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学僧传·隋罗云传》)。唐百丈创制《清规》，不立佛殿，唯树法堂，则尤加重视。法堂之内应有佛像、法座、罘罳法被或板屏及钟鼓等。《释氏要览》下“佛堂置佛像”项下引《大法炬陀罗尼经》云：“法师说法时，有罗刹女常来惑乱。是故说法处常须置如来像，香花供养，勿令断绝。”法座亦称狮子座，于堂中设立高台，中置坐椅，名曲盝床(略称曲盝)。法座之后设罘罳法被(今多设板屏)，或挂狮子图以象征佛之说法。曲盝之前置讲台，供小佛坐像，下设香案，供置香花。两侧列置听席等。左钟右鼓，上堂说法时鸣之。
四、禅堂，古称僧堂或云堂，与佛殿、法堂同为禅宗丛林的主要堂宇，禅僧昼夜于此行道。百丈立制，裒所学众，无论多少高下，尽入僧堂之中，依夏次(受戒前后)安排。设长连床(今称广单)，施椸架以挂道具。堂中设一圆龛，正中安奉圣僧像。圣僧之像不定，或以憍陈如、宾头卢为圣僧，或以文殊师利及大迦叶为圣僧。《梵网经》法藏疏云：“闻西国诸小乘寺以宾头卢为上座，诸大乘寺以文殊师利为上座”，即其出处。古时僧堂本兼食堂(今禅林“放参”晚饭即就堂而食，犹其遗风)，多安宾头卢尊者于其中，此事亦始于晋时道安。道安常注经论，疑不合理，梦梵僧宾头卢劝其设食，愿为相助弘通。于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但先此只施空座，前置碗盏，不安圣像。至刘宋泰始末(４７１)，正胜寺僧法愿、正喜寺僧法镜等，始图其形(《寂照堂谷响集》第三)。唐大历四年(７６９)不空三藏奏请令天下寺院食堂中，于宾头卢之上，特置文殊师利形像以为上座(不
空《表制集》卷二)。故唐时食堂即僧堂是安文殊师利和宾头卢为圣僧的。后世于禅堂外另设斋堂(食堂)，而圣僧仍留于禅堂，或禅堂改设毗卢佛像，将宾头卢设于斋堂，并设香灯以奉香火。明徐一夔《灵谷寺碑》：“以禅与食，不可混于一也，故食堂附于库院”(《金陵梵刹志》卷三)。于是食堂在东，禅堂在西，遂为丛林定式。
五、毗卢阁，这是明代佛寺常建的殿堂。其上下层像设略有不同。明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阁成，上供法、报、化三佛及设万佛之像。左右庋以大藏，诸经法匦。后建观音大士，示十普门。下奉毗卢遮那如来，中坐千叶摩尼宝莲花座，一一叶上有一如来，周匝围华。旁列十八应真罗汉，二十威德诸天。珠缨宝幢，幡盖帷帐，香灯瓜花之供，靡不毕备”(《金陵梵刹志》卷十六)。由于阁上设有万佛之像及庋置大藏，亦被称为万佛楼及藏经阁。
六、转轮藏殿(略称轮藏殿)，创始于梁代傅翕(善慧大士)。《释门正统》卷三《塔庙志》说：“诸方梵刹立藏殿者，初梁朝善慧大士傅翕愍诸世人，虽于佛道颇知信向，然于赎命法宝，或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阅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与看读同功。……诸处俱奉大士宝像于藏殿前，首顶道冠，肩披释服，足蹑儒履，谓之和会三家。又列八大神将，运转其轮，谓天龙八部。”唐时轮藏的构造，于轮藏上又安佛龛彩画悬镜，并环藏敷座，形制更为精美。白居易《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经藏石记》：“堂之中，上盖下藏。盖之间：轮九层，佛千龛，彩画金碧以为饰。环盖悬镜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门，丹漆铜锴以为固。环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柅。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
七、伽蓝殿，八、祖师堂。常分建于佛殿或法堂两侧。伽蓝殿供守护伽蓝土地之神像，古时又称土地堂，位于佛殿之东。据《七佛经》卷四云：护伽蓝神有美音、梵音、天鼓等十八神。今一般多供最初施造祇园精舍的给孤独长者、只陀太子及其父波斯匿王三像。祖师堂位于佛殿之西，多奉达摩或当寺开山祖师。宋白云守端说：“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百丈怀海)力也。祖堂当设达摩初祖之像于其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像东向，得其宜也。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略其祖宗耳”(《林间录》卷二)。但今一般佛寺祖堂，以达摩、慧能为禅道之祖，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多塑达摩(中)、慧能或马祖(左)、百丈(右)三像并坐。
九、浴室，安置跋陀婆罗(善守)之像，盖本《楞严经》水因圆通之说。《首楞严经》卷五：“跋陀婆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今佛寺浴室，又名“宣明”，即依此说。又据《罗汉图赞集》所引清乾隆考证，此跋陀婆即《法住记》十六罗汉中之第六跋陀罗云。
十、香积厨，安置菩萨像，传为洪山大圣，乃为佛寺监护僧食者。自元代以后，则多奉大乘紧那罗王菩萨之像。相传元末，红巾首领率众至少林寺，众僧惶惧欲散。忽一火头老僧自庖中出曰：汝等勿忧，老僧一棒驱之。众笑其妄。老僧运三尺棍，径入红巾队中，遭者辟易，遂散去。世传乃紧那罗王显化。后天下佛寺斋厨多塑画其像，祈其监护；今少林寺之紧那罗王殿即其遗迹(《少林寺志》)。
寺院殿堂布置除佛像之外，还有比较固定的各种庄严和供具。主要的庄严为宝盖、幢、幡、欢门等。《洛阳伽蓝记》记建中寺的佛殿讲堂，有“金华宝盖，遍满其中”的记载，可知中国佛殿之庄严，由来已久。
