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以一個民族生命的開展，依靠于某個民族文化的創造力，民族文化有了重心，民族生命就不致衰亂。中國自漢朝罷黜百家專崇儒術以來，周、孔的儒家文化，差不多成爲民族文化底重心；其他黃、老的道家文化，乃至墨、法、陰陽諸家文化，都附從在儒家文化的下面，或彙爲道教；到了東漢，佛教由印度輸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而入隋、唐，佛教遂成爲民間普遍的宗教信仰；然民族文化仍以儒家爲主體，潛彙的道教文化、及傳來的佛教文化，雖已盛行于當時農工商社會，成爲一種風尚，然社會上層的士大夫階級，固仍以儒教爲骨幹也。曆六朝入隋、唐後，遂有儒、釋、道叁教區分鼎立，而釋、道二教且有遷就儒家思想之趨勢。趙宋以後，中國整個的民族，乃成爲儒、道、佛叁種文化底內分泌所滲透的民族，即所謂儒家文化，亦早受道、釋底影響，其中內容已不盡是儒家的本真，一般讀書人或士大夫，因爲裝飾門面，仍認儒教爲中國正宗，斥釋、老爲異端，其實思想本身已含有釋、道的血分，所謂“理學”，就是外儒內釋或外儒內道底結晶品。清朝外族入治，仍依儒及釋、道爲文化重心，因爲不如此，即不能安定下去。明末張、李之亂，清季洪、楊之變，都是不曾把握得此一民族文化重心底關系，以致立不住腳。然自五囗通商以來，中國漸成爲與歐、美、亞各國間來往的一國，屢受屈辱以後，把從前那種鄙夷的看法，逐漸有羨慕模仿傾向。最初羨慕的在乎兵艦、槍炮，以爲這是列強惟一的強處；從中日戰爭失敗之後，更模仿法、政、農、工各方面；庚子之後，遂把中國本有政教底重心喪失殆盡了。辛亥革命以後，構成政權疊更，軍閥割據的局面。至民國七八年，發生新文化運動之思潮，同時更有俄國式之共産革命思想的流傳，社會現象皆陷入劇變狀態。經上述重重改革變動之後，從前儒教爲主的民族文化，已逐漸崩潰了！到了現在，急需再建一民族文化底重心。

　　二、演變成新儒家的不能

　　由各種新思潮與固有文化相摩擦，社會製度底改變，有識之士已逐漸注意到文化的重要，這是一種應有的趨勢。但是如何再建文化底重心呢？有人以爲自西漢以來，中國雖有黃、老的道家文化爲骨幹及墨、法諸家學說，然民族文化底重心，固早以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刪訂六經的儒家思想爲主；至東漢經魏、晉入南北朝、隋、唐、釋、道兩家有相當的發展，然維持政權民心的仍以儒家思想爲主。五代入宋，遂演成采取釋、道精華的新儒家宋明理學。所以有人以從前底結果，推論今後當仍由吸收西洋學術工業文明，以構成一新儒家，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這種推想，比較一般專主恢複固有文化的，確是高明很多。但是我們要知道，宋明理學構成的新儒家體系，所以能維持下去，還是因爲自漢以後中國社會仍以宗法的家族製度爲基本。社會既建築在大家族製度上面，儒家文化的特點，即在家族中心的倫理道德，當然與家族製度爲中心的社會能相調適。所以佛教輸入到唐、宋以後，僧尼寺院亦帶有儒化的大家族意味。然而現在的中國，已成爲與今歐、美等各國國際來往的一國，政治製度、教育製度乃至經濟製度，時時在劇變適應之中，現代國家是合全民族力量所成的戰鬥團體，中國如果不改變舊的形態，就不能具備現代國家的條件，不配加入現代世界中。蓋自産業革命厎結果，經濟上已變成資本主義底社會；城市的發達，財富底集增，工商業底的興盛和擴大，帝國主義之向外侵略，在在對于吾族文化底本身有絕大威脅，迥非宋、明時代所能比擬！所以從産業革命變成工業社會之後，已將從前家族分化，要想維持大家族製度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中國不想改成爲現代國家則已，要想成爲現代國家，則家族爲中心的社會已成過去，而家族倫理的儒化亦難複活。且就家族中心的社會底本身而論，其缺點亦甚多，最顯著的，就是：一個人爲家所累，不能把他的精力貢獻于社會，因此埋沒了許多天才。即有爲國爲民的舉動，亦皆先以身家爲重，須“行有余力”，乃能爲及國群。等而下之，在反面又養成多數苟且依賴于家族親故而生活的不健全分子，法律的不能嚴正，政治的不能廉明，強半乃因于此。中國往昔有賴家族的維系，然今後則必趨崩潰，而民族文化底重心，亦不再屬儒家了。

