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护生、中道──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平衡杠杆
释昭慧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一、引言：《佛教与社会》一书之启发
很荣幸能够先睹为快──《佛教与社会》的出版，记得在《香光庄严》曾经刊载过一部分。我长期是《香光庄严》的读者之一，蛮佩服香光尼僧团，默默地做了许多文化工作，包括对于南传佛教许多高僧大德的着作，他们尽心翻译，让台湾的读者能够分享南传佛教的智慧。
但这本书是很特殊的，和那些南传佛教的译作又不一样。那些南传佛教的译作，很明显的，其内容就是佛法，而且是精纯的佛法，是上座部佛教所认可的精纯佛法，直接给我们肯定的答案──什么是正法，什么不是正法。着作与译作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依循正法而获得清凉自在与解脱。但是这本书则不然，它受到人类学写作的基本伦理规范影响，再加上作者悲天悯人的个性，因此对于缅甸佛教现象只做质性的陈述，尽量不去做价值判断；即使是价值判断，他也是以描述性的方式，陈诉出大传统中佛教社会的变迁。以伦理学而言，它属于人类学进路的“描述伦理学”，而不是哲学论述。
人类学者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再动辄以一种西方文化优越的价值观，以批判的眼光、藐视的态度来看待其他社会文化、风土民情。话说回来，我能够体会主席自鼐法师所提到的：诸位师父“内心的挣扎”。当作者只做描述，而不做价值判断的时候，作为一个弘法者的角色，在翻译这本书时，难免会迟疑：它带给读者──特别是还未必见得能够拣择正法的读者──的，会不会是反倒知见上的误导？然而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下的写作，必然会呈现这种现象。在台湾，以人类学方式来作佛教社会分析的论文并不多。看到这本书，我个人颇受启发，它写的面向非常广阔，而且笔法非常细致，作者不但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而且多少也用到了社会学及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刚才我简单地翻阅了一下会议资料，发现上午在这方面发表意见的专家非常多，所以我想，应该要把时间放在“价值判断”的部分。我不再针对这本书所陈述的缅甸某一个村落里的佛教社会，来做价值判断，而是藉此反观台湾的佛教社会，这比较符合“佛教与台湾社会”论坛的主旨。
二、出世与入世之争
诚如本书所说，从涅槃佛教到业力佛教，是从出世进入到世间的佛教形态。西方的宗教社会始终有宗教的神圣性被世俗化的困扰和警讯。因此，基督宗教的有心人士，特别是伦理学家，可说是在力挽狂澜，希望能够对教徒的伦理价值观，树立以圣经或神学为主导的看法；对于教外人士，也希望能透过“建立上帝国”的理想，将教义的理想乃至条规，转化为世俗法律，甚至进入教育体系里影响世道人心。
这当然难免会引起神圣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法律与教育的层面，任何教义的置入，对非教徒而言，都是非常敏感的“侵入”。例如：在世俗的学校中，到底是要传授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还是要讲解圣经的创造论，这两者在学校里可以共存吗？还是必须择其一而教学？这已经是时常引起宗教与科学间紧张对立的话题。
进入法律体系里，更是时常出现彼此各说各话的法律拉锯战。例如最近在台湾，赞同堕胎合法化与反堕胎合法化两个阵营的人，分别以针锋相对的论述，与各自在政界的人脉，意图影响优生保健法──现在改称为“母子保健法”──中有关的人工流产的条款。
西方宗教面对世俗化的现象，做过反省与努力，我们看到了它维护世道人心的影响力，但也看到它与某些世俗价值观的对立紧绷，它可能与世俗社会互相协调，研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也可能永无交集而持续争论。
在中国佛教乃至当今台湾佛教，也有一种面对俗世的路线之争，简而言之，即是“出世与入世之争”。它和西方的“神圣与世俗之争”，比较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神圣与世俗，仅是教学上的层次之分(二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陀说他“不与世间诤”，而在与世人共通的经验层次，与世间做良性沟通。
“出世与入世之争”的重点，在于修道者的人生态度，到底是应该以解脱、涅槃为唯一要务，还是应广行济世度生的誓愿？这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利他会形成自利的妨碍。如果没有出世，根本谈不上解脱；没有解脱，就会以烦恼与众生相应。因此，所有他自认为的悲愿大行，实则是在烦恼堆中与众生卷成深重的共业。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利己解脱与利他度众是并行不悖的。声闻解脱道的修持可以作为基础，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人们还是可以发菩提心，转化出大乘行。乃至亦有不经解脱道而“直入大乘”的凡夫菩萨。
