力，使之风靡天下呢
这里面涉及一个人生的价值取向问题——可以说，这也是禅宗与传统佛教之最大殊异处：传统佛教之看待人生，首先视此五蕴身为众缘和合之假相，并认为一切苦难正是源于对此虚幻之五蕴身的爱欲执著，因此主张对现实的人生取厌离、否弃之态度——诚然，“缘起性空”是佛教之基本理论，但是由此理论不一定就要得出对现实人生取厌离、否弃之态度，此中还有一个方便、究竟及随机说教等问题，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也曾经出现因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而把佛教变成一种与人生了不相关的或是非人生的“超亡送死之教”，导致佛教与人生日隔，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从而使佛教走上衰落、式微的道路，这种教训是很惨痛和深刻的，当时的不少高僧大德及有识之士对此曾深有认识并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例如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就曾尖锐指出佛教之脱离、遗弃人生乃是“致佛法不扬，为世垢病之一大原因”。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他在《佛陀学纲》中就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间，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在《救僧运动》一文中，太虚还明确指出：近代思想，以人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为本，或以圣人之道为本。一般人多认为，佛教是非人生的，太虚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大乘佛法就其“本义”说，是“发达人生的”“发达生命的完满生活的”，是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太虚十分反对把佛教变成一种故弄虚玄的工具，而主张佛教应是为化导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不了解现实生活，即使他读尽千经万论，也无异于“卖椟还珠”。基于这种思想，太虚认为，学佛应该先从做人开始。
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做不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人圣的佛陀呢
!(详见《佛陀学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这些说法语言平实，但意蕴深刻，它把传统佛教那种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及的佛教，直接植根于人生、直接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改变了过去的佛教与人生脱节，佛教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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