　　叁、全盤西化的不能

　　演變成新儒家既不可能，另有一部份人則主張全盤西化，並以西化即爲現代化。我們知道現代化或西化的特征，有個人資本主義、或共産社會主義的兩種國家。但是個人資本主義國家，由曆史的演進看來，已漸趨崩潰途徑；而共産社會生義國家，猶未有建設成功的把握。西化本身既有缺點，且中國沒有近代科學工業生産力做基礎，貿貿然主張西化；就西化的分野上說，中國究竟要用何種西化──個人資本主義呢？還是共産社會主義呢？都是很難決定的。此說全盤西化的不可能，當然不像“與古爲徒”的先生們，主張中國固有文化是如何的“萬能”似的，而抹煞別個民族文化的優點；但是也不像中國現在有些爲了國家衰弱，如因噎廢食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對歐、美文化就盲目承受，而抹煞數千年先哲心力血汗所培積的文化基礎。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內在性，也都有他的曆史地理因素，所以全盤西化是事實上做不到的。

　　四、確信業報到各自負責

　　演變成新儒家或全盤西化既均不能，我們便回溯到上面所講佛教最要的業報一法。從業報所含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後受，不作不受”的最高原則：一、應用到政治方面，就可以養成自立的個人與愛國的公民。我們知道，中國到了現在，已處于存亡絕續之交！然這樣空前的國難，一面固然是暴敵破壞非戰公約，蔑視國際聯盟，有意擾亂全世界的和平，對于中國侮辱所造成；可是從業報的道理看來，暴敵之所以敢打到我們領土來，何以不敢以對我之行動去對付英、美、法、德，我們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說道：“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就是此意。這次執行神聖的民族抗戰，我們必須全面持久以期于勝利，以保持國家之完全獨立；可是從業報的道理看來，除了有健全的政治機構外，個人方面尤須深切反省，自力更生，養成爲自立的個人與愛國的公民。惟有成爲自立的個人與愛國的公民，才能除掉貪黩卑汙依賴苟安的缺點，民族的意識才能強化起來！二、從業報的原理應用到學術方面，我覺得需要一種按照森嚴因果律的論理數理的訓練，盡量發揮中國學術的優點，糾正補充其缺點，使中國學術永遠存在，繼續發展，只有改造，不會消滅，只有進步，不會衰退，必如是中國文化乃爲活文化而非死文化，有世界性且有未來性。叁、從業報底原理應用到宗教方面，覺得一神的宗教都不適合于現代思想，上帝的存在已被科學否定了；今後宗教、無疑地須具有理智的成分才能存在。佛教底教理，被世界學者公認爲最富理智的産物，我們能從佛教業報的道理作爲唯一的依歸，則富于理智的專一信仰，也不難確立了。四、從業報的原理應用到道德的實踐，則可貫通于功利、超功利之間，徹上徹下。中國傳統的道德，重在動機不重結果。從前膠西王問于董仲舒曰：越王勾踐用五大夫而霸中國，可謂仁乎？董子曰：仁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不許其仁。陳同甫日以王霸雜用、報仇雪恥爲事，而朱晦庵說他日在利欲膠漆盆中。董、朱的意思，以爲聖人之道，雖在患難困窮之中，要有覆天蓋地、民胞物與的氣概。我們祗要明明德以感化人群，不必分別人我，計較利害，而佛教的業報法則應用于道德，也可如此。確信業報善惡的行爲，只問義不義，不問利不利，遇有顛沛患難之事，亦可逆來順受，直下承當，不希望于將來，更不留戀于過去，只認定現實，把握現實，積極向是處善處前進；所謂“衆生畏果、菩薩畏因”，“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均是此意。又以業報應用在道德底功利方面來說，有些好不好行爲，可以得現前的果報；有些行爲，雖然眼前得不到反應，但是只要你相信業報，不久的將來或後後的將來，仍然是要受報。以這樣業報法成爲正確的信仰，則但能行善行義必有充分的功利結果，可以使各人增加自己不少勇氣，做到政治上、學術上、信仰上、道德上各各自負責任，以積極的提高個己，貢獻人群，實行自利利他的弘願。民族急需的一事，恐怕就在這一點吧！

　　四　結成

　　由佛教最要的業報一法，推論到中國急需重建民族文化重心的一事，在信業報以各自負責；其中間沒有絲毫勉強粉飾的地方。這種認識，不消說在每一個佛教徒是很需要的；尤其是抗戰建國最艱苦最吃緊的時期，這種從民族共業的善因培養，無疑的是抗戰建國自力更生的基本工作。抗戰建國的基礎，在于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而信仰別業共業的業報，尤爲精神力量之主幹，由信仰業報做自力更生的哲學基礎，才能不憚改過，不憚遷善，負起抗戰建國使命。基于自作自受──別業──，共作共受──共業──的宇宙人生大法，積集無數的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勝利，才能完成真正的最後勝利！

　　(虞愚記)(見海刊二十卷一期)

《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事》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