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兜圈子，如果这错误的观念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善。我们知道，生命是无上宝贵的东西，然而生命的本源，科学却无法解释。如生物学分析到最后，对于生物的本源，只能得到一个抽象的概念。生命无穷，故每个生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同，而维持这宝贵生命的存在，就需要资料的充足。
更向上一点，我们的生活要好，但好的标准都由于各个人的主观不同。如穷人茅房也好，阔人则要大洋房才好。尽管他们的好有区别，但都由于他们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所谓判断力。因各人的主观不同，故他们的判断力也就有异，以主观的立场去衡量社会，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科学却无法改变。
再看──西洋的──宗教，是否可以改进社会呢？也不可能。西洋的宗教与中国的宗教，其内容根本不同。西洋的宗教，以为宇宙万有均由神所造，中世纪的几百年，就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基督教的初创，其目的本亦在为改进人类社会，但结果被人利用作为政治的工具，因此造成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自文艺复兴、科学发达以后，欧洲根本就没有几个真实信仰宗教的人。所以我说以宗教改进社会是不可能的。此外如回教、婆罗门教等，同为幼稚可笑！
科学、宗教既都不能改进社会，那末佛教呢？这我们可以从佛陀的本身来看。在佛世，当时的印度社会环境，的确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他考察生命的来源，看到社会上森严的阶级制度，他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考虑，得到了结论。他以为众生都是平等的，生命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因此推论到社会也应当平等无差别才是。所以、佛法是否可以改造现实社会，就看每个人的无差别的平等心理是否可以建立？如果建立得起来，就可以改造现实社会。佛法之所以能够救世，也就在这点。
印顺 大师提出的问题，刚才听了两居士所发表的意见，我也有一点感想。佛法一面是以有情(生命物)为中心、为出发点的，所以佛法的目的，在使有情认识痛苦而求解放，因此有佛陀的出现，佛法的流传。因为佛法的本旨如此，所以佛法完全是为要改善人生。有情痛苦的发生，不出三方面：一、是由于自己(身心之间)所引起的，二、是由于社会(自他之间)所发生的；三、是由于自然环境(我物之间)给予的。佛法的宗旨，是为了要解决这些痛苦。但我与自然之间，只要有方法，了解自然物质的原理，就可控制利用而摆脱之。人人可以实验，像科学所说的。可是人类社会的自他之间，就不会这样简单。在某种环境之下，同一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他赞成，你却不满意。过去可以安全，现在就不能控制。从前热烈的追求他，现在却厌恶他。社会现象所以不像自然科学的那样必然，就为了有人类的精神活动在，故仅只科学是不足以改进社会的。社会的改善，可从适合多数人的要求，用社会组织的共同力去改善他，政治、法律等，都是为了这一点的。说到身心间的问题，只要肯自我反省，就可以知道比社会纠纷更复杂，更不容易把握。个人的性格、兴趣、嗜好、思想，要加改善，是很不容易的。一切宗教、修养，特别是佛教，侧重在这一点。从广义说，要改善现实的人类社会，与这三种都有关，也可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宗教、佛法，都为了改善有情中心的人间。但如社会不良，没有合理的制度，那科学会变成贼害社会的东西。现代战争，不是受尽了科学的伤害吗！但这与科学本身无关。进一步，如人类私欲发展、人格堕落，那末任何社会制度，都难于改善社会！多少人假借民意，利用愚民！多少人利用政治、经济机构，来破坏社会的和平！所以这三者并重，而改善社会，应从根本的人格思想改善起，这是佛法的立场。而且、科学的进步，不一定是社会的合理与平安；社会的改善，不能担保你的身心安乐；佛法是从这究竟的观点出发的。
人类的社会组织的好坏，虽有各人的见解不同，但不是不能比较的。大概在国家强盛时，其政策就比较宽容，倾向大同；若受到压迫，在危亡之时，就要强调比较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社会的终极，当然是倾向大同。但真正的好坏，我认为应从人类的共同要求，而更当重视某一时空中的现实需要，从双方兼顾中去估量其价值。否则、任何制度都不能一定适合，这只是例子。
