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六祖禅法
今天讲的题目是“六祖慧能之禅法”。各位都知道，六祖大师是我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于中国佛教史上，六祖大师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中 国佛教史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正因为有了六祖慧能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中国佛教的慧命、佛法的慧命，经过两千年才真正延续到今天。
在讲六祖禅法之前，我想先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文化，从一个地区传到另外一个地区必然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并没有一切照搬到中 国来，如果说是一切照搬到中国来的话，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发展下来。正是因为中国佛 教史上出了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审时度势，很巧妙地对佛教进行本土化改革，佛教才得以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举世公认，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相反在印度，佛教在一千年以 前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虽然印度近几年来也听说有佛教，但是并不占重要的 位置。也有几所寺院，但那都是其它国家的人在印度主持修复。印度的一些佛教团体只有在受 到其它国家佛教界的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生存发展，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相反地，佛教 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却得到了蓬勃发展。
佛教传到中国来，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在座的法师们上佛学院时都学过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开始的时候发展是很缓慢的，有一个人讲经，有一个人翻译了一本薄薄的经典，这人就 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地记载下来了。可见开始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与我们今天的 形势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样说呢？佛教初传时，还不能被中国本土的人完全认同。用现在学者的话来说，佛教传到中国来是作为一个异质文化。这个异质文化要为中国的老百姓 乃至士大夫所接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佛教的观念和中国的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要使 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或者说，要让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必须有一个艰难的本土化过程。用 现在的话来说，佛教是印度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中国特色才行。没有中国特色， 中国的老百姓见了以后也不高兴。所以佛教在中国弘传的经验，也被其它外来文化所吸收和接 受，包括其它宗教，像天主教、基督教，也在尽量地研究，以便天主教、基督教也能在中国进 一步本土化，并得以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概在最初的三四百年间是最艰难的。道安法师是一个在中国文化方 面造诣高深的大德法师，同时又是一位对佛教了解比较全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法师。到了道安 法师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将近有四、五百年的时间，佛教的发展也取得了许多经验，在这方 面道安法师和他的弟子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佛教中国化首先要从理论上为适应中国的儒道文化作某些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中国人不能接受。比如说戒律方面有一条，儿子出了家，不再来拜祭父母。离开了家庭以后，对家的 关系、义务也就没有了，对于祖宗也不拜。就是说，出了家以后或者说信了佛以后，对于孝道 的观念淡漠了，以佛菩萨为主，不局限于今生今世的父母，而是要去孝多生多世的一切众生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是这样的一种泛孝观念。具体的孝道观念比较 淡漠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所以在这方面，后来翻译的佛经，乃至中国人对佛教的 发扬，就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多的改变。《梵网经》就强调，孝就是戒，“孝名为戒”。这样中 国儒家就能够接受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至少不犯上作难，一个不孝的人肯定会犯上作难嘛。中 国人的观念是选忠臣于孝子之门，你要是一个忠臣，必须是一个孝子。你不是孝子就不可能做忠臣，一个国家没有忠臣就不能稳定。在这一点上，佛教教义作出了很大调整。
还有在生活上，佛教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佛教初传到中国来，开始也是化饭吃，化饭吃 没有人给；也是打赤脚，打赤脚天气太冷；也想在树下宿，没办法，在树下宿不安全，气候比 较寒冷。像这些都要调整，不调整你就没法生存，所以一定要盖房子，一定要有一点田产，一定要有几间房子住，这样才可以。在生活上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礼仪上的问题。当时道安法师就是在教理上、教制上、生活上作了很大的调整。佛教从整体来讲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教理，一个教制。道安法师在这两个部分都作了很大调整，使佛教能够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当然道安法师还创立了最初的僧伽制度、讲经制度、共住制度。由于道安法师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
