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六祖禅法
今天講的題目是“六祖慧能之禅法”。各位都知道，六祖大師是我國禅宗的實際創立者。在中國禅宗史乃至于中國佛教史上，六祖大師可以說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果沒有他，中 國佛教史將會是另外一個面貌。正因爲有了六祖慧能這樣一位大師級的人物，中國佛教的慧命、佛法的慧命，經過兩千年才真正延續到今天。
在講六祖禅法之前，我想先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叁位裏程碑式的人物。任何一個宗教或者文化，從一個地區傳到另外一個地區必然有一個本土化的過程。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並沒有一切照搬到中 國來，如果說是一切照搬到中國來的話，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國生存發展下來。正是因爲中國佛 教史上出了很多高僧大德，他們審時度勢，很巧妙地對佛教進行本土化改革，佛教才得以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舉世公認，中國是佛教的第二故鄉。相反在印度，佛教在一千年以 前就不存在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雖然印度近幾年來也聽說有佛教，但是並不占重要的 位置。也有幾所寺院，但那都是其它國家的人在印度主持修複。印度的一些佛教團體只有在受 到其它國家佛教界的支持的情況下才得以生存發展，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相反地，佛教 在印度以外的地區卻得到了蓬勃發展。
佛教傳到中國來，一開始是非常艱難的。在座的法師們上佛學院時都學過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開始的時候發展是很緩慢的，有一個人講經，有一個人翻譯了一本薄薄的經典，這人就 在曆史上被大書特書地記載下來了。可見開始的時候，一切事情都是很困難的，與我們今天的 形勢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爲什麼這樣說呢？佛教初傳時，還不能被中國本土的人完全認同。用現在學者的話來說，佛教傳到中國來是作爲一個異質文化。這個異質文化要爲中國的老百姓 乃至士大夫所接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爲佛教的觀念和中國的觀念完全不是一碼事。要使 佛教在中國發揚光大，或者說，要讓佛教能在中國站住腳，必須有一個艱難的本土化過程。用 現在的話來說，佛教是印度的，要在中國生存下去，就必須要有中國特色才行。沒有中國特色， 中國的老百姓見了以後也不高興。所以佛教在中國弘傳的經驗，也被其它外來文化所吸收和接 受，包括其它宗教，像天主教、基督教，也在盡量地研究，以便天主教、基督教也能在中國進 一步本土化，並得以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大概在最初的叁四百年間是最艱難的。道安法師是一個在中國文化方 面造詣高深的大德法師，同時又是一位對佛教了解比較全面、研究比較深入的法師。到了道安 法師的時候，佛教傳入中國將近有四、五百年的時間，佛教的發展也取得了許多經驗，在這方 面道安法師和他的弟子們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佛教中國化首先要從理論上爲適應中國的儒道文化作某些調整，如果不調整的話，中國人不能接受。比如說戒律方面有一條，兒子出了家，不再來拜祭父母。離開了家庭以後，對家的 關系、義務也就沒有了，對于祖宗也不拜。就是說，出了家以後或者說信了佛以後，對于孝道 的觀念淡漠了，以佛菩薩爲主，不局限于今生今世的父母，而是要去孝多生多世的一切衆生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是這樣的一種泛孝觀念。具體的孝道觀念比較 淡漠了，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接受不了。所以在這方面，後來翻譯的佛經，乃至中國人對佛教的 發揚，就在這一點上有了很多的改變。《梵網經》就強調，孝就是戒，“孝名爲戒”。這樣中 國儒家就能夠接受這種觀念，這種觀念至少不犯上作難，一個不孝的人肯定會犯上作難嘛。中 國人的觀念是選忠臣于孝子之門，你要是一個忠臣，必須是一個孝子。你不是孝子就不可能做忠臣，一個國家沒有忠臣就不能穩定。在這一點上，佛教教義作出了很大調整。
還有在生活上，佛教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佛教初傳到中國來，開始也是化飯吃，化飯吃 沒有人給；也是打赤腳，打赤腳天氣太冷；也想在樹下宿，沒辦法，在樹下宿不安全，氣候比 較寒冷。像這些都要調整，不調整你就沒法生存，所以一定要蓋房子，一定要有一點田産，一定要有幾間房子住，這樣才可以。在生活上也進行了很大的調整，諸如此類。
還有一些禮儀上的問題。當時道安法師就是在教理上、教製上、生活上作了很大的調整。佛教從整體來講就是兩個部分，一個教理，一個教製。道安法師在這兩個部分都作了很大調整，使佛教能夠適應中國的風土人情。當然道安法師還創立了最初的僧伽製度、講經製度、共住製度。由于道安法師這樣的一些改革措施，才使得佛教在中國得以生存和發展起來。