佛法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造，可以约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两方面来讲：声闻佛法与大乘佛法不同，它是超越的，不是正面的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它是以有生而到无生，超社会而得解脱。有人说：这是消极，但消极并不一定与世间无好处。如小乘圣者，它有伟大的精神修养，有高尚的人格，便可以影响社会。如中国的伯夷、叔齐，其精神感召后来的人也很多！然大乘佛法的思想，则完全不同，它以为生即无生，无生而不离生，故正面的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并不妨害自己的清净解脱，它要从世间的正业去体验而得解脱，这种解脱叫做不思议解脱，这在华严经里说得很多。故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于社会，并不一定要站在旁面；政治、经济等在吻合佛法的思想体系下，何尝不是佛法？因为它主张世间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不过、出家人倒不须要这样做。总之、佛法一是净化身心的声闻佛教，守住自己的岗位，不失自己的立场，从旁面去影响社会，不去从事正面的经济等活动，它深刻却不能广及。二、是以世间而达到清净解脱的大乘佛教，可以正面地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出家人应以声闻佛教为立脚点，而在家佛教徒则可本著大乘佛教的精神，正面的去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这政治、经济等就是佛法。
太虚 今天的座谈会，有三位发了言。第一是陈真如先生，他所讲的可分为两点：一、出家僧众以超俗的立场和人格的表现，从旁面的影响使社会改善。二、在家的佛教徒，虽亦正面地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对世间的责任尽职，而内面菩萨的大悲大智心，表现与一般人不同，无论从正面或旁面，皆可能使社会改进。
第二是潘怀素先生，他对社会的改造，说到有科学的、宗教的、佛法的。科学对于人类的历史差别性，无法解决；宗教又以神权思想来统治人类，以神为本，这只是人造的玄想，以之而改良社会是不可能的。最后谈到佛法，以佛法说众生无差别，人类的善的标准，应以大众的利益为对象，以生命无差别的理论，去观察众生，如幻如化，心性平等，故可以改进现实社会，同时认识生命的宝贵而应加以保护。但以什么方法去改进，潘先生没有说出来。
第三是印顺法师，它说佛法以有情为本，其利益的标准亦须以大众为对象，这颇与潘先生的意义接近。其所提出的方法，一是小乘佛法修养的精神，高尚的人格，从旁面去影响社会，使之改进，这与陈先生的意义接近。他又提出大乘菩萨的精神，如华严经中的无厌足王等，在表面上是罪恶的而其实它在改善世间，这是不可思议的大乘菩萨行，因为菩萨是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所以它说佛法更有直接改善世间的可能。
我以为出家制度是绝对必要的，但须把它整理好，使世人崇仰，再以方便为引导。同时、我觉得僧众的人数，宜精不宜多。
以众生心性平等的思想为出发点，使众生从根本的心理上改造起，因此菩萨愈多愈好，使每人都成为华严法界的善知识，人间也就成华藏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将佛法宣扬出去，使社会人士普遍地明了菩萨的伟大精神！(光宗记)林同济 (读记录后所提的意见)西方的冥契主义，分消极、积极两种，前者是自了汉，并不以改善社会为目的，如果社会人士受了他的慧光之感召而学为善为爱，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不是原定的目的。消极的冥契主义者，目的只有自进智慧之林，自得解脱之门。
积极的冥契主义者，是证到了“无上正觉”后，而感得这正觉中的重要成份，就包含著「爱”的精神，翼护一切的精神，于是本此精神而勇决地以先觉觉后觉，，结果便产生一种积极传教精神，设法使大家都来信其所信，都来接受他的宗教。传教的精神与自了汉的解脱有异，但也不离宗教信仰的本位，它道地是宗教家的一种分内事。
过此以往，则西方的冥契主义者，亦有不少直接参加社会、政治、军事的工作的，但这都是出于一时环境的“不得已”而仔肩“教外事”，不是以它为道地分内事的。
我以为三者可并行不背，佛教的未来，应当：一、由一种严格的佛教院，训练有极精选──人数不必多而亦不可多 ──的悲智大士，以为佛教会中的顶峰人才团。他们要以自觉自救为最尽先的目的，必如是，然后可以维持“质精”的标准，维持佛教徒的“高度”。
二、由这精练团中，按各人的志趣，而分出专门修行者、执行传教者两种人。三、在任何场合下，凡在教之正常或方便立场，认为“不容已”的社会、政治以至军事工作，似乎都应该振袂而起，来作短期或短期的担当，不宜拘拘于所谓自家的“岗位”。
究到底，宗教家固必须把他的经常工作，局限于狭义的宗教范围内。然广义说来，毕竟一切“人的事”都属宗教家“分内事”，关键在做事者与当事者的态度与立场必需是“宗教的”。而事之本身是否属于狭义的宗教性质，乃是次要问题。换句话说，我以为在非常场合下，宗教家可以──而亦应当──本宗教的立场，奋勇担任他所认为时势──环境──或义理上必须从权担当的“教外”性的事业，由一个经常的宗教家变为一个应权的政治家、社会工作家等……。
乞恕我一个门外汉的妄见！(见海刊二十五卷十一十二两期合刊)
《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