宝盖，又称天盖。本尊佛像有宝盖，经称华盖。佛行即行，佛住即住。今有以木材、金属或丝织之类，制成华盖之形，垂于佛像之上；也有不用此盖的。
幢，又称宝幢，为佛、菩萨的庄严标帜。一般以绢、布等制成。幢身周围，置八个或十个间隔，下附四个垂帛，或绣佛像，或加彩画。《观无量寿经》有：于其台上，自然有四柱宝幢，故今每一佛前多置四幢，或绕宝盖而悬。
幡，又称胜幡，也是象征佛的庄严。凡结坛场，必以幡严饰，布列四周，所谓“幡坛不相离”。幡有多种颜色和制法，以平绢制者曰平幡，束丝制者为丝幡，以金属玉石联结制者曰玉幡。凡造幡之法，不得安佛、菩萨像，但得书写经文。今多书佛号或经偈，悬于佛前。
欢门，是悬于佛前的大缦帐，其上以彩丝绣成飞天、莲花、瑞兽、珍禽之属。两侧垂幡，称为幡门。门前悬供佛琉璃灯一盏。
殿堂供具多少，视堂构的大小及法事所需而定。《陀罗尼集经》云：当设二十一种供奉之具，若不能供二十一种，五种亦得。一者香水，二者杂花，三者烧香，四者饮食，五者燃灯。今佛前所设香炉、花瓶、烛台，所谓“三具足”，即由此简化而来。小烛台之外，又有长檠，高五尺至八尺，上安木盏，以燃蜡烛。檠身多施雕刻彩画，今禅林佛殿、法堂佛前多用之。
又佛像前设有香几供台(大桌)，其形或长或方不一。长的香几，以安置三具足之属，而供台则以奉五供(即涂香、花鬘、烧香、饮食、灯明)之用，以丝绣桌围围其四面。供台之前，置香几，几上放小香盘。香盘以紫檀木为之，上置一香炉二香鬘盒，分盛檀香、末香。盘前挂一红幛，绣莲花瑞禽之属。凡住持尊宿入殿诵经及上堂说法，多由侍者端香盘先导，至佛前置于香几，尊宿即就其前礼佛拈香。
(林子青)
三 传戒
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开戒或放戒。就求戒的人说是受戒、纳戒或进戒。佛教大、小乘的戒法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和菩萨戒五种。比丘、比丘尼戒，必须具足一切条件——即一定僧数(中国十人、边地五人)、一定范围(结界立标)、一定程式(白四羯磨，即会议式)，才能授受，故称为受具足戒，略称受具。
佛教初入中国时，并无传戒仪式。据佛教史籍记载，当时度人出家，只为剃发披服缦条，即无条相袈裟(见《释氏要览》上)，以不满五人，不能受具。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到了曹魏嘉平二年(２５０)时，昙摩(柯)迦罗(《高僧传》卷一译云法时)来到洛阳，见众僧未秉戒法，乃就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戒本)以备用。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这是中国依律传戒之始。魏正元中(２５４—２５５)安息国沙门昙帝在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才具备羯磨仪式。中国僧徒之受具足戒，一般传说以朱士行为首(《僧史略》上)，或即在此时。
东晋时(３１７—４２０)，出家僧尼渐多，道安始提倡严肃戒律。他以为佛法东流未久，译人对于受戒之法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自以为是，至佛图澄乃多所改正(见道安《比丘大戒序》)。道安时值丧乱，转徙四方，常率弟子数百人，往来襄阳长安等地。他所制定的僧尼轨范，有布萨(说戒)、悔过等法，可见其重视戒律弘传之一斑。
中国尼众之受具足戒实始晋代。晋穆帝升平元年(３５７)，僧建请昙摩竭多于洛阳，依《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建立戒坛传戒。当时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昙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结坛，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四人同于此坛从大僧受具足戒，这是中国尼众受戒之始，称为船上受戒(宝唱《比丘尼传》卷一)。
其后刘宋元嘉六年(４２９)，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八人至宋京(今南京)。当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戒品不全；适罽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于南林寺建立戒坛，因请求重受。求那跋摩引证佛姨母波阇波提最初为尼因缘，谓戒本本从大僧而发，虽无僧尼二众，无妨比丘尼的得戒。又以当时狮子国八尼年腊未登，不满十人，且令学宋语；求那跋摩另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４３３)复载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而先来诸尼已通达宋语；但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恰巧同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慧果尼等始在二众俱备的形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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