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護生、中道──出世與入世之間的平衡杠杆
釋昭慧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一、引言：《佛教與社會》一書之啓發
很榮幸能夠先睹爲快──《佛教與社會》的出版，記得在《香光莊嚴》曾經刊載過一部分。我長期是《香光莊嚴》的讀者之一，蠻佩服香光尼僧團，默默地做了許多文化工作，包括對于南傳佛教許多高僧大德的著作，他們盡心翻譯，讓臺灣的讀者能夠分享南傳佛教的智慧。
但這本書是很特殊的，和那些南傳佛教的譯作又不一樣。那些南傳佛教的譯作，很明顯的，其內容就是佛法，而且是精純的佛法，是上座部佛教所認可的精純佛法，直接給我們肯定的答案──什麼是正法，什麼不是正法。著作與譯作的目的，是爲了讓讀者依循正法而獲得清涼自在與解脫。但是這本書則不然，它受到人類學寫作的基本倫理規範影響，再加上作者悲天憫人的個性，因此對于緬甸佛教現象只做質性的陳述，盡量不去做價值判斷；即使是價值判斷，他也是以描述性的方式，陳訴出大傳統中佛教社會的變遷。以倫理學而言，它屬于人類學進路的“描述倫理學”，而不是哲學論述。
人類學者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可以說是一種進步，因爲它不再動辄以一種西方文化優越的價值觀，以批判的眼光、藐視的態度來看待其他社會文化、風土民情。話說回來，我能夠體會主席自鼐法師所提到的：諸位師父“內心的掙紮”。當作者只做描述，而不做價值判斷的時候，作爲一個弘法者的角色，在翻譯這本書時，難免會遲疑：它帶給讀者──特別是還未必見得能夠揀擇正法的讀者──的，會不會是反倒知見上的誤導？然而人類學“文化相對主義”原則下的寫作，必然會呈現這種現象。在臺灣，以人類學方式來作佛教社會分析的論文並不多。看到這本書，我個人頗受啓發，它寫的面向非常廣闊，而且筆法非常細致，作者不但是一位傑出的人類學家，而且多少也用到了社會學及心理學的相關知識。
剛才我簡單地翻閱了一下會議資料，發現上午在這方面發表意見的專家非常多，所以我想，應該要把時間放在“價值判斷”的部分。我不再針對這本書所陳述的緬甸某一個村落裏的佛教社會，來做價值判斷，而是藉此反觀臺灣的佛教社會，這比較符合“佛教與臺灣社會”論壇的主旨。
二、出世與入世之爭
誠如本書所說，從涅槃佛教到業力佛教，是從出世進入到世間的佛教形態。西方的宗教社會始終有宗教的神聖性被世俗化的困擾和警訊。因此，基督宗教的有心人士，特別是倫理學家，可說是在力挽狂瀾，希望能夠對教徒的倫理價值觀，樹立以聖經或神學爲主導的看法；對于教外人士，也希望能透過“建立上帝國”的理想，將教義的理想乃至條規，轉化爲世俗法律，甚至進入教育體系裏影響世道人心。
這當然難免會引起神聖與世俗的緊張關系，特別是在法律與教育的層面，任何教義的置入，對非教徒而言，都是非常敏感的“侵入”。例如：在世俗的學校中，到底是要傳授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還是要講解聖經的創造論，這兩者在學校裏可以共存嗎？還是必須擇其一而教學？這已經是時常引起宗教與科學間緊張對立的話題。
進入法律體系裏，更是時常出現彼此各說各話的法律拉鋸戰。例如最近在臺灣，贊同墮胎合法化與反墮胎合法化兩個陣營的人，分別以針鋒相對的論述，與各自在政界的人脈，意圖影響優生保健法──現在改稱爲“母子保健法”──中有關的人工流産的條款。
西方宗教面對世俗化的現象，做過反省與努力，我們看到了它維護世道人心的影響力，但也看到它與某些世俗價值觀的對立緊繃，它可能與世俗社會互相協調，研商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也可能永無交集而持續爭論。
在中國佛教乃至當今臺灣佛教，也有一種面對俗世的路線之爭，簡而言之，即是“出世與入世之爭”。它和西方的“神聖與世俗之爭”，比較沒有直接關系，因爲神聖與世俗，僅是教學上的層次之分(二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佛陀說他“不與世間诤”，而在與世人共通的經驗層次，與世間做良性溝通。
“出世與入世之爭”的重點，在于修道者的人生態度，到底是應該以解脫、涅槃爲唯一要務，還是應廣行濟世度生的誓願？這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爲：利他會形成自利的妨礙。如果沒有出世，根本談不上解脫；沒有解脫，就會以煩惱與衆生相應。因此，所有他自認爲的悲願大行，實則是在煩惱堆中與衆生卷成深重的共業。另外一種意見認爲：利己解脫與利他度衆是並行不悖的。聲聞解脫道的修持可以作爲基礎，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人們還是可以發菩提心，轉化出大乘行。乃至亦有不經解脫道而“直入大乘”的凡夫菩薩。
