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兜圈子，如果這錯誤的觀念不改變，社會就無法改善。我們知道，生命是無上寶貴的東西，然而生命的本源，科學卻無法解釋。如生物學分析到最後，對于生物的本源，只能得到一個抽象的概念。生命無窮，故每個生命與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就不同，而維持這寶貴生命的存在，就需要資料的充足。
更向上一點，我們的生活要好，但好的標准都由于各個人的主觀不同。如窮人茅房也好，闊人則要大洋房才好。盡管他們的好有區別，但都由于他們自己的感覺。這種感覺，就是所謂判斷力。因各人的主觀不同，故他們的判斷力也就有異，以主觀的立場去衡量社會，這是錯誤的，但這種錯誤，科學卻無法改變。
再看──西洋的──宗教，是否可以改進社會呢？也不可能。西洋的宗教與中國的宗教，其內容根本不同。西洋的宗教，以爲宇宙萬有均由神所造，中世紀的幾百年，就在這種思想統治之下。基督教的初創，其目的本亦在爲改進人類社會，但結果被人利用作爲政治的工具，因此造成中世紀的黑暗時期。自文藝複興、科學發達以後，歐洲根本就沒有幾個真實信仰宗教的人。所以我說以宗教改進社會是不可能的。此外如回教、婆羅門教等，同爲幼稚可笑！
科學、宗教既都不能改進社會，那末佛教呢？這我們可以從佛陀的本身來看。在佛世，當時的印度社會環境，的確給他一個很大的刺激。他考察生命的來源，看到社會上森嚴的階級製度，他經過長期的思索和考慮，得到了結論。他以爲衆生都是平等的，生命的本質，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因此推論到社會也應當平等無差別才是。所以、佛法是否可以改造現實社會，就看每個人的無差別的平等心理是否可以建立？如果建立得起來，就可以改造現實社會。佛法之所以能夠救世，也就在這點。
印順 大師提出的問題，剛才聽了兩居士所發表的意見，我也有一點感想。佛法一面是以有情(生命物)爲中心、爲出發點的，所以佛法的目的，在使有情認識痛苦而求解放，因此有佛陀的出現，佛法的流傳。因爲佛法的本旨如此，所以佛法完全是爲要改善人生。有情痛苦的發生，不出叁方面：一、是由于自己(身心之間)所引起的，二、是由于社會(自他之間)所發生的；叁、是由于自然環境(我物之間)給予的。佛法的宗旨，是爲了要解決這些痛苦。但我與自然之間，只要有方法，了解自然物質的原理，就可控製利用而擺脫之。人人可以實驗，像科學所說的。可是人類社會的自他之間，就不會這樣簡單。在某種環境之下，同一的社會關系、社會機構，他贊成，你卻不滿意。過去可以安全，現在就不能控製。從前熱烈的追求他，現在卻厭惡他。社會現象所以不像自然科學的那樣必然，就爲了有人類的精神活動在，故僅只科學是不足以改進社會的。社會的改善，可從適合多數人的要求，用社會組織的共同力去改善他，政治、法律等，都是爲了這一點的。說到身心間的問題，只要肯自我反省，就可以知道比社會糾紛更複雜，更不容易把握。個人的性格、興趣、嗜好、思想，要加改善，是很不容易的。一切宗教、修養，特別是佛教，側重在這一點。從廣義說，要改善現實的人類社會，與這叁種都有關，也可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宗教、佛法，都爲了改善有情中心的人間。但如社會不良，沒有合理的製度，那科學會變成賊害社會的東西。現代戰爭，不是受盡了科學的傷害嗎！但這與科學本身無關。進一步，如人類私欲發展、人格墮落，那末任何社會製度，都難于改善社會！多少人假借民意，利用愚民！多少人利用政治、經濟機構，來破壞社會的和平！所以這叁者並重，而改善社會，應從根本的人格思想改善起，這是佛法的立場。而且、科學的進步，不一定是社會的合理與平安；社會的改善，不能擔保你的身心安樂；佛法是從這究竟的觀點出發的。
人類的社會組織的好壞，雖有各人的見解不同，但不是不能比較的。大概在國家強盛時，其政策就比較寬容，傾向大同；若受到壓迫，在危亡之時，就要強調比較狹隘的國家、民族主義。社會的終極，當然是傾向大同。但真正的好壞，我認爲應從人類的共同要求，而更當重視某一時空中的現實需要，從雙方兼顧中去估量其價值。否則、任何製度都不能一定適合，這只是例子。