道安法师以后又出了好几位高僧，比如净土宗的初祖庐山慧远大师，他就是道安法师的弟 子，其他还有很多的高僧。道安法师应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人，他总结了在他 之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也开创了从他之后佛教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的局面。道安法师算 是第一个里程碑——，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六祖慧能。六祖慧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呢？六祖慧能看到当时的佛教，各宗各派基本上都相继成立，义理极其发展，可以说达到相 当繁琐的程度。在修持上，当时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定学，各有所侧重。但是在六祖大师看来， 在研究佛学方面、在修行佛法方面，没有真正找到最直接了当、最能够把握人的生命的一个法门。当时有一位永嘉大师，他本来也是一位有很深造诣的天台学者，已经颇有成就，他当时为了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直接了当的方法以求得开悟，不远万里从浙江去参拜六祖。参拜六祖以后，他自己叹息说：“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他说他早年来只注重教义上的研究，整天就在名相概念里 边兜圈子，好像到海里数一颗颗沙子一样。你说海里沙子有多少啊？我们根本没办法计算它， 不要说海里面的沙子，你抓一把沙子来数一数，也得数几天。所以遇到六祖以后他自己感觉到， 他早年的学习并没有真正把握佛教里的关键东西，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直接了当开悟的法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六祖从黄梅得法，就在南方建立了顿教法门。
六祖的顿教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且一切繁琐的教义、繁琐的教规，在他 那里都进行了简化。一切以修行为主，一切以开悟为主，一切以把握我们的生命为主。他留给 我们的就是一本《坛经》，这本《坛经》可以说是一个大宝藏。受到教内外人的重视，受到有 学问的人和我们普通僧人的重视，甚至于受到我们的领袖的重视。像毛主席，他生前走到哪里 都要带很多的书，其中佛教的书就是两本，一本是《金刚经》，一本就是《六祖坛经》。这两 本经就是他经常随身带着的。随身带着做什么呢？他老人家从一个马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认 为这两本书充满着辨证法，充满着哲学的智慧，他是这样来看的。
中国佛教从六祖以后另外开辟了一条新的宽广的发展道路。禅宗正式产生，禅宗正式建立。禅宗以其简洁明快的修行方法、以其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其不作不食的劳动态度、以其潇 洒自在的僧人风范而风行天下，当时几乎所有的寺院都改成了某某禅寺。这一股力量、这一股 清风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使中国佛教当时义学勃兴的风气突然发生了改变。在义学比较繁琐 的情况下吹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得佛教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佛教经过隋唐时期国家的重视、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很多的捐献，各个寺院当时都拥有很多的田产，僧人的生活逐步地富裕起来。生活富裕起来往往会导致走向两个 方面：一方面可以利用充分的物质条件来发扬佛教，使佛教更加光大，同时也可以利用比较好 的物质条件，来完善自己的修行；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物质条件太丰富了，可能就忘乎所以，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洁身自好，就会走向腐败的一面。唐朝时代的佛教，也就是唐武宗以前的佛教，当然好的方面是占主要的，但是腐败一面也是极其严重的，结果就 导致了“会昌灭法”。“会昌灭法”实际是发生在七天之内。那时候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 没有广播电台，也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脑。但是在七天之内，全国的寺院就一扫而光。你看那多厉害。为什么呢？老百姓对寺院、对那些腐败的和尚已经深恶痛绝，巴不得一下子把他消灭光。
那时做思想工作的就是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士大夫，他主张对佛教要“人其人、庐其居、火 其书”。人其人就是当了和尚的就叫他回家；庐其居就是把寺庙改成民居；火其书就是把佛书一起烧掉；菩萨毁了去做枪炮，把所有的铜器都毁掉。当时能够保持中国佛教慧命的就只有禅宗。为什么呢？那时候的和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麻烦。现在和尚的服装跟老百姓的服装有很大 的差别，那时和尚服装和老百姓的服装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剃光了头有点差别。当时的和尚为 了保存自己、保存佛法，买一个帽子——叫冠巾——戴在头上就可以了，戴个帽子就可以躲避 官方的检查。他们跑到水边林下，自耕自食，在那里打坐修行，住个茅蓬就可以了。禅宗就采 取这种办法。那些要依据经典文字研究义理的法师们，他的条件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没有了，生存的手段没有了，所以只有纷纷地走入社会。
佛教从那以后一蹶不振，很多宗派就是由于“会昌灭法”再没能振兴起来。比如像法相宗、 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都是要依据文字的。到了五代以后再逐步逐步地把经典从国外又请 回来，从国外请回经典是古已有之。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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