近些年來，由于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發揚光大，于是“人菩薩行”的可能性面對著非常尖銳的質疑，個人曾經寫過一本書(《世紀新聲》)來回應這個議題，駁斥那些自認爲“只能夠出世，或只有先出世、解脫、自修、自了，才有資格談入世利他”的觀念。但是回應與駁斥，頂多只是在理論上讓對方無話可說；可是在感情上，有時會牽涉到微妙的宗派立場、面子問題、師承感情，最重要是，這已面對著最深钜的“我愛”──倘若沒有大悲心與般若慧，有多少人能甘心于“不顧自利而行利他”的生活呢？所以，並不是能夠成功地反駁謬論，或成功地建構理論，就表示入世與出世之爭可以化解于無形。相對而言，臺面上辯論不下去以後，臺面下一些不愉快的聲音、一些中傷的耳語，也會陸續出現。但是個人也體會到，許多隱遁派所提出來的質疑，並非全屬無的放矢。例如：如何讓入世佛教的參與者、從事者、倡導者，不會滑入媚俗、戀世之途？證諸許多號稱“人間佛教”的爭議行爲，這確乎是一個很嚴苛的挑戰。
佛教與社會的互動，在這本書裏透露了一個訊息：有些人性的法則是不能違背的。人性的法則有時會拖著教義來屈從我們，爲自己的慣性思考與慣性行爲，做出合理化的诠釋。然而慣性思考與慣性行爲的本身就很複雜，因爲人性不見得那麼單一化。例如：到底人性是純粹自利的，還是亦有利他的成分？事實上兩者都可以成立。所以，即使是出于人性的需求，也會很自然的發展成入世佛教與出世佛教的兩條路線。
如果從一個總體的立場來看待佛教，我倒覺得兩種路線亦可滿足兩種不同的人性需要，乃至市場需求。所以，個人並不認爲，要提倡單一的入世佛教。我覺得一個提倡入世佛教、人間佛教、人菩薩行的教團、僧團或個人，如果竟然不能容忍聲聞根性的人邁向解脫道的想法，一定要給予對方嚴苛的指責，這也不是“恒順衆生”的菩薩襟懷。只是從整體社會來看，如果這樣“獨善其身”的人過多，社會還有沒有雅量容許這種宗教的存在？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當社會的經濟環境還算良好的時候，可能還養得起一群他們認爲“無所事事”的人，隨他做些什麼，他們可以不聞不問；可是一旦經濟力萎縮，社會群衆往往會把不滿的情緒，發泄在那些遁世的宗教人身上。
這不只是在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西方基督宗教社會的成長背景，也有類似的現象──對于修道主義，産生不信任與嘲弄的態度。只是西方宗教在入世與出世兩者之間，有著很好的平衡杠杆；他們透過各種性質不同的修會，來滿足各種不同的人性需求。有些修會是遁世、隱修性質的，有些修會是從事慈善、教育、文化工作的。各修會有不同的特色，可是整體而言，天主教的修會，給人的觀感是很舒服的。入世性質的修會，關懷社會，接納社會，力圖改造社會；隱修者同樣是蒙福的，因爲隱修者在爲這些入世沖鋒陷陣的基督尖兵而全心代禱，是他們的靈性守護者。他們之間的異質性高，但並不互相攻讦，反倒互助合作，産生了很好的互動模式。
反觀佛教，到現在還爲出世與入世而作路線之爭，實在是太沒有“適應緣起世間，佛教應多元開展”的智慧了！當基督宗教非常積極地啓動著它對人間關懷的機製之時，其實也同步在擴張它的宗教版圖。當它能夠滿足人性的物質需要時，會讓人在精神層面同感愉悅。要不是因爲它時而出現的擴張意圖與霸權心態，讓被殖民國家反感與防衛，它蔓延與成長的速度可能還會更快。
反之，佛教這種入世關懷、參與社會的實踐，可以說起步未久，在臺灣大概是近叁十年間的事。光看臺灣到底有幾個基督宗教大學，有幾個佛教大學，一比較就知道彼此著力于社會的懸殊性。而且在臺灣，有35%的佛教徒，卻僅有不到4%的基督教徒，也就是說，我們的人數幾乎是他們的十倍，可是我們所呈現入世關懷的成績卻是不成比例的。
姑且不論個人菩提願的滿足，佛道的成就，就以整體佛教來看，要在社會上站得起來，要在社會上有尊嚴地受到認同，即此而言，入世佛教實已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我以此而譴責那些攻擊入世佛教的隱遁派，我認爲他們是在入世佛教的保護傘底下，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且受到了社會的照顧與尊敬，卻反倒過河拆橋，從來沒有思考：一旦這個保護傘撤掉以後，他們將受到社會何等歧視與排斥的待遇？也許又會回到明清佛教衰微時代，承受著鄙夷的眼光，卑微的社會地位。
叁、佛教與社會互動之原理：緣起、護生、中道
如何進行社會關懷？出世與入世的平衡杠杆，不能只是力道的分配而已，不應只是教運成長、僧侶地位的考量而已，那未免還太功利考量了。應該還是要出于符合法義的倫理反思。我曾經寫過兩本書，一本是《佛教倫理學》，一本是《佛教規範倫理學》。我從佛法的歸納中，提出了一個佛教與社會互動的原理，是爲緣起、護生、中道。
佛教的社會關懷，當然是本諸“緣起”的基本原理，你總不能說：“因爲上帝愛世人，所以我要愛上帝之所愛。”你總是要從緣起的思維出發，來建構社會關懷的理念。“緣起”只不過是一個冷冰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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