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使我们的心灵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一方面使我们的认识从困惑中解脱出来。当我们从烦恼和困惑中解脱之后，就不会再被迷情所转。

　　闻道： *轮功的取缔，使某些人对宗教也心存畏惧。那么，邪教与宗教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

　　济群： 什么是邪教呢？一般而言，其教主多是因极度狂妄而自视为救世主，也有出于个人私欲而创教。在手段上，他们或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欺骗大众；或是以一些特异功能招徕信徒；乃至以危言扰乱视听，如宣扬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等等，使人们因恐惧而依附其门下。总之，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真正的慈悲济世。

　　 我们应当认识到，邪教和宗教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邪教往往会依附于某种传统宗教。比如*轮功依附佛教，而西方许多邪教则依附基督教、天主教。邪教所宣传的世界末日、上升天堂，以及教主对自己的神化，其内容往往来自于传统宗教，以增加其邪说的可信度。当然，他们会将剽窃的内容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再加工。所以，即使邪教中也经常出现的劝人行善，也都是变了味的，只是蛊惑人心的伎俩。所以说，邪教是长在宗教身上的一颗毒瘤。

　　觉照： 信仰邪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济群：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通过一些事实更容易说明。在《世界邪教大观》的网页上，转载了《环球时报》这样一段内容：

　　 1978年11月18日，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914名教徒在圭亚那集体服毒自杀，前往谈判并劝说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赖恩及其随行人员也一同被杀。

　　 1993年4月19日，“大卫教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韦科市以东卡梅尔庄园被联邦调查局出动的军警包围51天。庄园被攻陷后，庄园内的80多名邪教成员与教主大卫·考雷什一起集体自焚，葬身火海。

　　 1994年和1995年，邪教组织“太阳圣殿教”先后在瑞士、加拿大、法国制造了多起集体自杀事件。

　　 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事件，导致12人死亡，5500人受伤。

　　 1997年3月2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一个邪教组织“天堂之门”教派，包括教主在内的39人集体自杀。

　　 2000年3月17日，乌干达邪教组织“恢复上帝十戒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教徒集体自焚事件，530多名教徒在乌干达西南部的卡农古教堂里被集体烧死。随后，警方又发现多处被害教徒的坟墓，被害教徒总数达上千人。

　　闻道： 如何才能避免邪信呢？

　　济群： 当我们接触一种宗教时，不要一味盲从，而要认真地观察和思考：其教主是否具有大慈大悲的济世情怀，具有值得仰赖的高尚道德；其教义是否符合真理，是否能使我们的人格得到升华并最终走向解脱。当我们选择一种宗教时，更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否则很容易会因此误入歧途，因为邪教往往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吸引信徒并对其进行控制。当我们确定自己的信仰时，还要看它是否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事实证明，传统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无论对社会还是人类自身都是有益的。

　　信仰与理性、科学

　　觉照： 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信徒虽然不了解多少教理，却非常虔诚；而一些信徒虽然掌握了很多教理，反而没有那么虔诚。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济群： 信仰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如果内心对宗教有强烈需求，具备了足够的虔诚，自然容易身体力行地实践。一旦由实践得到切身的宗教体验，这种信仰就会比较坚固。但佛教信仰还是以理性为基础，如果缺乏这一基础，又缺乏宗教实证，即使初发心非常猛利，也很难一如既往地保持当初的虔诚。

　　 至于掌握教理后能否得益，关键是看学佛的发心。如果仅仅将佛学当作学术来研究，不和自己的人生发生关系，不将佛法切实运用到生活，是得不到佛法真实受益的。即使教理研究得再好，也难以生起虔诚的信心。

　　云海： 有些人认为信仰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有些人则认为必须首先做到“无条件的信”，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济群： 说到宗教，必然涉及到信仰。基督教有“因信称义”、“信者得度”之说，显示了信的绝对作用，这就是典型的“无条件的信”。因为许多宗教经验是超越理性层面的，所以，它们往往对理性进行排斥。

　　 但佛教认为，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正是因为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那么，提倡理性的佛教又是如何看待信的作用呢？《大智度论》告诉我们：“佛法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要进入佛法大海，首先必须有信，但要从佛法中得到利益，则必须依靠智慧(理性)。佛法修学包括“信、解、行、证”四个次第，也是以“信”作为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再辅以“解”和“行”，最后才能达到“证”的目的。只有对佛法生起信仰，然后才会去认识和理解，才有能力去行持和实践。反过来，对佛法有了深刻理解和切身实践之后，才能使信仰得到进一步深化。