佛法對于現實社會的改造，可以約聲聞佛教與大乘佛教兩方面來講：聲聞佛法與大乘佛法不同，它是超越的，不是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它是以有生而到無生，超社會而得解脫。有人說：這是消極，但消極並不一定與世間無好處。如小乘聖者，它有偉大的精神修養，有高尚的人格，便可以影響社會。如中國的伯夷、叔齊，其精神感召後來的人也很多！然大乘佛法的思想，則完全不同，它以爲生即無生，無生而不離生，故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並不妨害自己的清淨解脫，它要從世間的正業去體驗而得解脫，這種解脫叫做不思議解脫，這在華嚴經裏說得很多。故大乘佛教的思想對于社會，並不一定要站在旁面；政治、經濟等在吻合佛法的思想體系下，何嘗不是佛法？因爲它主張世間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不過、出家人倒不須要這樣做。總之、佛法一是淨化身心的聲聞佛教，守住自己的崗位，不失自己的立場，從旁面去影響社會，不去從事正面的經濟等活動，它深刻卻不能廣及。二、是以世間而達到清淨解脫的大乘佛教，可以正面地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出家人應以聲聞佛教爲立腳點，而在家佛教徒則可本著大乘佛教的精神，正面的去從事政治、經濟等活動，這政治、經濟等就是佛法。
太虛 今天的座談會，有叁位發了言。第一是陳真如先生，他所講的可分爲兩點：一、出家僧衆以超俗的立場和人格的表現，從旁面的影響使社會改善。二、在家的佛教徒，雖亦正面地從事政治、經濟等活動，對世間的責任盡職，而內面菩薩的大悲大智心，表現與一般人不同，無論從正面或旁面，皆可能使社會改進。
第二是潘懷素先生，他對社會的改造，說到有科學的、宗教的、佛法的。科學對于人類的曆史差別性，無法解決；宗教又以神權思想來統治人類，以神爲本，這只是人造的玄想，以之而改良社會是不可能的。最後談到佛法，以佛法說衆生無差別，人類的善的標准，應以大衆的利益爲對象，以生命無差別的理論，去觀察衆生，如幻如化，心性平等，故可以改進現實社會，同時認識生命的寶貴而應加以保護。但以什麼方法去改進，潘先生沒有說出來。
第叁是印順法師，它說佛法以有情爲本，其利益的標准亦須以大衆爲對象，這頗與潘先生的意義接近。其所提出的方法，一是小乘佛法修養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從旁面去影響社會，使之改進，這與陳先生的意義接近。他又提出大乘菩薩的精神，如華嚴經中的無厭足王等，在表面上是罪惡的而其實它在改善世間，這是不可思議的大乘菩薩行，因爲菩薩是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所以它說佛法更有直接改善世間的可能。
我以爲出家製度是絕對必要的，但須把它整理好，使世人崇仰，再以方便爲引導。同時、我覺得僧衆的人數，宜精不宜多。
以衆生心性平等的思想爲出發點，使衆生從根本的心理上改造起，因此菩薩愈多愈好，使每人都成爲華嚴法界的善知識，人間也就成華藏世界。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將佛法宣揚出去，使社會人士普遍地明了菩薩的偉大精神！(光宗記)林同濟 (讀記錄後所提的意見)西方的冥契主義，分消極、積極兩種，前者是自了漢，並不以改善社會爲目的，如果社會人士受了他的慧光之感召而學爲善爲愛，那就是意外的收獲，不是原定的目的。消極的冥契主義者，目的只有自進智慧之林，自得解脫之門。
積極的冥契主義者，是證到了“無上正覺”後，而感得這正覺中的重要成份，就包含著「愛”的精神，翼護一切的精神，于是本此精神而勇決地以先覺覺後覺，，結果便産生一種積極傳教精神，設法使大家都來信其所信，都來接受他的宗教。傳教的精神與自了漢的解脫有異，但也不離宗教信仰的本位，它道地是宗教家的一種分內事。
過此以往，則西方的冥契主義者，亦有不少直接參加社會、政治、軍事的工作的，但這都是出于一時環境的“不得已”而仔肩“教外事”，不是以它爲道地分內事的。
我以爲叁者可並行不背，佛教的未來，應當：一、由一種嚴格的佛教院，訓練有極精選──人數不必多而亦不可多 ──的悲智大士，以爲佛教會中的頂峰人才團。他們要以自覺自救爲最盡先的目的，必如是，然後可以維持“質精”的標准，維持佛教徒的“高度”。
二、由這精練團中，按各人的志趣，而分出專門修行者、執行傳教者兩種人。叁、在任何場合下，凡在教之正常或方便立場，認爲“不容已”的社會、政治以至軍事工作，似乎都應該振袂而起，來作短期或短期的擔當，不宜拘拘于所謂自家的“崗位”。
究到底，宗教家固必須把他的經常工作，局限于狹義的宗教範圍內。然廣義說來，畢竟一切“人的事”都屬宗教家“分內事”，關鍵在做事者與當事者的態度與立場必需是“宗教的”。而事之本身是否屬于狹義的宗教性質，乃是次要問題。換句話說，我以爲在非常場合下，宗教家可以──而亦應當──本宗教的立場，奮勇擔任他所認爲時勢──環境──或義理上必須從權擔當的“教外”性的事業，由一個經常的宗教家變爲一個應權的政治家、社會工作家等……。
乞恕我一個門外漢的妄見！(見海刊二十五卷十一十二兩期合刊)
《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