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以一个民族生命的开展，依靠于某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民族文化有了重心，民族生命就不致衰乱。中国自汉朝罢黜百家专崇儒术以来，周、孔的儒家文化，差不多成为民族文化底重心；其他黄、老的道家文化，乃至墨、法、阴阳诸家文化，都附从在儒家文化的下面，或汇为道教；到了东汉，佛教由印度输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而入隋、唐，佛教遂成为民间普遍的宗教信仰；然民族文化仍以儒家为主体，潜汇的道教文化、及传来的佛教文化，虽已盛行于当时农工商社会，成为一种风尚，然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级，固仍以儒教为骨干也。历六朝入隋、唐后，遂有儒、释、道三教区分鼎立，而释、道二教且有迁就儒家思想之趋势。赵宋以后，中国整个的民族，乃成为儒、道、佛三种文化底内分泌所渗透的民族，即所谓儒家文化，亦早受道、释底影响，其中内容已不尽是儒家的本真，一般读书人或士大夫，因为装饰门面，仍认儒教为中国正宗，斥释、老为异端，其实思想本身已含有释、道的血分，所谓“理学”，就是外儒内释或外儒内道底结晶品。清朝外族入治，仍依儒及释、道为文化重心，因为不如此，即不能安定下去。明末张、李之乱，清季洪、杨之变，都是不曾把握得此一民族文化重心底关系，以致立不住脚。然自五囗通商以来，中国渐成为与欧、美、亚各国间来往的一国，屡受屈辱以后，把从前那种鄙夷的看法，逐渐有羡慕模仿倾向。最初羡慕的在乎兵舰、枪炮，以为这是列强惟一的强处；从中日战争失败之后，更模仿法、政、农、工各方面；庚子之后，遂把中国本有政教底重心丧失殆尽了。辛亥革命以后，构成政权迭更，军阀割据的局面。至民国七八年，发生新文化运动之思潮，同时更有俄国式之共产革命思想的流传，社会现象皆陷入剧变状态。经上述重重改革变动之后，从前儒教为主的民族文化，已逐渐崩溃了！到了现在，急需再建一民族文化底重心。
二、演变成新儒家的不能
由各种新思潮与固有文化相摩擦，社会制度底改变，有识之士已逐渐注意到文化的重要，这是一种应有的趋势。但是如何再建文化底重心呢？有人以为自西汉以来，中国虽有黄、老的道家文化为骨干及墨、法诸家学说，然民族文化底重心，固早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删订六经的儒家思想为主；至东汉经魏、晋入南北朝、隋、唐、释、道两家有相当的发展，然维持政权民心的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五代入宋，遂演成采取释、道精华的新儒家宋明理学。所以有人以从前底结果，推论今后当仍由吸收西洋学术工业文明，以构成一新儒家，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这种推想，比较一般专主恢复固有文化的，确是高明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宋明理学构成的新儒家体系，所以能维持下去，还是因为自汉以后中国社会仍以宗法的家族制度为基本。社会既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面，儒家文化的特点，即在家族中心的伦理道德，当然与家族制度为中心的社会能相调适。所以佛教输入到唐、宋以后，僧尼寺院亦带有儒化的大家族意味。然而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与今欧、美等各国国际来往的一国，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时时在剧变适应之中，现代国家是合全民族力量所成的战斗团体，中国如果不改变旧的形态，就不能具备现代国家的条件，不配加入现代世界中。盖自产业革命厎结果，经济上已变成资本主义底社会；城市的发达，财富底集增，工商业底的兴盛和扩大，帝国主义之向外侵略，在在对于吾族文化底本身有绝大威胁，迥非宋、明时代所能比拟！所以从产业革命变成工业社会之后，已将从前家族分化，要想维持大家族制度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中国不想改成为现代国家则已，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则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已成过去，而家族伦理的儒化亦难复活。且就家族中心的社会底本身而论，其缺点亦甚多，最显著的，就是：一个人为家所累，不能把他的精力贡献于社会，因此埋没了许多天才。即有为国为民的举动，亦皆先以身家为重，须“行有余力”，乃能为及国群。等而下之，在反面又养成多数苟且依赖于家族亲故而生活的不健全分子，法律的不能严正，政治的不能廉明，强半乃因于此。中国往昔有赖家族的维系，然今后则必趋崩溃，而民族文化底重心，亦不再属儒家了。
三、全盘西化的不能