　　 关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印顺法师将其概括为：“佛法依正见而建立正信。”如果没有正见为基础，信仰很可能落入迷信乃至邪信中。佛教中还有一句话是：“有信无智(理性)长愚痴，有智(理性)无信增我慢。”辩证地指出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佛法是非常重视理性的，当然这是指正确而健康的理性。佛法修行以八正道为纲领，其中又以正见和正思维为要，也就是说，正确的认识和思考是修学佛法的必要保障。有了理性的指导，才能引发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的修行。

　　云海： 在网上经常看到佛教徒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一些佛教徒常在言语之间将科学工作者归于“八难”中的“邪见众”，引起了科学工作者们的强烈反感，并多次指出许多攻击科学的佛教徒实际上不懂科学。

　　济群： 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本身说不上“正见”或“邪见”，关键在于指导科学研究的“见”是否正确。教界人士对科学工作者的责难，主要是和唯物论的知见有关。就科学研究本身来说，如果不执著唯物论为基本出发点，而是本着求真的精神对未知世界进行客观探索，那么双方应该还是很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追求真理，也包括科学研究。如果一概加以否定，是坏人善根。即使对于知见不正的人，也应善意引导。

　　 这一现象，还使我联想到另一种极端。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将科学等同于真理，而视宗教为迷信，试图以科学代替宗教。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极为片面的。宗教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解决人生存在中的不同问题。科学是帮助我们认识物质世界，改善生存环境；而宗教则是建立社会道德，解决生死归宿，两者无法相互取代。所以，牛顿、爱因斯坦等许多著名科学家也都有宗教信仰。

　　觉照： 有了宗教信仰之后，还能客观地从事学术研究吗？

　　济群： 许多研究宗教的学者都标榜自己没有信仰，也常听到一些学者说，虽然我不反对学生有宗教信仰，但我不希望他们在研究中介入信仰成分。这似乎都在表明，一旦拥有信仰，就会使学术研究失去客观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应该和历史上某些宗教对理性的压制有关。

　　 但佛教信仰和理性并不冲突。从佛法的角度来看，理性正是人类通达真理、成就解脱的基础。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理性往往是以个人的经验、知识及好恶为基础，这就使它很难摆脱自身的局限。所以，学术界在很多问题上都莫衷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我认为，从事佛教的学术研究，只有以信仰为基础，才能更客观地认识佛教。如果不真正走入佛教，怎么可能透彻地认识佛教呢？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在某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研究佛教，其客观程度如何可想而知。何况，能够通过书本和知识所传达的佛教内涵很有限，如果没有修证体验，几乎不可能如实、客观、深入地了解佛教。

　　 《瑜伽师地论》曾说到四种真实：世间极成真实、道理极成真实、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学术研究只能达到道理真实的层面，而圣贤们成就的是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这是没有宗教实践的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境界。

　　云海： 一般的宗教和科学一样，都是带有某些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形而上学基本假设的，如果带着某个基本假设来解释另一个基本假设，两个基本假设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是很大的。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而佛教本来就不带这种预设的形而上学假设，其基本的原则就是“如实知见”，因此信仰佛教是不会对科学研究产生障碍的。　

　　宗教与社会进步

　　云海： 有些学者认为，非竞争性的佛教信仰是中华民族近500年间不能自立于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而其它佛教国家，如缅、泰、老、柬及斯里兰卡等皆属于不发达国家，中南半岛文明发祥地的柬埔寨更是如此。现代社会是强者生存、崇尚竞争的社会。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要将佛教等“东郭先生”式的“软骨头”思想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中清除出去。

　　愿斋：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基本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数度辉煌立下汗马功劳，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尚能如此，那么在高度文明的今天更应能发挥作用。事实证明，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等地，还有千百万海外华人，都为世界创造了繁荣。中国近代以来的衰弱，或许正和蔑视本民族优秀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提倡连西方都不以为然的“达尔文主义”有关。有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就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进化论对于动物界是适用的，但对于人类来说，近现代社会发生的腥风血雨，便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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