道安法師以後又出了好幾位高僧，比如淨土宗的初祖廬山慧遠大師，他就是道安法師的弟 子，其他還有很多的高僧。道安法師應該說是中國佛教史上承前啓後的一個人，他總結了在他 之前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經驗，也開創了從他之後佛教在中國繼續發揚光大的局面。道安法師算 是第一個裏程碑——，佛教中國化的第一個裏程碑式的人物。
第二個裏程碑式的人物就是六祖慧能。六祖慧能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使佛教進一步中國化的呢？六祖慧能看到當時的佛教，各宗各派基本上都相繼成立，義理極其發展，可以說達到相 當繁瑣的程度。在修持上，當時南方重義學，北方重定學，各有所側重。但是在六祖大師看來， 在研究佛學方面、在修行佛法方面，沒有真正找到最直接了當、最能夠把握人的生命的一個法門。當時有一位永嘉大師，他本來也是一位有很深造詣的天臺學者，已經頗有成就，他當時爲了要找到一個最終的直接了當的方法以求得開悟，不遠萬裏從浙江去參拜六祖。參拜六祖以後，他自己歎息說：“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呵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他說他早年來只注重教義上的研究，整天就在名相概念裏 邊兜圈子，好像到海裏數一顆顆沙子一樣。你說海裏沙子有多少啊？我們根本沒辦法計算它， 不要說海裏面的沙子，你抓一把沙子來數一數，也得數幾天。所以遇到六祖以後他自己感覺到， 他早年的學習並沒有真正把握佛教裏的關鍵東西，並沒有真正找到一種直接了當開悟的法門。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六祖從黃梅得法，就在南方建立了頓教法門。
六祖的頓教法門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且一切繁瑣的教義、繁瑣的教規，在他 那裏都進行了簡化。一切以修行爲主，一切以開悟爲主，一切以把握我們的生命爲主。他留給 我們的就是一本《壇經》，這本《壇經》可以說是一個大寶藏。受到教內外人的重視，受到有 學問的人和我們普通僧人的重視，甚至于受到我們的領袖的重視。像毛主席，他生前走到哪裏 都要帶很多的書，其中佛教的書就是兩本，一本是《金剛經》，一本就是《六祖壇經》。這兩 本經就是他經常隨身帶著的。隨身帶著做什麼呢？他老人家從一個馬列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認 爲這兩本書充滿著辨證法，充滿著哲學的智慧，他是這樣來看的。
中國佛教從六祖以後另外開辟了一條新的寬廣的發展道路。禅宗正式産生，禅宗正式建立。禅宗以其簡潔明快的修行方法、以其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以其不作不食的勞動態度、以其潇 灑自在的僧人風範而風行天下，當時幾乎所有的寺院都改成了某某禅寺。這一股力量、這一股 清風一下子化腐朽爲神奇，使中國佛教當時義學勃興的風氣突然發生了改變。在義學比較繁瑣 的情況下吹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使得佛教又向前邁了一大步。不僅如此，由于中國佛教經過隋唐時期國家的重視、政府的支持和社會各界很多的捐獻，各個寺院當時都擁有很多的田産，僧人的生活逐步地富裕起來。生活富裕起來往往會導致走向兩個 方面：一方面可以利用充分的物質條件來發揚佛教，使佛教更加光大，同時也可以利用比較好 的物質條件，來完善自己的修行；但是也有另外一個方面，物質條件太豐富了，可能就忘乎所以，不知道錢從哪裏來，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潔身自好，就會走向腐敗的一面。唐朝時代的佛教，也就是唐武宗以前的佛教，當然好的方面是占主要的，但是腐敗一面也是極其嚴重的，結果就 導致了“會昌滅法”。“會昌滅法”實際是發生在七天之內。那時候交通不便，信息不靈通， 沒有廣播電臺，也沒有報紙，更沒有電腦。但是在七天之內，全國的寺院就一掃而光。你看那多厲害。爲什麼呢？老百姓對寺院、對那些腐敗的和尚已經深惡痛絕，巴不得一下子把他消滅光。
那時做思想工作的就是以韓愈爲首的一批士大夫，他主張對佛教要“人其人、廬其居、火 其書”。人其人就是當了和尚的就叫他回家；廬其居就是把寺廟改成民居；火其書就是把佛書一起燒掉；菩薩毀了去做槍炮，把所有的銅器都毀掉。當時能夠保持中國佛教慧命的就只有禅宗。爲什麼呢？那時候的和尚不像我們現在這麼麻煩。現在和尚的服裝跟老百姓的服裝有很大 的差別，那時和尚服裝和老百姓的服裝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剃光了頭有點差別。當時的和尚爲 了保存自己、保存佛法，買一個帽子——叫冠巾——戴在頭上就可以了，戴個帽子就可以躲避 官方的檢查。他們跑到水邊林下，自耕自食，在那裏打坐修行，住個茅蓬就可以了。禅宗就采 取這種辦法。那些要依據經典文字研究義理的法師們，他的條件沒有了，生存的空間沒有了，生存的手段沒有了，所以只有紛紛地走入社會。
佛教從那以後一蹶不振，很多宗派就是由于“會昌滅法”再沒能振興起來。比如像法相宗、 華嚴宗、天臺宗、叁論宗，都是要依據文字的。到了五代以後再逐步逐步地把經典從國外又請 回來，從國外請回經典是古已有之。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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