演变成新儒家既不可能，另有一部份人则主张全盘西化，并以西化即为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化或西化的特征，有个人资本主义、或共产社会主义的两种国家。但是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由历史的演进看来，已渐趋崩溃途径；而共产社会生义国家，犹未有建设成功的把握。西化本身既有缺点，且中国没有近代科学工业生产力做基础，贸贸然主张西化；就西化的分野上说，中国究竟要用何种西化──个人资本主义呢？还是共产社会主义呢？都是很难决定的。此说全盘西化的不可能，当然不像“与古为徒”的先生们，主张中国固有文化是如何的“万能”似的，而抹煞别个民族文化的优点；但是也不像中国现在有些为了国家衰弱，如因噎废食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对欧、美文化就盲目承受，而抹煞数千年先哲心力血汗所培积的文化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内在性，也都有他的历史地理因素，所以全盘西化是事实上做不到的。
四、确信业报到各自负责
演变成新儒家或全盘西化既均不能，我们便回溯到上面所讲佛教最要的业报一法。从业报所含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后受，不作不受”的最高原则：一、应用到政治方面，就可以养成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我们知道，中国到了现在，已处于存亡绝续之交！然这样空前的国难，一面固然是暴敌破坏非战公约，蔑视国际联盟，有意扰乱全世界的和平，对于中国侮辱所造成；可是从业报的道理看来，暴敌之所以敢打到我们领土来，何以不敢以对我之行动去对付英、美、法、德，我们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说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此意。这次执行神圣的民族抗战，我们必须全面持久以期于胜利，以保持国家之完全独立；可是从业报的道理看来，除了有健全的政治机构外，个人方面尤须深切反省，自力更生，养成为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惟有成为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才能除掉贪黩卑污依赖苟安的缺点，民族的意识才能强化起来！二、从业报的原理应用到学术方面，我觉得需要一种按照森严因果律的论理数理的训练，尽量发挥中国学术的优点，纠正补充其缺点，使中国学术永远存在，继续发展，只有改造，不会消灭，只有进步，不会衰退，必如是中国文化乃为活文化而非死文化，有世界性且有未来性。三、从业报底原理应用到宗教方面，觉得一神的宗教都不适合于现代思想，上帝的存在已被科学否定了；今后宗教、无疑地须具有理智的成分才能存在。佛教底教理，被世界学者公认为最富理智的产物，我们能从佛教业报的道理作为唯一的依归，则富于理智的专一信仰，也不难确立了。四、从业报的原理应用到道德的实践，则可贯通于功利、超功利之间，彻上彻下。中国传统的道德，重在动机不重结果。从前胶西王问于董仲舒曰：越王勾践用五大夫而霸中国，可谓仁乎？董子曰：仁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不许其仁。陈同甫日以王霸杂用、报仇雪耻为事，而朱晦庵说他日在利欲胶漆盆中。董、朱的意思，以为圣人之道，虽在患难困穷之中，要有覆天盖地、民胞物与的气概。我们祗要明明德以感化人群，不必分别人我，计较利害，而佛教的业报法则应用于道德，也可如此。确信业报善恶的行为，只问义不义，不问利不利，遇有颠沛患难之事，亦可逆来顺受，直下承当，不希望于将来，更不留恋于过去，只认定现实，把握现实，积极向是处善处前进；所谓“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均是此意。又以业报应用在道德底功利方面来说，有些好不好行为，可以得现前的果报；有些行为，虽然眼前得不到反应，但是只要你相信业报，不久的将来或后后的将来，仍然是要受报。以这样业报法成为正确的信仰，则但能行善行义必有充分的功利结果，可以使各人增加自己不少勇气，做到政治上、学术上、信仰上、道德上各各自负责任，以积极的提高个己，贡献人群，实行自利利他的弘愿。民族急需的一事，恐怕就在这一点吧！
四 结成
由佛教最要的业报一法，推论到中国急需重建民族文化重心的一事，在信业报以各自负责；其中间没有丝毫勉强粉饰的地方。这种认识，不消说在每一个佛教徒是很需要的；尤其是抗战建国最艰苦最吃紧的时期，这种从民族共业的善因培养，无疑的是抗战建国自力更生的基本工作。抗战建国的基础，在于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而信仰别业共业的业报，尤为精神力量之主干，由信仰业报做自力更生的哲学基础，才能不惮改过，不惮迁善，负起抗战建国使命。基于自作自受──别业──，共作共受──共业──的宇宙人生大法，积集无数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胜利，才能完成真正的最后胜利！
(虞愚记)(见海刊二十卷一期)
《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