近些年来，由于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发扬光大，于是“人菩萨行”的可能性面对着非常尖锐的质疑，个人曾经写过一本书(《世纪新声》)来回应这个议题，驳斥那些自认为“只能够出世，或只有先出世、解脱、自修、自了，才有资格谈入世利他”的观念。但是回应与驳斥，顶多只是在理论上让对方无话可说；可是在感情上，有时会牵涉到微妙的宗派立场、面子问题、师承感情，最重要是，这已面对着最深钜的“我爱”──倘若没有大悲心与般若慧，有多少人能甘心于“不顾自利而行利他”的生活呢？所以，并不是能够成功地反驳谬论，或成功地建构理论，就表示入世与出世之争可以化解于无形。相对而言，台面上辩论不下去以后，台面下一些不愉快的声音、一些中伤的耳语，也会陆续出现。但是个人也体会到，许多隐遁派所提出来的质疑，并非全属无的放矢。例如：如何让入世佛教的参与者、从事者、倡导者，不会滑入媚俗、恋世之途？证诸许多号称“人间佛教”的争议行为，这确乎是一个很严苛的挑战。
佛教与社会的互动，在这本书里透露了一个讯息：有些人性的法则是不能违背的。人性的法则有时会拖着教义来屈从我们，为自己的惯性思考与惯性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诠释。然而惯性思考与惯性行为的本身就很复杂，因为人性不见得那么单一化。例如：到底人性是纯粹自利的，还是亦有利他的成分？事实上两者都可以成立。所以，即使是出于人性的需求，也会很自然的发展成入世佛教与出世佛教的两条路线。
如果从一个总体的立场来看待佛教，我倒觉得两种路线亦可满足两种不同的人性需要，乃至市场需求。所以，个人并不认为，要提倡单一的入世佛教。我觉得一个提倡入世佛教、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教团、僧团或个人，如果竟然不能容忍声闻根性的人迈向解脱道的想法，一定要给予对方严苛的指责，这也不是“恒顺众生”的菩萨襟怀。只是从整体社会来看，如果这样“独善其身”的人过多，社会还有没有雅量容许这种宗教的存在？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社会的经济环境还算良好的时候，可能还养得起一群他们认为“无所事事”的人，随他做些什么，他们可以不闻不问；可是一旦经济力萎缩，社会群众往往会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在那些遁世的宗教人身上。
这不只是在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西方基督宗教社会的成长背景，也有类似的现象──对于修道主义，产生不信任与嘲弄的态度。只是西方宗教在入世与出世两者之间，有着很好的平衡杠杆；他们透过各种性质不同的修会，来满足各种不同的人性需求。有些修会是遁世、隐修性质的，有些修会是从事慈善、教育、文化工作的。各修会有不同的特色，可是整体而言，天主教的修会，给人的观感是很舒服的。入世性质的修会，关怀社会，接纳社会，力图改造社会；隐修者同样是蒙福的，因为隐修者在为这些入世冲锋陷阵的基督尖兵而全心代祷，是他们的灵性守护者。他们之间的异质性高，但并不互相攻讦，反倒互助合作，产生了很好的互动模式。
反观佛教，到现在还为出世与入世而作路线之争，实在是太没有“适应缘起世间，佛教应多元开展”的智慧了！当基督宗教非常积极地启动着它对人间关怀的机制之时，其实也同步在扩张它的宗教版图。当它能够满足人性的物质需要时，会让人在精神层面同感愉悦。要不是因为它时而出现的扩张意图与霸权心态，让被殖民国家反感与防卫，它蔓延与成长的速度可能还会更快。
反之，佛教这种入世关怀、参与社会的实践，可以说起步未久，在台湾大概是近三十年间的事。光看台湾到底有几个基督宗教大学，有几个佛教大学，一比较就知道彼此着力于社会的悬殊性。而且在台湾，有35%的佛教徒，却仅有不到4%的基督教徒，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数几乎是他们的十倍，可是我们所呈现入世关怀的成绩却是不成比例的。
姑且不论个人菩提愿的满足，佛道的成就，就以整体佛教来看，要在社会上站得起来，要在社会上有尊严地受到认同，即此而言，入世佛教实已有其无可取代的地位。我以此而谴责那些攻击入世佛教的隐遁派，我认为他们是在入世佛教的保护伞底下，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且受到了社会的照顾与尊敬，却反倒过河拆桥，从来没有思考：一旦这个保护伞撤掉以后，他们将受到社会何等歧视与排斥的待遇？也许又会回到明清佛教衰微时代，承受着鄙夷的眼光，卑微的社会地位。
三、佛教与社会互动之原理：缘起、护生、中道
如何进行社会关怀？出世与入世的平衡杠杆，不能只是力道的分配而已，不应只是教运成长、僧侣地位的考量而已，那未免还太功利考量了。应该还是要出于符合法义的伦理反思。我曾经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佛教伦理学》，一本是《佛教规范伦理学》。我从佛法的归纳中，提出了一个佛教与社会互动的原理，是为缘起、护生、中道。
佛教的社会关怀，当然是本诸“缘起”的基本原理，你总不能说：“因为上帝爱世人，所以我要爱上帝之所爱。”你总是要从缘起的思维出发，来建构社会关怀的理念。“缘起”只不过是一个冷冰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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